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為什麼誕生在山東,洋人的所作所為對於義和團的暴虐有沒有責任?

日慕鄉關


首先,我想細化一下這個問題。準確的說,義和團出現在山東西部,即魯西地區。

魯西北平原人口稠密,是純粹的農業地區,但平均糧食產量低,澇災嚴重、鹽鹼地範圍大,也是黃河改道的重災區。屬於兵家南來北往的通道,經歷了蒙古入侵的洗劫、靖難之役的蹂躪、滿人南下的波及,並且是太平天國北伐軍與清軍的主戰場,捻軍掃蕩的範圍。

魯西南相比而言雖然貧窮但是整體比魯西北富裕,可以承受一定的地主階層,魯西北則主要是自耕農;

魯西南當時種植了大量鴉片,盜匪活動不斷,這也導致了魯西南各村莊內部連接緊密且傾向自我保護,主要是外向型流動,而魯西北地區人口流動大且外來戶易被接納。

魯西地區的相同點是士紳力量都十分微弱,正統儒士的稀少使該地區缺乏教化,更容易接受異端思想,而士紳力量薄弱也不利於地方秩序的維護。(沒有任何地域黑的意思,只是陳述晚清的狀況)

很多秘密宗教習俗與地區民間文化一致,秘密宗教本身與村莊結合也很緊密,而社會環境的惡化也使村社的保衛者即習武之人地位愈發重要。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神仙附體,刀槍不入”的無稽之談竟被人深信不疑。

以上諸多因素都只是孕育義和團的土壤,如果沒有列強的暴行,也是不可能催化出義和團運動的。

義和團大部分人的社會成分是:多數為貧苦農民和僱農並混進了無業遊民,領導階層成分也十分複雜但沒有士紳階層。

列強的經濟入侵導致魯西這一棉花產區遭受到巨大沖擊,許多自耕農淪為赤貧。甲午戰敗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這一嚴重威脅引起了山東地區強烈的危機感。最關鍵的是,教會喜歡干預中國司法,包庇教民,這就造成了教民與民眾的衝突。

教民會利用教會為自己謀求利益,橫行鄉里;普通民眾則渴望加入一個組織保護自己、武裝自己。一旦各有所恃,則衝突更加激烈。

面對日益嚴重的教民衝突,毓賢的一系列錯誤政策又使義和團運動蓬勃發展

(詳見我之前回答的如何評價毓賢),中國歷史最為大規模的排外運動終於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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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海路交通便利,之前是德國的勢力範圍,英美日俄亦在此博弈,洋教隨機湧入,大到縣城,小至村屯,洋教在山東遍地開花。這就是“扶清滅洋”的義和團為什麼誕生在山東的原因。洋人的所作所為極大刺激了當地彪悍的群眾,實施殘虐的手段釋放內心的憤怒。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他們中的一些人仗著自己有不被問責的特殊權利,在當地與民爭利,作威作福,他們的牧師在山東的權利相當於大清的知縣,老百姓頭上“兩個爺”,怎不憤怒?就拿1897年的曹州教案來說,一次教徒與當地群眾產生衝突,教堂為袒護教徒,拿出“治外法權”鎮壓當地群眾,群眾不服,衝進教堂打死了人,矛盾就更加激化,。洋人藉此向朝廷施壓,強行索要租借地,緝拿鬧事者,群眾怎不憤怒?曹州是什麼地?梁山伯好漢就集聚於此,老百姓械鬥在當時就司空見慣,洋人的傲慢橫行進一步激發了當地群眾憤怒。


文戈筆記


山東地處沿海,洋人強租地區多;山東民風豪放,百姓嫉惡如仇;若無洋人欺凌至極,平民一般不敢揭竿而起;洋人是罪魁禍首,朝廷是草菅人命,義和團行事或有過分,盛怒之下,悲憤欲狂,罪首難辭其咎!


風塵舊客


山東省樂陵市黃街鎮義和屯村。百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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