早在宋元时期，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这一局面随着明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了。朱元璋称帝不久的洪武四年（1372年）已下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年之后，明太祖再次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并亲令将贸易大港明州改为宁波，冀望海疆能够海定波宁。非但朱元璋在世时三令五申海禁之令，曾经大规模派遣郑和统帅船队进行史无前例远洋航行的明成祖，打着维护祖制幌子从建文帝手中抢来皇位后就立即在《即位诏》中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朱元璋
于是，“海禁”政策作为历代明朝皇帝不敢轻易的“祖宗旧制”，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大明律》明文规定， “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主犯比照“谋叛”斩首！严刑峻法无法掩盖帝王色厉内荏的内心，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对于陌生的海洋，出身淮泗农家的皇帝只感到恐惧。朱元璋自承，“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结果，“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
但紫禁城的主人计不及此。在西方官民协力的大航海时代，大明朝廷却在费尽心机来阻止东南沿海民间贸易向外发展，而民间贸易势力为争得海外贸易的权益，亦不得不首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反抗海禁政策的斗争。嘉靖年间，海禁之令变本加厉。1547年，巡按浙江御史裴绅（山西人）上奏严禁出海捕鱼打柴，甚至毫无人性地声称“人民虽失山泽之利，地方实免杀戮之苦”。而兵部竟允行此议，无异于朝廷已视东南子民为草芥。随着两者对立的陡然激化，一场震动海疆的“倭乱”便接踵而至了。
倭寇
所谓“嘉靖倭乱”，是指从嘉靖三十一年到四十三年（1552-1564年）间，在东南沿海的数省发生的大规模的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数千里间受其茶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庐舍以数万计，所杀将、吏、民以数千计，所陷城邑、卫所、乡镇以数十百计”。更有甚者，明廷从四境调来的御倭兵卒纪律居然比倭寇还差，以至有“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的说法。广大民众可谓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虽云“倭”乱，但时人已觉察到这一时期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海商（海盗）。南京御史屠仲律（嘉兴人）就直言，“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虽既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唐枢（湖州人）也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东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破产农民迫于衣食只能下海“通番”。既有“海禁”，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违禁经营海外贸易的商民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沦为海盗（“寇”）。嘉靖年间厉行海禁结果是禁之愈严，盗起愈烈，“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海禁与“倭患”竟成恶性循环，实在是高压政策下的时代悲剧。
1565年后，明朝政府虽以巨大的人力财力为代价用武力平定“倭乱”，不少有识之士已发现这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正是海禁种下的恶果，徐光启（上海人）就感叹“譬如积水于此，不得不通”。海禁政策严重违背了濒海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致使“海滨人人皆贼”，更令统治者有诛不胜诛之感。曾指挥平“倭”战争的胡宗宪悲叹：“迩年苏（州府）、松（江府）、两浙连遭倭患，旧贼未及除，而新贼继至。协从未及招，而附者日踵。”“”
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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