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背叛雍正、参与“八王议政”逼宫的举动，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只不过是一场成王败寇的失败政变罢了。
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初隆科多扶保四阿哥胤禛，往小了说是为延续佟氏家族的长盛不衰，往大了讲是要确保以佟氏家族为代表的传统旗人贵族势力，在满清政权中的政治、经济特权。
可是雍正继位后，推行的火耗归公、旗人耕种、官绅一体纳粮等一系列新政措施，几乎条条都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旗人贵族的经济“奶酪”。
另外在政治上，雍正任用年羹尧、李卫、田文镜等亲信故旧，还积极得通过科举渠道选拔王文昭、刘墨林等人才填充官场，对昔日举足轻重的旗人贵族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权力稀释。
因而，隆科多对雍正的背叛，实质上可以解读为旗人贵族集团为保有昔日的政治经济特权，与胤禩、旗主王爷、弘时等势力结为政治盟友，再利用上清流党“非暴力不合作”式的集体沉默，针对雍正推广一系列新政举措而展开的激烈反扑。
谈到以上的结论，竹山要回顾一下康熙晚年的政治生态格局。当时瓜分朝廷国家权力的参与者，笼统起来主要有这么几股大的势力：
以太子胤礽、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禩为代表的皇子阿哥；
以任伯安、刘八女为代表的士绅群体；
以魏东亭、隆科多为代表的功臣勋旧；
以佟国维、马齐为代表的八旗亲贵；
以张廷玉为代表的汉族重臣；
还有尚未浮出水面的清流集团。
这些不同阵营的势力之间，又互相交集、盘根错节，造成了康熙晚年朝政日益复杂的局面，稍一涉及某个群体的既得利益，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呈现一团乱麻的政潮乱局。
此情此景，即便康熙有心做出一些调整，但具体落实到清查国库欠款、清理刑部冤狱等事务上时，往往又要横生枝节遭遇集团性的阻力，只能采取和稀泥维持着朝廷表明上的安稳。
不过话说回来，出现这样的混乱局面，也不能完全怪康熙。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情。
康熙继位当年，南明的永历政权刚刚覆灭。然而盘踞南方的三藩势力、孤悬海外的台湾郑氏、来自西北的准格尔汗国，以及西伯利亚方向上的沙俄老毛子，都是威胁满清这个初建政权生存的巨大外部隐患。
攘外必先安内。康熙年间的执政特点，自然而然得倾向于了出让政治、经济等实际利益，用以团结、拉拢各方势力一致对外。
可以这么说，清朝放权的“红利期”，在康熙晚年已经接近尾声。剩下清廷中央集权的“改革期”，大多是像年羹尧、八爷党、清流势力一样难啃的骨头。
康熙的眼光很准，选择了胤禛这样一个铁面无情、手段强硬的继位人，来推行下一阶段中央集权的改革。只不过雍正要干的都是得罪人的活，所以注定要遭受来自于方方面面对新政推行不满之人的非议、诽谤。
发发牢骚的非议、诽谤，还不是什么大问题。更要命的是那些手握实权，又有经济实力的反对派，比如胤禩、隆科多、旗主王爷等人勾结在一起谋划发动推翻雍正的政变，八王议政便是他们给雍正上的一道“硬菜”。
这当中有关隆科多对雍正的背叛动机，上文中竹山已经做了宏观的解析。下面，竹山将从微观的几个细节，来发掘隆科多与雍正是如何积累的矛盾，到最后形成完全的政治对立。
隆科多是康熙在亲征西北期间看中的人才，经过多年的考验，终于放下心来将他安排在了九门提督的重要位置上。
康熙驾崩后，隆科多作为康熙留给雍正的政治遗产，与张廷玉、马齐、廉亲王胤禩、怡亲王胤祥一道构成了雍正的御用行政班子。
混迹官场多年的隆科多，起初十分识趣得处处迎合雍正的心思。比如当雍正提出要清查各省藩库亏空的想法时，隆科多立马站出来推荐了诺敏，第一时间表达了与雍正高度一致的政治立场。
只不过诺敏贪功冒进，继而曝出了挪借山西晋商银子充当藩库存银的丑闻。隆科多这个举荐人，自然要在雍正跟前抬不起头来。
诺敏一事的余波未平，隆科多的宝贝儿子又给他老子惹下了大祸。
这个隆大公子为了跟刘墨林争风吃醋，出面实名举报刘墨林逛窑子嫖妓，一来二去闹得连雍正都知道了这事，吓得隆科多赶忙跑到宫中请罪，跪到双腿发麻几乎站不起来，也没等来雍正的召见。
隆科多是比较低调、遮掩的，可架不住儿子在外头胡吃海喝、挥金如土，这些钱哪来的？还不是他老子隆科多给的。这不等于是暴露了他老子隆科多是个贪官吗？而雍正整顿吏治的其中一项，就是整肃贪官。
更让隆科多心存危机感的是年羹尧的遭遇。
当年雍正之所以能够压倒八阿哥胤禩成功继位，在内靠隆科多、十三阿哥胤祥控制京城内外兵权，在外倚仗的就是陕甘总督年羹尧控遏十四阿哥胤禵在西北的二十几万军马。而且年羹尧还有平定阿拉布坦、罗布藏丹增联合叛乱的战功。
可是年羹尧后来的遭遇呢？还不是被一贬再贬，最后三尺白绫挂在了城门洞里。
这当中固然有年羹尧嚣张跋扈的因素，但雍正对功臣狠心赐死的举动，对隆科多来说必然也是多有触动，十分得没有安全感。
事情一件件累积下来，让隆科多越发觉得当初保护雍正继位是“扶错了人”，因而选择以扶植弘时登上皇位为条件，参与了胤禩策划的八王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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