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不管是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區，對於任何一個政權而言，有一個難題始終困擾著當權者，就是怎麼對分散的組織實施控制，換句話說就是怎麼加強組織向心力。只要控制手段一弱，就勢必引起軍閥紛爭，甚至國家分裂，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不知道發生過多少回，而加強地方的控制本身又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那怎麼辦呢？縱觀歷史，有借鑑價值的成功做法有兩個：
第一個是用手段來強行“拉”住地方組織。就是通過一套複雜的官僚體系來實施控制，比如古代中國。
第二個做法比較柔和，就是用一些東西來吸引他們自己投靠。舉個例子，法國的路易十四就是讓貴族離開自己的故鄉，集中到凡爾賽。那貴族們憑什麼就聽你的自己跑到凡爾賽受你看管呢？路易十四就在凡爾賽搞各種時尚舞會、晚宴，讓貴族們花天酒地，樂不思蜀。你說是變相軟禁貴族也好，還是貴族陪著國王一起享樂也好，反正貴族都集中在凡爾賽了，也就不會在地方上搞叛亂。一舉兩得，比起強制性的措施，的確要高明的多。但是這個方法也有它的問題，那就是財政支出太多，國庫虧空啊！地主家也禁不起這麼折騰啊，於是這筆賬就算在了法國的平民頭上，教會的什一稅要交，貴族雖然人在凡爾賽，稅是一分也不能少，再加上國王辦舞會也要交錢，最後是把農民們都逼上梁山，逼出了法國大革命。
那有什麼辦法既能省下一筆鉅額的支出，還能讓地方勢力的諸侯心甘情願的歸順中央呢？這看起來似乎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實際上就有一個國家做到了——那就是日本。
日本的策略是什麼呢？它叫做“故鄉策略”。這故鄉自然就是東京，17世紀幕府將軍統治時期，東京正式成為日本首都，但是當時全國大大小小的諸侯勢力多達200多個，這可不是普通的諸侯，都是在統一戰亂的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每一個都勞苦功高，說造反就造反了。然而日本政府卻能讓這些諸侯平安地和中央共處了將近300年的時間，跟清朝存在的時間相同。這在世界史上都可以說是一個奇蹟，而它的終結也不是內部分裂，而是因為遭到了西方列強的入侵才結束。
那麼“故鄉策略”到底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是把諸侯們的故鄉都定位到京都。聽起來似乎有些匪夷所思，這故鄉還能隨便遷移呢？其實並不是強迫他們改變故鄉，而只是要求全國諸侯的妻子和長子，也就是繼承人，必須住在首都江戶。只有到諸侯死的時候，他在京都長大的兒子才能回到地方繼任。
那你可能要說了，這不就等於抓了人家家人來當人質麼？也太見不得光了這辦法，這也能和平相處200多年？你們看，這就是我們思維的侷限性。這樣的策略可能幾年裡，十幾年裡看不到什麼成效，可是一旦你把時間線拉長到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你會發現它的驚人之處——這些諸侯的後代，全部都在京都出生、長大，他們成了土生土長的東京人，而這些諸侯在外面反而成了“駐外”的人，成了異鄉人，他們如果想要見家人，就只能兩年回一次京都“參覲”，兩年見一次家人，這哪還管得了什麼故鄉不故鄉呢？好不容易見老婆孩子一次，誰還有心造反？造反不就等於把老婆孩子扔了嗎？
說到這裡你理解了為什麼諸侯可以向中央效忠這麼多年沒有叛亂，但是為什麼連財政問題都解決了呢？原因就在於幕府的一個神奇的規定，那就是諸侯在京都的宅子可以自己隨便建，只要你有錢，我們不管你造多大，哪怕比宮殿還大，只要你修的起，我們都同意。這一招真的是摸透了人性的攀比心，你想想，自己的老婆孩子和別人的住隔壁，人家一個屋子千八百平米，你家就一個三室一廳，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而且那時候的房子都是木製的，搞不好一場火災，家就沒了。所以每家還都不止一套房子。這些房子流傳至今，都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園，也算造福了後代。可是在當時那可是打動土木啊，每個諸侯都想方設法地掏腰包，把自己的錢投向權力的中心，只是為了一份顏面和老婆孩子的生活。
後來這個風氣發展到什麼程度呢？據說最大規模的一次“參覲”，浩浩蕩蕩來了4000人，那個壯觀，開路的士兵個個高頭大馬，相貌堂堂，衣服還都統一設計。不為別的，就是要讓看熱鬧的路人一眼就能認出這是誰家的男人回來了，既給自己長了威風，又讓老婆孩子有了面子。但是這兩年一次的參覲，一次比一次規模大，地方財力漸漸就吃不消了。據說曾有諸侯回程時盤纏用盡，連住店的錢都沒了，於是大家夥兒就露營而睡，後來飯都吃不起了，就打獵野炊。到最後幕府將軍都看不下去了，派人給他們送了銀子讓他們趕緊回去別丟人了。就這樣，中央的財政年年有餘，地方卻一貧如洗，別說造反，營生都成問題了。
所以“故鄉策略”的成功，歸根結底是利用了人的攀比心和家庭責任感，不得不說是一步妙棋。它完美解決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難題，然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而且這種控制比強制性的政策與高壓控制管用得多——那就是感情。試想，就算有冷血的諸侯拋棄妻子也要造反，他恐怕連造反的士兵都拉攏不來，因為沒人願意幹啊，誰會沒事就抄自己老婆孩子的家？就算放在今天的大公司裡，這樣的策略也是非常值得借鑑學習的！
（本文由平兒說歷史發表，謝絕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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