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簡20162066
我不贊同把批評義和團運動中過激行為的聲音評價為“詆譭”，事實上這些批評不但有理有據，而且也切中要害，義和團運動本身確實給中國帶來了極大地傷害，而且義和團運動中良莠不齊的義和團成員也確實有許多值得詬病的地方。
但是，這些批評的聲音往往忽略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義和團運動究竟是怎麼興起的；第二，清朝官吏在其中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
義和團運動本身並不是一個原生運動，它其實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一種應激反應。
現在大家都知道，西方傳教士並不像傳統口徑宣傳那樣一無是處，相反，這些西方傳教士絕大多數是人品很好，很負有犧牲精神的人，他們也把西方科學技術和先進知識傳播到了東方。
但是，這種反轉之反轉和之前宣傳一樣，只突出了傳教士的一面，忽略了傳統宣傳口徑中所渲染的他們傳播基督教的一面。
事實上這些傳教士未必如傳統宣傳裡所說的是西方國家侵華急先鋒，但是毫無疑問，絕大多數傳教士都是堅定信仰基督教，並且以在古老東方傳播基督教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如果不是這樣，他們也不會離開“文明”的歐洲，終生待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了）
所以，他們在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同時，更重要的是傳播基督教。
而他們都不約而同把山東這個孔聖人家鄉作為“頑固東方最後堡壘），以在此傳播基督教為無上之光榮。
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清朝與西方國家實力差距的擴大，使得不少西方傳教士選擇一種非常激進的傳播方式，比如德國佔領膠州灣後，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孫17人和山東省舉人103人在北京向都察院呈遞公文，訴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數，闖入即墨縣文廟，破壞聖像四體，抉取先賢仲子雙眼，肆意踐踏。”“遠近士庶，聞此皆憤懣”，祈求總理衙門與德國交涉。
這無疑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當時尚在北京的梁啟超回憶稱“公車大為憤激”，在京士子集合麥孟華等11人向都察院呈遞上書，稱事件是“欲滅我聖教”，“吾教之盛衰，國之存亡，皆在此舉。”
要知道，明末清初之所以江南地區對清軍激烈抵抗，並不是因為清朝取代了明朝（明末後閻應元最初是隱居，而非抵抗），而是因為多爾袞下達了剃髮令，強迫江南民眾改變自己生活習慣；江南民眾對清朝自發抵抗與其說是效忠明朝，不如說是抗拒改變自己生活方式。
傳教士在山東等地這種倚仗西方國家與清朝巨大的實力差距而採取的粗暴傳教方式，無異於新時期的“剃髮易服”，也就難怪山東上下對傳教士嚴重反感。
另外一點就是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過程中為了更快傳播基督教，頻頻採取非常規手段，比如德國學者狄德滿（Rolf Gerhard Tiedemann）就指出“傳教士傾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預詞訟，以該方皈依為代價。……這種富有爭議的皈依策略被證明在傳統衝突盛行的區域取得了成功。”
七次考察中國的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對方濟各會在山東傳教，也有類似的描述：“中國教民多數主要是為了獲得外國的保護而受洗入教的……”
更為具體的好處則體現在徭役上，儘管教民完糧、完銀與非教民一樣，但是介於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和清朝中央屢次下旨要求山東官場上下要“睦鄰友好”，保護教民，所以在徭役上，教民需要承擔的雜稅、雜役比非教民要少得多。
既然傳教士有西方堅船利炮做保護傘，信了基督教官府不敢拉夫當差，那麼自然就會吸引一大批人加入基督教，這是一批什麼人呢？以後來毛澤東調查顯示，在各種革命運動中，往往是流氓無產者常常能衝鋒陷陣。而且還提到運動和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能溫良恭儉讓”。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基督教在山東等地傳播，第一批信奉基督教的往往是農村裡的流氓無產者和惡霸，甚至於土匪和白蓮教徒。
而這些教民信教目的既然是為了“要好處”，新教後自然是要魚肉鄉里的。現存大量材料和當時人回憶錄可以證實（工作完成於上世紀5、60年代）
“曾有過這樣一回事：有一個老實生意人(賣洋油的)叫張先烈，在街上叫賣‘賣洋油！’教民無中生有說他是喊‘抗洋樓！’於是教民讓他拉鞭炮，擺席賠禮。張先烈被迫擺了三四座席，讓村內教民吃了，磕頭賠禮才算完了事。”（南宮縣梨園屯公社邵固村，張紹貞，84歲，1960年3月9日）”
面對教民這種欺壓，非教民只能選擇加入義和團或者組織民團以自保。
而且現在資料也可以證實，當沒有清朝上層統治者煽動和鼓勵情況下，本鄉本土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劣跡（和地痞無賴教民相比），甚至為了彰顯自身正義屬性，義和團等組織對非教民還顯得和顏悅色，公平買賣。
那麼，是什麼激化了這一切呢？清朝朝廷官員和統治者。
慈禧因為西方國家反對她廢除光緒帝的計劃，因此準備引入義和團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這裡我注重說一下山東官場。
晚清醇親王奕譞曾有一段名言：“夷怕民，民怕官，官怕總，總怕夷。此外間自來俗論。此關打破，百事可成。我之不振，在乎悠忽於平日，倉卒於臨時，而以俯就為妙策，以發憤為盲談，廿載駒光，因循浪擲，實為可惜。”
這段話的意思直白的說就是洋人怕惹惱清廷治下的百姓；百姓怕惹惱清廷的地方官；地方官怕惹惱軍隊頭目；軍隊頭目怕惹惱洋人。既然百姓怕官、洋人怕百姓，當然應該由朝廷去煽動百姓反洋人。
這當然不是醇王爺自己的奇思妙想，而是當時清朝官場的普遍共識。
對於清朝官員來說，他們本心當然不希望傳教士來分享他們手中的權力，更本能厭惡傳教士以“保護教民”為理由干涉他們奴役百姓，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的教案裡我們都可以發現不少偏僻小縣，地方官還公然對傳教士索賄，悄悄殺害；但是清朝政府經過一系列打擊，尤其是甲午戰爭、德國強佔膠州灣等事件後，清朝被西方國家嚇破了膽，而西方國家對傳教士死亡必追究到底的態度也使得地方官為了自己烏紗帽和身家性命，不敢得罪傳教士。
但是他們又本能痛恨這些來分潤自己權力，鼓動治下“刁民”的傳教士怎麼辦呢？
於是他們和醇親王一樣，想出了扶持義和團、梅花拳這些類似地方團練組織來給教會和傳教士找麻煩。
這些官吏對“大刀會”、“梅花拳”這類民間組織（義和團前身）採取兩手策略。一手鼓勵，希望“大刀會”等能展示實力，讓傳教士們從自己的轄區知難而退；一手殺戮，在衝突激化時，把“大刀會”等組織的領袖抓起來，給傳教士一個交待，以消弭教案。
所以這才是義和團運動能在河北、山東逐漸坐大的根本原因。
毓賢擔任山東巡撫時，清朝朝廷給他發的電報中明確要求他既不能鬧出外交糾紛，同時又必須暗中保持朝廷體面，不能在傳教士面前過分示弱；這其實就是在暗示他大力發展“大刀會”、“梅花拳”這類民間組織。而且事實上義和團運動確實在毓賢任內達到了一個高峰。
以往觀點認為這只是毓賢不能表現，目前隨著新史料曝光，以往觀點是不正確的，毓賢之所以這麼做，其實還是朝廷的要求。
因此，義和團運動真正幕後黑手是清朝朝廷裡的統治者和官吏，民眾只是被他們給利用了，是這些官員和權貴的炮灰。
克羅採和春天
義和團還需要詆譭嗎？根本不需要，義和團的劣跡如此之多，只要揭露出應有的事實，就足以讓人汗顏。
義和團絕不是像某些人想的那樣僅僅是殺殺洋人和欺壓同胞的中國基督徒，義和團不僅排斥西方的入侵，還排斥西方傳來的一切。上到宗教信仰，下到洋貨鉛筆，以至於很多戴著眼鏡，拿著鉛筆的青年學生都慘遭殺戮。義和團的行為，充斥著極為嚴重的反智色彩，其表面上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行動，實際上不過是流氓藉著愛國的名義欺壓同胞，為禍鄉里。義和團和前幾年的反日遊行卻毀壞同胞合法財產並無本質不同。
我們先看看義和團的所謂宗旨，這在義和團中流傳的一組詩中就表現的很明顯，其中寫道：“焚黃表，生香菸，請來各洞眾神仙。不用兵，只用拳，要廢鬼子不為難，挑鐵路，拔電杆，海中去翻火輪船。”這活脫脫就是封建迷信，不用科學反倒用那些裝神弄鬼的東西。
鐵路電線杆，固然可以幫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他同樣可以幫助中國成為現代國家，贏得獨立自主，不借助現代科學的力量，反而藉助最為愚昧的封建迷信，這樣搞，中國一萬年也無法贏得自由。相比於義和團式的憤青，明顯洋務派和維新派都要靠譜的多，至少人家懂得中國的不足，懂得要效法西洋才能自強，洋務派雖然沒意識到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但至少明白器不如人，義和團連器不如人都不承認，妄想用什麼神法擊敗洋人，是妥妥的誤國。
如果義和團僅僅是反智主義，倒也罷了，如果能好好抵抗洋人，倒也可歌可泣，但是事實卻是，義和團的戰鬥力低下的不成樣子，連該有的勇氣都沒有，殺起洋人來不得力，殺自己人倒是一門靈。
當時，義和團按照與洋人的關係親疏將國人分為二毛子、三毛子，直到十毛子，如果說二毛子還是真正的漢奸，那麼後面的純粹是無故構陷，後幾位的毛子往往只是用了洋貨，比如戴了眼鏡用了鉛筆，就被砍殺，還有一些，僅僅是會英語，也被當做奸佞殺了。
當時人記載：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當時中國最開明最愛國的維新派，義和團更是明言殺戮，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
（義和團殺無辜的中國人比外國人多得多）
按照義和團的標準，不僅洋務派維新派該殺，今日的我們也都該殺，因為如今中國的義務教育規定要學英語，我們都會些英語，所以都是漢奸，都要殺。
對同胞如此兇狠，那麼對洋人怎樣呢？就拿西什庫教堂之戰來說，十幾萬義和團圍著只有2000教徒，50洋兵的教堂，竟然攻了幾個月都沒攻下來，最後，甚至請了和尚做法來破洋人所謂的邪法，簡直是笑話百出，可笑至極。要知道，當時的祖魯人依靠和義和團差不多的武器，更少的人數。還殲滅了1000英國殖民軍，義和團要是真有勇氣殺敵，怎麼會如此沒有戰果？實際上，他們不過是裝神弄鬼的懦夫罷了，他們根本沒有絲毫為國之心，只是一群將憤怒發洩給同胞的流氓罷了。
（聶士成和清軍才是抵抗的主力）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真正發揮作用，英勇抗敵的是聶士成的武毅軍，作為清軍中的佼佼者，聶士成英勇抗敵，連八國聯軍都對其印象深刻。當時清朝戰勝聯軍的廊坊大捷主要功臣就是聶士成，八國聯軍記載，聶士成的重機槍讓聯軍難以前進，不得不後撤。但是當時的清朝官員卻將主要功勞歸功於義和團，聶士成部分毫未賞。
與義和團相比，聶士成才是真正的英雄，但是他的妻兒卻被義和團殺死，足見義和團之假愛國、真流氓，行為之卑劣無以復加。
義和團這樣無故屠戮同胞、倡導迷信反智，還殺害愛國將領聶士成妻兒的一群人，實在稱不上什麼愛國英雄，他們不過是一群假託愛國之名，實際行流氓惡行的群氓罷了。
。
沉思的托克維爾
這話問得，似乎義和團還需要專門詆譭似的。
之所以這麼問，肯定是中了中學教材的毒唄。
中學教材，對義和團的評價，反帝愛國。
問題是，他們反的什麼帝？他們知道啥是帝不？在他們眼裡，只要是洋人，就是帝；只要是洋貨，就是帝；甚至，你信仰了洋教，跟洋人做生意，學了洋文，用了洋貨，統統是帝。而帝在他們眼裡，是這個樣的：
“拐騙男女幼童，取其精髓製造丸藥”；
“童子割腎，婦女切乳，剜眼取胎，嬰孩同煮”；
“哄入伊教，吃了迷藥，與伊同睡，採陰補陽”；
“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
……
這些瘮人吧。於是他們採取了更瘮人的動作：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
勸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無倫，女行奸，鬼子不是人所添。
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都發藍。
天無雨，地焦乾，全是教堂遮住天。
神也怒，仙也煩，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非白蓮，獨唸咒語說真言。
升黃表，敬香菸，請來各洞眾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附著人體把拳玩。
兵法藝，都學全，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道，拔線杆，緊接毀壞火輪船。
大法國，心膽寒，英美俄德盡蕭然。
洋鬼子，全平完，大清統一錦江山。
……
還是那句話，愛國是需要技術含量的，不是你說愛，就可以隨便愛的；你想愛，就能愛好的。這個，就跟父母愛孩子一樣，首先是愛的意識，其次是愛的能力與技術。這兩者缺一不可，缺一樣，都可能是禍害，而不是愛。
站在社會結構的角度，他們就是大清這種金字塔社會最底層最龐大的底座部分；
站在政治動員的角度，他們就是慈禧太后宮鬥不順、易儲不得、惱羞成怒後啟動的一枚棋子，一堆炮灰；
站在文明水位的角度，別說現代文明瞭，即使舊式文明，他們也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最渣最爛的部分，居然信奉刀槍不入、神鬼附體。
……
總之，就這麼一種文化生態學意義上的三無產品，三聚晴氨，卻被太后攪動起來，想給洋人一點顏色看看，沒成想，所有的顏色，最後都還給大清了，老太后的臉，青紅腫白，沒臉混了，才啟動了晚清新政，1905年，又轉名為晚清憲政。可惜歷史老人早已消失了最後的耐心，讓革命跑前面去嫋。革命為什麼跑過改良，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義和團之亂，既讓大清元氣大傷，又讓統治威權一落千丈。給我們的教訓是，任何時候，都不要動員最底層的力量，讓他們參與社會變革。後來中國多次群眾運動，無不證明了這一點。它會讓秩序失控，人性之惡氾濫，文明水位迅速下降，社會千瘡百孔，既不易修復，還遺毒深遠。
所以，現在不是詆譭義和團與否的問題，而是，去掉原先的政治油彩，迅速把它還原，還原真實的問題。不是詆譭，而是它原本就不光彩。是革命話語系統把它神聖化了。現在需要做的，是訴諸歷史真實。你看著象妖魔化，其實本來就是妖魔，刀槍不入，神鬼附體，女人陰部可以對付洋槍洋炮，殺人不分青紅皂白，你認為還不夠妖麼？
端木賜香
義和團需要詆譭嗎？簡直是罪惡滔天！
禁止信基督教，禁止使用火柴洋釘，禁止鐵路火車，等等這些錯誤我都可以理解，可以包容，我不能容忍的是禁止的方式：
從你身上搜出一根火柴，殺！
在你家裡發現一顆洋釘，殺！
你是基督教徒？殺！
你同情基督教被殺？殺！
反對西方的一切不是罪行，最多隻是錯誤而已，但是通過無情屠殺同胞的方式來反對西方文化，就是十足的罪惡！
而且，讓人心痛的是在義和團造成的八國聯軍干涉期間，沙俄又乘機佔據了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土地，使得中國人的空間再次被嚴重擠壓，以至於後來不得不實施一胎制！
綜上所述，讚美這樣的血腥邪教，簡直就是二次犯罪！
黔人東子
太平天國、李自成，哪個不是被現在自封為“歷史學家”的精英們詆譭的渣都不剩？
到底應該如何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首先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其次不能用今天的價值觀和標準去衡量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再次要看到事件中的積極意義。
歷史本身就是矛盾存在的，有利就一定有弊，哪有完全的利或者完全的弊？分析歷史尤其應該注意，否則所有歷史事件都是弊端了。
義和團運動，性質是清政府企圖藉助民間力量對抗外來侵略的掙扎，屬於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的大範疇，這一點必須得到肯定。但是由於農民階級的歷史侷限性，運動中出現各種愚昧、宗教邪說，現在看來是愚不可及，當時卻正是快速推動運動發展的有效手段。即便在今天的美國，各種邪教依然盛行，更何況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國？
很多人把義和團罵的一無是處，讓美國人推崇至今的國父華盛頓又如何？屠殺印第安人的事情，總統山四位所謂最偉大的總統，哪個做的少了？都是劊子手？都是屠夫？都該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歷史，是需要向前看，看到它對後世的積極影響，而不是歷史本身。
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標誌著農民階級就中國這條路是行不通的，加速了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步伐，間接加速了腐朽清王朝的滅亡。
老夏說
清朝末年的義和團運動，在中國歷史上被定義為“反對西方列強的愛國運動”。現在，更多的人願意稱之為“庚子國難”或“庚子國變”。並且對義和團運動“詬病”或“詆譭”的聲音也在最近幾年有所抬頭。
義和團運動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究竟是該頌揚還是該“詬病”或“詆譭”呢？
搞清楚這個問題本來不難，但是立場不同，看法就不同。
還是先看看義和團運動的起因個過程。
義和團運動，爆發在清末的庚子年，也就是1900年。其實義和團本身存在的時間更長，它的的前身就是一個民間的以練“神拳”為目的的“宗教組織”。叫“義和拳”。算是一個“帶著濃厚宗教色彩的江湖武術幫派”。義和拳的主要勢力在山東。在河北及津京地區也有。
1840年，英國人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大清朝的國門，西方列強在中國有了像“主子”般的特權，所謂“連皇上都怕”。同時，西方的宗教勢力開始侵入中國，大批西方的傳教士來到中國，按照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傳教路子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天主教。
西方的傳教士在中國是有天然特權的，這種特權使得西方傳教士漠視中國法律，教會自己以及縱容教民胡作非為，不斷製造壓迫或殘害地方百姓的惡性事件，稱之為“教案”。在中國的民間逐漸積累了對西方傳教士以及教民的仇視。
西方的宗教傳播嚴重的衝擊了中國民間宗教勢力，使得民間宗教勢力和西方各列強的宗教侵略的矛盾日益尖銳，反對和抵抗西方宗教勢力的義和團就形成了。
最初，義和團和西方宗教勢力之間的爭鬥，只限於民間，並且，已經被西方列強打怕了的清廷對於義和團的反抗是持反對甚至鎮壓的態度的。
義和團運動演變成“庚子國難”，十足的反映出清朝政府的腐敗，懦弱和無恥。
簡單的講就是義和團被清朝政府“利用了”。
義和團發展的很快，他們的目標就是反對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殖民化侵略”，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當時的清廷，對西方列強是又恨又怕，但是清廷沒有力量，也沒有膽子和西方列強叫板，光緒皇帝搞了一個“戊戌變法”，這個戊戌變法在當時，是比較符合西方列強的口味的，但不符合以慈禧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口味。
慈禧只讓這個變法進行了百日，所以也叫“百日維新”。
在戊戌變法這個問題上，慈禧和西方列強有了矛盾，這個老婆娘看到了義和團的力量，她要利用義和團的力量來打擊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勢力，於是她下令召集義和團進京，並向西方宣戰。
依靠“江湖力量”來抗衡西方列強，虧慈禧想的出。
得到了朝廷支持的義和團在北京幾乎是“大開殺戒”。在他們眼裡和意識裡，根本沒有什麼“國際慣例”，於是，殺傳教士，燒教堂，繼而殺教民，燒洋產。
當義和團的行為激怒西方列強的時候，八國聯軍就來了。無恥的清廷又幫著八國聯軍剿滅義和團，但此時，八國聯軍已近不再和清廷講道理，他們攻佔了北京，慈禧跑了。
西方列強在北京進行了野蠻的報復性的搶劫和破壞。更可怕的是，西方列強開啟了瓜分中國的模式，只不過一時分贓不均，給了中國一個得以喘息和尋求變革的機會。
在清廷的“努力下”義和團被剿滅。但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尋求獨立，尋求救國道路的“反帝反封建”風暴開始醞釀。
從這個意義上講，義和團的歷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義和團運動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甚至是“民粹主義”代表了在中國，反對西方列強的侵略、瓜分的民眾基礎很雄厚，為今後的“反帝反封建”運動，推翻帝制都打下來堅實的基礎。
作為民間的“樸素愛國主義”的“江湖團體”，肯定有它的侷限性甚至是愚昧性，但這並不是義和團獨有的特性，應該是整個中國當時的基本國民性，不能當做詬病義和團的理由。同時，所謂的“國際法”，“人道主義”等等，在西方列強同樣的野蠻和霸道面前幾乎是“小巫見大巫”。沒什麼可以詆譭的。
有一些人，對中國沒有像西方列強希望的那樣走上一條所謂的“全面西化”的道路感到“耿耿於懷”，對自己民族自己國家的認同感越來越差，對自己先輩的抗爭和探索越來越視而不見，但對死了外國人，燒了外國的教堂耿耿於懷，於是便對先輩們大肆詆譭。不知道他們的西方主子能否聽到呢？
步武堂
義和團運動在我國曾經是歷史地位非常高的一場革命運動，長期被視為近代中國的八大革命高潮事件之一，但是近些年來，詆譭和批評義和團的聲音逐漸多了起來，對義和團運動的反思也逐漸多了起來，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義和團運動的評價出現兩極化傾向呢？
實際上對義和團運動的負面評價在清末和民國一直是主流，慈禧太后自下令解散義和團後，就將義和團視為“拳亂”，八國聯軍更是認為義和團的團員為“拳匪”。民國時期基本上也是維持了這樣一個論調。新中國成立後，義和團運動的評價開始上升，成為一次重要的革命事件。
近些年來對於義和團運動的評價開始出現許多負面的情況。主要原因包括：
其一：義和團的多重面相通過史學研究被展現，而不再是以單純的愛國形象出現。義和團運動中許多無辜的外國人被殺，按照現代國際法觀點，這是一種反文明、反人類的罪行。義和團團員通過暴力方式排外的做法實際上於中國的國際形象是不利的。比如歷史學家袁偉時就曾經評價義和團運動為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同時，袁先生認為義和團的罪行是反人道的，也是極端愚蠢的。當下許多人對於義和團的評價與袁偉時的觀點相類似。
其二：之所以很多人批評義和團運動，實際上也是人云亦云的結果，許多公共知識分子為了博取眼球和注意力，大肆批判一些已經有定論的革命歷史事件，進而通過網絡等途徑影響力一大批人，最終導致許多人人云亦云，盲目跟風，實際上這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
小編覺得對於諸如義和團運動之類的複雜的歷史事件，不應該單純的從一個角度去分析，應該全面的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樣才能符合歷史事實。
青年史學家
大眾化自媒體事業的日益蓬勃，使很多人熱衷於表達歷史觀點，對歷史指手劃腳者越來越多了，其實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並不具備專業批評的知識儲備，只是簡單地從歷史中挑選出容易處理的事實先入為主，缺乏對錯綜複雜的歷史關係給予應有的尊重和包容，總是以自己的淺薄方式碎片化閱讀複雜的歷史現象，在有限的語境中說不出有多深刻的認識理由，大都靠簡單粗暴的謾罵評述歷史，因此很難避免“詆譭”之風盛行，這也算是當今自媒體平臺上很時尚的一景了！
發生在百年前的義和團運動，時不時地被人翻出來惡罵，當然存在被罵的理由，做為一場由社會底層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的“抱團取暖”式的社會運動，雖然被後世學者冠之以“義和團”運動，實質上並非是一個有組織、有政治的集團化力量，不過是在亂世之中由各個民間社團構成的、以自保為目的的力量組合。因此，天然地存在無政治核心、無自控能力的缺陷。
每一個社團都有自己的套路，所以在史料上留下來的每一項記載，都有可能不是義和團的整體而是局部，譬如大刀會的“金鐘罩”，紅燈會的“黃蓮聖母”，會道門的“符咒法術”，伴之以其它武術門派的刀槍棍棒拳術以及斧頭幫、青紅幫、袍哥等江湖組織應有盡有的招數，各種理念混雜揉和在一起，其中有打抱不平伸張正義者，有“扶清滅洋”維護國家利益者，也有趁機擴充勢力圈佔地盤者，甚至還有趁亂打砸搶燒者，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很難釐清錯綜複雜的關係，與太平天國運動和李自成的農民起義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但問題的複雜性遠不止這些，伴隨著義和團運動的發展壯大，朝廷黨爭勢力開始滲透介入，並引導其向有利於己方政治訴求的方向轉化，進而使這一分散的力量在政治平衡關係中更趨分化，正團、假團之爭，剿和撫並用，不僅在政治地位上區別對待，同時更惡化為內部的相互衝突廝殺，甚至演變為列強的幫兇，僅僅為復仇而復仇，完全失去政治大義，加上內部之間缺乏政治溝通，相互盲目攀比學習，有些社團可能真的是出於阻擋列強進攻在破壞鐵路等設施，但到了其它社團手裡就可能變成為破壞而破壞，這些綜合因素的存在，讓後人在閱讀這一段歷史時，無不痛心疾首，很難從正面立場對其進行評價。
所以，義和團運動本身是有問題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破壞性力量，而非建設性力量。但恰恰是這樣一種力量，讓正在謀劃實施瓜分中國的列強們清醒起來，一個民族在國破家亡的生存危機面前，“破罐子破摔”所激發出來的力量是何其強大，這種力量看似以最原始、最愚昧的方式在積聚，卻在悄無聲息中積攢出完全有可能失去控制的洪流，足以吞食任何生存威脅。
列強們自鴉片戰爭進入中國以來，對中國社會的理性認識幾乎全部來自那個軟弱無能的政府，對民間力量的認識多以落後、麻木來形容，對早期的太平天國運動也多抱著加以利用的心態，只是以“隔岸觀火”來認識，之後還在不斷進行著弱化政府力量的工作。
但義和團運動的興起，讓深度介入中國政治的列強們意識到，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民眾的國家失去權威控制，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而這樣的力量一旦覺醒，有核心政治力量參與領導，必然就是列強們的墳墓。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清醒認識，八國聯軍軍事行動結束後，在與清政府簽署賠款條約時，雖然還在堅持苛刻的要求，但態度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囂張了，部分拿到賠款的國家還主動退還賠款，用來做教育基金，後來因“庚子賠款”留洋歸來的很多人都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
應該說義和團運動在中國進入近代以後，首次以民間自發的形象給世界顯示了威力，對民族覺醒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事實上加速了封建帝制的覆滅，促進了中國更早地步入社會變革，在國家疲弱、社會力量不足的局面之下，事實上也以實際行動發起了抵抗列強的挑戰，多以血肉之軀衝鋒陷陣，其無畏的壯舉應該得到尊重，因此，從總體上來說是一場愛國反帝運動，這樣的評價並非誇大溢美之詞，而是建立在對歷史的宏觀認識之上的。
從政治原理上講，“多數人的暴政”在今天都是世界性的難題，全球“民主政體模範”的美國，白人欺壓黑人的事情幾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中國的網絡中抵制日貨的口號至今仍在蔓延，前些年打砸日系車的暴行熱度似乎也沒怎麼降低，其實我們今人沒什麼資格指責一百多年前的歷史！
龍支子
對於義和團事件課本上的評價已經相當中肯了：既反映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堅強意志，同時也帶有盲目排外，封建迷信，暴戾殘忍等階級侷限性。
然後現在總有這麼些人，對後者成倍放大，卻故意“忽視”前者，不知道用何居心。
現在對於義和團的陰暗面可沒人遮遮掩掩，但是對積極的一面（廊坊之戰，天津之戰痛擊八國聯軍，使得八國不敢瓜分中國），總有些人裝著沒看見，確實是令人匪夷所思。
以當時中國的國情和民情，下層要不就是唯唯諾諾甘當奴隸，要不就奮起反抗，但是反抗的話也只能做到“義和團”這個程度，你不要幻想著當時的中國能孕育出我黨一樣的堅強革命政黨，這不現實，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民經過剝削，壓榨，愚民……沒有那份素質。
但是他們有精神，有意志！
不過有這些，總還有份希望。
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和印度不同的地方，正是有這份精神和意志，我們中華民族才能推翻三座大山，重新崛起，並且現在正在重塑盛世。
現在有些人想詆譭這種精神，那他們是什麼目的呢？我想不言而喻了吧
國史拾遺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一個事實。義和團的不堪已經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在2012年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有人怒砸（ri）系車，當時的環球日報就有一篇社論《義和團式的激情行動，與愛國無關》。可以說從官方的角度開始否定義和團。所以我們沒必要再去討論義和團以及太平天國的好壞，那都是堪比ISIS的存在，實在是拿不出手啊。具體證據其他達人已經有了清晰的回答，這裡我就不湊熱鬧了。我倒覺得應該討論一下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懷念義和團以及太平天國。
滿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難以忘懷的痛，主要矛盾有兩個，一是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原，二是碰上了千年未有之局面，割地賠款實在太難看。所以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很尷尬的局面，滿清再噁心也是我華夏一族之一，在西方列強侵略我中華之際，我們到底應該反帝還是應該反封？
在我們的歷史書中，反帝反封是統一的任務，但很可惜，在真實的歷史進程中，這是兩個獨立的任務，不可能同時進行，辛亥革命反了封，但反不了帝，反帝的任務一直新中國的建立才逐步完成，可是這個時候已經無封可反。而在滿清統治的時代，帝與封同在的時代，應該怎麼做呢？
太平天國和義和團正好真對應的就是反清（太平天國都談不上反封）和反帝。
因為太平天國反清，所以很多人追捧太平天國。誅殺清妖，多好的口號，甚至有人說只要太平天國反清，他就支持，我就呵呵了，在當時的歷史中，反清的多了去了，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城一次，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一次，日本打敗了滿清最強大的遠東艦隊——北洋水師。這些行動都動搖了滿清政府的統治根基，要不要讚揚？要不要去jing國神廁參拜一下那些戰死的“反清義士”？這個時候又有人會說，滿清和華夏本是一族，當然要對外，那太平天國除了反清還有什麼可取之處呢？
義和團就正好相反，他的口號是“扶清滅洋”，正好迎合很多國人對外國人的怨恨，但這個時候又出現了問題，義和團實在不幹人事，戰鬥力差不說，禍害國人比禍害外國人積極多了，最終導致了辛丑條約。有人說，我們批判義和團式站在上帝視角，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對於這一點我毫不否認，但問題是，既然我們已經站在上帝視角，既然我們已經知道這種做法是極其錯誤的，為什麼我們還要宣揚這種錯誤的愛國方式呢？
其實這些問題說到底都是將歷史臉譜化，因為滿清統治者不是漢人，因為滿清簽訂了大量不平等條約，而太平天國反清，所以太平天國就是正義的。因為帝國主義壓榨我中華財富，逼迫滿清簽訂大量不平等條約，而義和團反帝，所以義和團就是正義的。至於他們到底做了什麼？到底給我中華大地造了多少孽？這不重要，哪怕錯了，起始目的也是好的。jing國神廁放火，（jia shi de）拍賣會故意抬高流失文物價格卻拒不付賬，砸（ri）系車，這些都是當初錯誤觀念的延續。這種歷史觀不改變我們還會繼續犯同樣的錯誤。
到底學歷史的目的是什麼，很多人並不明白。學習歷史是要我們瞭解歷史中發生的事件，是佔了便宜還是吃了虧，佔便宜的事不妨再重演一下，吃虧的事有了一次就不要有第二次了。這才是“以史為鑑”的真正目的。
正視歷史吧，只有正視歷史我們才知道我們曾經犯過什麼錯誤，我們才能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國家的復興要的是科技，需要的是學習先進的外來文化，洋為中用。最不需要的就是愛國賊。
最後用一句話總結，所有的事件發生的根本都是經濟因素，但所有事件的選擇方向都是歷史的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