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山解说《雍正王朝》第37期）
康熙之所以赦免张五哥替人顶死扰乱司法公正的罪，并且出人意料得加恩提拔他当自己的贴身大内侍卫，依竹山的分析，应当有两个原因。
而这两个原因，又与康熙集于一身的双重身份有关。
康熙的身份，一来是大清王朝的皇帝，二来他又是诸位皇子阿哥，甚至满朝文武的“父亲”。
皇子阿哥与康熙是血缘亲属，理所当然是直接的父子关系；而康熙与朝廷百官也时常“君父、君父”得称呼，说到底也离不开一层虚构的“父子关系”。
古代封建王朝以忠孝仁义作为对百姓的价值导向，特别强调一个人在家应对父母尽孝，入仕在朝要对君主尽忠，认为能对父母孝顺的孩子，入朝为官后对皇帝也应当会尽到为人臣子的忠义本分。
张五哥替奸杀寡妇的任季安顶罪替死，其一是刘八女的父亲刘老太爷对张五哥的爹张老汉有恩，张五哥听从父命才应下这桩事；其二，当得知自己中了刘八女、任季安的圈套，要被假戏真做推上菜市口砍头时，依着张五哥的脾气性情自然是不甘心冤枉等死的，只不过刘八女他们拿张老汉做威胁，讲什么张老汉鼓动儿子替死囚顶死也是有罪，要被朝廷流放三千里，张五哥这才没有翻供。
这两点理由的共同之处，便是透着张五哥替父亲张老汉考虑的立场，这是什么？这就是“孝”！
于是张五哥就顶着孝顺的光环进入了康熙、胤禛、胤祥等人的眼帘。
康熙在对待张五哥一案上所释放的态度，实则是要维护封建制度体系倡导的纲常伦理。通过立下张五哥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孝顺标杆，来告诉朝廷百官你们要始终秉持忠孝的本分。
康熙晚年时的朝局，几乎人人都在扒拉着自己的切身利益捞好处。比如通过清理国库欠款，就暴露出朝廷官员十之八九死命贪污揩油的现实场景。而后的《百官行述》事件，更是将官场腐败、结党营私的情形掀了个底朝天。
面对此情此情，就连康熙都有些感叹无可奈何，时常透露出些许消极、勉强支持的情绪：
“...这一向朕总在想，我大清这么多的官员，其中还有我自己的儿子，怎么就把这个国家当成是朕一个人的国家呢？这棵大树朕是主干，你们都是枝叶呀！而国库呢？不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嘛”
“...他（任伯安）建了私档，大家怕他揭短坏了前程，说你们什么呢？说了几十年，有什么用？如果大家能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以忠心侍主，无隐瞒、无私弊，那姓任的有什么好记的呢？”
只不过康熙时不时苦口婆心的耳提面命，以及提拔、树立张五哥当标杆的利益导向举动，都难以成为挽回朝廷百官奉公守法良心的“大清药丸”。这一点也在为雍正朝整顿吏治的制度建设，埋下了深厚的背景铺垫。
康熙当然也知道自己光靠嘴巴讲讲、开会上上思想政治课，是没有什么具体效果的。所以才会在传位给胤禛时，形容交给胤禛的是一副“千钧重担”。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康熙立张五哥当典型以激励朝廷官员的举措，其实际效果是收效甚微的。
然而康熙加恩张五哥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又达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第二个目的，康熙应当是做给诸位皇子阿哥们看的。
康熙与皇子之间的关系，既是君臣也是父子。在接受儿子们磕头请安跪拜的同时，康熙也常常显露出对父慈子孝天伦亲情的深切渴望。
其中有一次，康熙就抬出张五哥来反衬、告诫跪在地上的一大堆儿子。
那是康熙带着皇子阿哥们到避暑山庄围猎，并会晤蒙古王公以及朝鲜、日本等国使臣。不成想陡然间发生了“太子手书调兵逼宫事件”，其余的皇子阿哥们见太子将要被废，立马演变成了一场为争夺储位而展开的争吵，气得康熙当场直跺脚：
“住口！都给我住口！张五哥，你是个孝子，你看见过儿子们是这样气父亲的吗？”
言下之意是你们这帮兔崽子不孝啊！
康熙当时正处60多岁的高龄，十分担心儿子们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出现骨肉相残、父子为仇的残酷局面，因而对于儿子们互相攻讦的苗头极为警觉。
这一方面，或许康熙的这些个儿子忙着争权夺位，都没能理会进去他们皇阿玛用意当中的殷切期待。但有一个儿子，不管有意无意都是做到康熙心坎里去了的，那就是十三阿哥胤祥。
在康熙看来，胤祥的脾气虽然有些急躁不顾后果，但这个儿子的心地是光明的，而且有情有义，做事情但凭天地良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比如这一次“太子手书事件”，胤祥就前前后后陪着太子，也没有趋红踩黑、落井下石，尽到了一个做弟弟、做臣子的责任。
康熙虽然因为胤祥的一句“无情最是帝王家”的浑话关了他，却特意关照图里琛给他屋里送去了炭火给他御寒，等于是在行动上表达了对胤祥这个儿子的认可和疼爱。
只不过太和殿的那把龙椅实在太过诱人了！在九子夺嫡的大背景下，绝大部分皇子阿哥都很现实得选择了利益争夺，也真应了胤祥的那句“无情最是帝王家”。
或许如张五哥那样的孝子之心，也只有在去除了政治利益斗争的平凡百姓家庭，才会有真挚、难得可贵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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