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载自保守主义评论（baoshouzhuyi2016）公众号，内容主体部分系摘录自《联邦论》（尹宣译本），也译为《联邦党人文集》。
据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14日通过一项决议，叫停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当天，参议院以59票赞成、4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决议，12名共和党议员与全体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参议院表决通过后，这项决议将提交总统签署。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期待着”否决这项决议。如特朗普行使否决权，参众两院均需至少三分之二票数重新通过决议案，才能驳回总统的否决。这就引出了美国权力制衡中的“总统的相对否决权”。
以下论述美国总统相对否决权的文字，摘录自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的《联邦论》（尹宣 译），也译为《联邦党人文集》。
《美利坚联邦宪法》第一条 第七款：
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每项提案，成为立法之前，需呈交联邦总统；若总统同意，应签署使其成为立法，若不同意，应写出书面反对理由，连同提案一起退还提出该案的一院，该院应将总统反对理由全文记录在案，开会再议，若三分之二议员再次通过，则将该案连同总统的反对理由提交另一院以同样方式再议，若另一院三分之二议员再次通过，该案即成为法律，再议时，各院均采取点票方式决定，逐一问明每名议员赞成还是反对，各院应分别把赞成和反对的议员姓名记录在案。总统收到提案后十天（周日除外）内，若不将提案退还，则视同总统已经签名，该案成为立法，联邦议会休会、总统无法退还提案时例外，后一情况，提案不能成为立法。
每项需要参议院、众议院一致通过的命令、决议、表决，需呈交联邦总统，与处理提案的方法一样，受同样规则限制，总统批准方可生效，总统不批准，需参议院众议院复议，三分之二议员再次通过，才能生效。第628页
《联邦论》第73篇：
要使总统保持生机盎然，前面已经提到，最后一个要，是健全的权力。我们来看看，宪法将要赋予联邦总统的各项权力。
我们看到的首要权力，是总统对议会两院立法和决议的否决权；换句话说，总统有权附上自己的反对意见，把提案和决议退还两院；目的是避免这些提案成为法律，除非议会两院再次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压倒总统否决。
立法部门侵蚀其他部门的权力、吸纳其他部门权力的趋势，前面的一些文章，已经反复说过。仅用文字，书面列出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不足为用，这点前面也已经说过。需要给部门提供宪法武器，让它们自我拱卫，对此，前文也已经做过推理，做过证明。根据这些含义明确、不容置疑的原则，引出否决权的必要，使总统能否决议会的立法，或绝对否定，或相对否定。没有固定报酬，没有否决权，总统绝对没有能力捍卫自我，挡不住议会的劫掠。总统权威，可能逐渐被层层剥光，被议会一个接一个的决议否定，或仅仅由于一票之差，而被废止。或用此法、或用彼法，议会权力和总统权力，很快就会混杂起来，落入同一批人之手。虽然议会尚未出现过越界侵犯总统权力的趋势，推理和理论本身，也教导我们：不能让一个部门，活在另一个部门的摆布之下，应该拥有宪法授予的有效的自我捍卫权。
这里说的否决权，还有进一步的用途。否决权，不仅可以作为总统的盾牌，而且提供一种保障，阻止不适当的立法。否决权构成一种有益的制约，迫使议会精打细算，捍卫全社会的利益，防止派性、仓促、不利公益的冲动，这些，都可能影响议会中的多数。
否决权是否适宜，在某些场合，遇到反对意见。他们说：既然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不会超过一群人；除非否认这种假设，就不该把控制议会的权力，交到总统一人手里。
这种看法，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貌似有理，实无根基。否决权是否适宜，并不假定总统智慧超人、德行出众：而是假定，议会总是容易出错：爱权，有时会使人颠倒自己的位置，侵入政府其他部门的权力。派性精神，有时会扭曲议会辩论；一时印象，有时会促使议会匆匆决策，等到反思成熟，回头又加以指责。把否决权授予总统的初衷，是让总统能够捍卫自己；其次，才是阻止不良立法，阻止匆忙，防止大意，避免随心所欲，增加有益社会的机会。一项举措，得到的考察越频繁，参与考察者所处的环境越多样，因讨论不足而出现差错的危险越小，由某些共同激情或利益对抗造成的误举越少。更不可能的是：各种应该受到责罚的观念，在同一时间，针对同一对象，影响到政府的所有部门；反之，这些应受责罚的观念，却可能轮番影响政府的不同部门。
或有人说，阻止不良立法之权，包含了妨碍良好立法之权；可以用来实现一个目的的权力，也可以用来实现另一个目的。不过，这种反对意见，对世情洞明的人，没有什么分量，他们足够敏锐，心知肚明：立法前后不一、频繁多变，是我们政府性格特征中的最大瑕疵。他们明白：为限制过多立法而设计的制度，在事发的特定阶段，最好维持原状，利大于弊；因为，这样更有利于立法部门稳定。妨碍个别良好立法，造成的损害，会从阻止不良立法得到的好处中，得到加倍补偿。
这还不是全部。一个自由政府里，立法机构，享有影响力的分量最大，总统与议会较劲，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安全，要承担风险：总统会极其谨慎地使用这种否决权，因而，人们更多的指责，不会说总统否决过于仓促，而会说总统过于胆怯，不敢否决。身为英国国王，君主特权，车载斗量，影响能力，有上千种，直到今天，对否决两院联合决议，依然犹豫不决。英国国王，遇到自己不中意的提案，在提案尚未提交他批准之前，已千方百计施加影响，让它胎死腹中，免得自己两难：既不想允许它生效，又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人留下与立法机构作对的印象。英国国王，最终铤而走险，施用君权，也不无可能，但只会限于明显适宜和极端需要。信息灵通的英国人，都会同意这一论断。自从英国国王被授予否决权以来，还没有使用过这项特权。
美国总统，不像英国国王那样权力过人，受到严密护卫。美国总统，任期不过四年之短，掌握的行政权，又是纯粹共和式的，倘若他敢于使用这项否决权，需要多么小心？
无须证明：倘若总统该用否决权时不用，那就比经常用、大量用还要危险。一种反对设立否决权的观点，即由此而来，说：否决权看起来令人憎恶，其实不会使用。可是，不能因为少用，就推断永远不用。制宪会议设计否决权，主要目的，是预防行政部门的宪法权力遭到直接进攻，公益显然以可触知的方式蒙受牺牲，一个具备相当坚定性的人物，听从义务和责任的心声，起而使用宪法赋予他的自我捍卫手段。前一种假设（遭攻击），总统的刚毅，由他所处职务的眼前利益激起；后一种假设（公益受损），总统多半是得到选民嘉许。选民心中疑惑时，自然倾向议会；但在非常明显的情况下，选民很难忍受中立的痛苦，让议会误导自己。我说这话，心中想到的总统，只具备普通分量的坚定。世上有这样的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有勇气，甘冒一切风险，以天下为重。
在否决权问题上，制宪会议只是追求了一种中间手段，这种设计，既便于总统使用否决权，又使否决权依赖议会中相当多数议员的感觉。宪法授予总统的，不是绝对否决权，而是前面已经说过的相对否决权。 使用相对否决权，比使用绝对否决权容易。一个人，自己一票，就否决一项立法，或许下不了决心；可是，如果这种否决，还会得到复议，只要两院三分之一以上议员，反思之后，还能同时满意总统的否决，提案才会被最后否决，这样，就用不着过于担心。如果总统的否决能够站住，他会受到议会反思的鼓励，其中，包含议会相当数目议员的支持，这些议员的影响力，与总统的影响力，结合起来，在公众的看法中，使总统行为的适当性，得到支持。直接使用绝对否决权，比退回提案，让那些提交的人再议，议会可批准可压倒，显得粗暴，容易激起愤怒。比较起来，相对否决权不易受到攻击，也比较容易实行；就因为这个道理，到实践时，否决权会被发现比较有效。但愿以下情况不致经常发生：不适当的观点，在同一时间，主宰议会两院三分之二议员；而且，置总统的制衡力量于不顾。不论如何，出现这种情况，概率很小，比不适当的观点沾染两院简单多数，作出错误决定，并采取行动，概率小得多。总统这一性质的权力，常常具有一种无言、不甚引人注目、但真实存在的威慑力。若有人从事非正义的追求，又被觉察，这种阻遏，就会来自一个他们控制不了的方向。他们常会被制住，仅仅因为意识到会遭到反对，否则，倘若不怕这种来自外部的阻遏，他们就会为所欲为。
前面说过，在纽约，这种相对否决权，授予一个委员会，由邦长、最高法院院长和法官、或其中任意两人组成。在多种情况下，这种权力可以自由施行，并且频繁取得成功。相对否决权的效用，如此明显，制定宪法时曾经坚决反对设置这项权力的人，通过实际经历，如今成了这项权力的公开赞叹者。
我曾在另一处指出，宪法形成否决权的概念，从纽约模式开始，后来更偏于马萨诸塞模式。这种偏向，可以想象出两个有从力理由。一，法官将担任法律的解释者，对立法表态或许含有偏见，影响他们的复决能力。二，若经常与总统联手，法官可能深深陷入总统的政治观点，产生一种危险结合，把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渐渐粘到一起。法官分担副业太多，不可能专心致志解释法律。反把法官置于一种位置，或被总统腐蚀，或受总统影响，危险非比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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