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來，一些歷史小說特別是一些以歷史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盛世明君刻意渲染，雖然也使受眾從欣賞中得到一種藝術享受和心理放鬆，甚至還能從中獲取一些歷史知識，悟出一些人生哲理，但它們畢竟都是藝術作品，難免借歷史的題材兜售自己的私貨，因而再逼真的歷史小說、影視劇也與歷史的真實有很大的距離。那麼，如何正確地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明君和中國古代社會的盛衰鉅變呢？路徑只有一條，就是從汗牛充棟的古今歷史著述中去尋找。當然，為了正確地引導，史學家有特別的責任。讀者諸君，讀讀孫家洲教授這篇《論中國古代的盛衰鉅變》，也許能讓您對歷史的盛世有更科學、更準確的印象。——編者
在中國古代社會，盛衰興亡構成歷史發展的主體脈絡。盛世一旦出現，就以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吏治清明等鮮明特徵在歷史上留下重要篇章。然而，不無遺憾的是，歷史上的“盛世”大多難以維持很長時間，衰亂之局即接踵而至。這種一再重演的盛衰鉅變，甚至比盛世本身更具有研究價值。“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與“通古今之變”，既是歷史學家的著述宗旨，也是社會輿論對歷史學的期許之一。
盛世氣象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盛世的到來，都需要整個社會特別是統治集團付出艱苦努力。而盛世一旦出現，又往往具有以下特點。
國家統一，社會穩定。西周盛世“成康之治”出現在平定“三監叛亂”、大規模地推行分封制度之後，而西周衰世的到來則以周王室喪失對諸侯的有效控制為標誌。西漢盛世出現在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中央集權統治秩序確立之後。大唐盛世也在經歷唐太宗、唐玄宗的長期苦心經營，消滅地方割據勢力、結束上層政治權力紛爭之後，方得以形成。清代盛世同樣是以康熙平定“三藩叛亂”、平定臺灣、平定西北與西藏為起點。可見，建立盛世，首先要致力於達成全國的統一與穩定。與此相反，如果沒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即便是在某個時期出現了勵精圖治的名君賢相，甚至一度形成了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的盛世景象，但對立政權之間的大規模戰爭一旦發生，來之不易的治世根基也會被摧毀，盛世出現的機遇就會與人們擦肩而過。譬如，苻堅和王猛領導下的前秦，出現過近於盛世的氣象，但隨著“淝水之戰”的失敗，機遇不再。南朝劉宋時期一度出現“元嘉之治”，但由於北魏與劉宋之間的大戰而美夢難圓。被稱為“小堯舜”的金世宗也算得上中國古代的一個明君，但在宋、金兩國相互攻伐的特定背景下，還是無法實現建立盛世的夢想。正反兩方面的史實都證明，離開政治統一、社會穩定這一基本前提，盛世便無從建立。
邊疆與民族問題得以有效解決。在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欲締造盛世，還必須解決邊疆與民族問題，使之處於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這是一個複雜、曲折的歷史過程，往往與建設盛世的努力相伴而行。西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劉邦，在經歷“白登之圍”後，深知以當時的國力，無法與北方強敵匈奴相抗衡，只好奉行“和親”政策。到漢武帝時，反擊匈奴的大規模戰爭持續了幾十年。由此可見，解決匈奴問題是當時關係全局的國策。唐太宗即位之初，為解除突厥的軍事威脅，派遣李靖、李統兵十餘萬分路征討，終於消除邊患，隨之又對突厥降眾實行開明的統治政策，使得其他北方各族首領歸心朝廷，共同推尊唐太宗為“天可汗”。清代康乾盛世的出現，同樣與大規模的邊疆經略密不可分。康熙帝平定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的叛亂，設駐藏大臣長住西藏，在雅克薩之戰中兩次擊敗入侵的俄羅斯軍隊，簽定中俄《尼布楚條約》。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詡，恰恰說明保證邊疆的穩定是建設盛世的重要內容。
經濟發展，國富民強。“文景之治”之所以被稱為西漢盛世，就是它改變了漢初經濟凋敝的窘況，出現了“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的富裕氣象。唐代的開元盛世，更是留下許多國泰民安、官私富裕的佳話。“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讀罷大詩人杜甫的這首《憶昔》詩，戶口繁盛、食貨豐足的盛世景象已是歷歷在目。清代前期推行一系列輕徭薄賦的制度和政策，造就了“康乾盛世”。這一時期農業與商品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財政收入之高，都達到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最高水平。正如陳樺教授所斷言，“康雍乾時期，政府財政規模不斷擴大。乾隆朝每年的財政收入基本保持在5000萬兩白銀左右，這在中國封建社會財政史中是空前的。”（參見：郭成康等著《康乾盛世歷史報告》）由此可見，經濟繁榮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民富國強是支撐盛世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
致力於推動文化繁榮。在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國度，文化繁榮也是形成盛世的重要標誌。由朝廷出面組織，進行蒐集和整理圖籍文獻、興辦學校、編纂史書等大型文化工程，成為“盛世文運”的主要表現形式。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貞觀盛世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唐會要》卷三十五《學校》）清代統治者在大搞“文字獄”的同時，也極力顯示其推進文化建設的氣魄。《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的編纂，考據學的興盛，一批考史、論史名著的湧現，使清代學術取得“超漢越宋”的歷史地位，史稱“康、乾盛治，文教大昌”。
君臣同德，勵精圖治。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皇帝居於至尊地位，對國運的興衰承擔著最高責任。締造盛世的明君，除了勤政這一基本條件之外，還必須具備兩項風範：真心求諫、納諫，廣開言路；知人善任，造成人才濟濟的局面。漢文帝為了鼓勵臣下進諫，下詔廢除“誹謗”、“妖言”之法。“貞觀之治”之所以彪炳青史，與唐太宗主動求諫、納諫有極大關係。《貞觀政要》、《魏鄭公諫錄》兩部歷史文獻，大量記載了唐太宗與魏徵等人有關進諫的嘉言善行，向後人展示了一代君臣苦心求治的風範。從各個階層特別是下層社會選拔英才進入統治集團，以加強政治活力，同樣是盛世氣象之一。班固對武帝時期的人才之盛津津樂道：“漢之得人，於茲為盛。”（《漢書·公孫弘卜式寬傳》）唐太宗李世民選拔人才，始終貫徹“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鹹盡其才”（《舊唐書·太宗本紀下》）的原則，只要是可用之人，皆委以重任而不計較其原屬於何種政治集團、地域集團。
盛衰鉅變
盛世的締造，需要幾代人持之以恆的艱苦努力；但盛世的崩潰，卻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定局。唐代的開元、天寶之盛，為古史所僅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吹散了曠代榮華，唐朝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輝煌，但乾隆晚年所積累的統治危機，在嘉慶初年就以白蓮教起事為標誌猛然爆發，清朝自此踏上了風雨飄搖的道路。研究“盛極必衰”這一反覆出現的歷史現象，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許多帶有規律性的認識。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出自《詩經·大雅·蕩》的這句名言，在古代經史典籍中被反覆徵引。它告誡人們：有一個成功的開端並不困難，但真正能夠把它長期保持下去卻非常罕見。同樣，創造盛世必不可少的求治之心和全力以赴的實幹精神，往往會在成功的喜悅之中逐漸衰減和消解。《新唐書·地理志一》在總結隋朝“盛極必衰”的歷史教訓時，得出了“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的結論，實在具有普遍意義。創造貞觀之治的唐太宗，也因滋生驕傲自大之心，無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終。貞觀十三年，魏徵針對唐太宗漸好奢縱的傾向，獻上直言進諫名篇《十漸不克終疏》，指出唐太宗的志業與貞觀初年相比，在十個方面都出現了今不如昔的變化，求治之心銳減而驕逸之心漸萌。好在唐太宗還能夠聽得進魏徵等人的諫言，引以為戒。唐玄宗的悲劇則向人們直白地展示出驕縱誤國、懈怠敗事的道理。唐玄宗有著過人的魄力和才智，曾把內亂不已的唐朝導向“開元盛世”，但在晚年已無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給楊國忠之流，以至造成“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慘局面，百年基業與一世盛名毀於一旦。其實，成於勤奮努力，毀於懈怠驕縱，這是一個並不深奧的道理，只是歷代統治者有幾人能善始而慎終呢？
上下相蒙，制度法律皆成官樣文章。由盛而衰的變化，往往不在於制度、法律出現真空，而恰恰是制度與法律依然如故，卻喪失了約束力，形同虛設，徒為具文。報喜不報憂、阿諛逢迎成為官場的公開秘密。這種上下相蒙的景況，甚至比制度、法律不健全更為可怕。漢代的察舉制度，本來是為選拔國家所急需的各類人才而設立，它也為漢代盛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資源。但到東漢後期，虛偽浮華之風、官場請託之弊，日益嚴重，致成察舉失實、名實相背的之病。正因為如此，對漢代的由盛轉衰而痛心疾首的政論家王符，把法令是否真正得到貫徹執行，視為決定國家治亂的根本，“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潛夫論·述赦》）上下相蒙的危害，歷代賢哲多有指陳，並一再發出重視實效、擯除虛文的呼籲。但每當盛衰轉變之際，良制美意往往流為虛文，使國家尊嚴受到戲弄和褻瀆。
貪黷誤國，漸成“覆舟”之局。貪官汙吏橫行不法，是吏治敗壞的直接表現，也是一個政權喪失民心的快捷渠道。歷代明於治體的統治者，都把防範和嚴懲貪汙視為吏治根本。但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貪官汙吏總是禁而不絕。明清時期的州縣衙門內，都樹立著一方告戒官員不得貪汙的“戒石銘”，其文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是在動用道德良心和上天威嚴兩種機制遏制官員的貪慾，用心良苦，然而作用非常有限。盛世明君雖然無法根除貪汙之弊，但還有能力把貪汙之害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尚不至於導致大局靡爛。而在由盛轉衰之際，朝廷對貪官汙吏一旦失控，便會造成滔天大禍。唐玄宗時期，楊國忠以聚斂財務為樂事，生活極度奢侈腐化。安史之亂爆發，楊氏雖然被誅，但開元盛世卻再也無法重現。清朝立國之初，就非常注意從反對貪汙入手來整頓吏治。然而，位居政樞的大官僚肆行貪汙卻一直是大清盛世揮之不去的噩夢。康熙時期的索額圖、明珠，雍正年間的年羹堯、隆科多，固然是練達吏事的能臣，同時也是敢於侵吞國家府庫的大貪汙犯。特別是到乾隆中後期，雖屢興嚴懲貪汙的大案，但貪汙之風卻愈演愈烈。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自稱“嚴繩墨吏”的乾隆皇帝身邊，出現了一位被稱為“貪汙之王”的大貪官和。貪官汙吏橫行，所造成的社會災難是多方面的，既有吏治與社會風氣的敗壞，也有國家財產的化公為私，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為“官逼民反”的導火索，把民眾推向政權的對立面。
盛世透視
盛世是一個充滿誘惑、令人仰慕的政治術語和歷史名詞。它總是承載著過多的榮耀。其實，與熱情的謳歌相比，對盛世加以理性的透視，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與人們對盛世的期許之殷相比，真正的盛世其實很少。在我國四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名實相符的盛世能有幾許？“成康之治”幾乎成為“三代盛世”的代名詞，而真正可以落實的也不過是“刑錯（措）而不用”等有限的片段記載。真正有詳實資料可供研究、並得到一致認可的盛世，只有三個歷史時段：西漢自“文景之治”到武宣之世；唐代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累計盛世的存續時間不過四百年左右（東漢前期的“明章之治”、明代中葉的“仁宣之治”能否歸屬盛世，見仁見智）。而平庸之世、衰亂之世，倒佔據了古史的絕大比例。漢魏之交的歷史學家荀悅在《申鑑·政體》中，把國家政局分為治、衰、弱、乖、亂、荒、叛、危、亡九種形態，“治世”僅居其一；而且某些時期的“治世”尚未達到“盛世”的境界，可見盛世出現的幾率很低。有了這個基本估價，我們才可以理解，古人為何把“欣逢盛世”視為莫大的幸運。
青史對盛世的篩選凝聚著批判暴政的人文精神。有意思的是，盛世雖以國家的統一與強盛為要素，但並非所有達到這一條件的政權都能得到“盛世”的定評。某些歷史時段，本來具備了盛世的一般特徵，但煌煌青史卻吝於以“盛世”為稱。如隋朝的國力一度達到鼎盛，隋代糧倉庫存之豐富，讓後人驚詫不已；所開通的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也曾造福百代。其所成就，不可謂不大。又如武則天在位時，破格用人，嚴於治吏，大力發展農業，促成了社會的穩定，完成了由貞觀之治向開元之治的過渡。再如明成祖親征漠北，一手締造有明一代軍事力量的鼎盛；派遣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又組織編撰《永樂大典》，也足稱得上是曠代盛舉。然而，歷史定評從來不把隋煬帝、武則天、明成祖統治時期稱為“盛世”。究其原因，或是奴役百姓、塗炭天下；或是任用酷吏、誅殺政敵過於酷濫；或是恃強橫行、殺戮忠良而株連無辜。
傳統史書對盛世的記載與歌頌，不可盲目崇信。對屈指可數的幾個盛世階段，史書都不乏歌功頌德之辭。然而，稍加冷眼旁觀，就不難發現其中有大量的不實之辭、過譽之說。漢文帝時的政論家賈誼指出：那些說天下已經平安大治的人“非愚則諛”，真實的情況卻是“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漢書·賈誼傳》）漢景帝時，天下號為富強，但是晁錯卻在上書中為農民算賬，得出的結論是：農夫終年辛勞，卻入不敷出，生活在困苦之中。唐代的兩大盛世，始終貫穿著無休止的宮廷權力之爭，特別是玄宗後期，坐視關係國家大計的均田之法、府兵之制日趨瓦解而不事補救，終於養虎遺患，釀成大禍。康乾盛世在疆域事功、經濟發展方面確有超越前代之處，但存在兩大根本缺陷：其一，對思想的高壓控制和暴力摧殘，特別是大規模推行殘酷的“文字獄”，暴露了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罪惡，這與漢唐時期寬容、開放的文化風貌相比，不知要落後多少；其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全新格局展開之時，乾隆朝卻以夜郎自大的心態，關閉了與世界交流的大門，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的落伍和落後。歷史上的“盛世”之說之所以不可盲目崇信，並不僅僅是因為舊史有“曲筆”之弊，而是旨在強調要科學地認識封建專制制度的本質並加以批判。章士釗先生在民國初年曾經指出：“大抵以國家為逐利之資，實吾國數千年來治亂興亡之恆軌。”“專制之效，或有可觀，特亦賭而後贏者耳。”（章士釗：《國家與責任》，見《甲寅雜誌存稿（上）》）這種認識真是入木三分，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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