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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魄造办处：千古之谜五兵佩
关于五兵佩，孙机先生在其《五兵佩》文中旁征博引，用精确的考古资料和翔实的文献记载阐述了五兵佩的形态和文化归属，得出了它是中国工匠制作的、具有小乘佛教文化意义的西域首饰的结论。
笔者今天就来探讨一下五兵佩
何为“五兵佩”？
目前比较通用的说法是“晋时妇女所戴状如兵器的发饰”。
《魏书·乐志》记载：“六年冬(天兴六年，公元403年)，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觝、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趫、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 由北魏的文献可见，北魏时期承袭于汉晋传统。而“造五兵”，应该是源于汉晋，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常用且其使用范围极广的一种器物。
1998年南京仙鹤观M2(东晋泰和元年[366年]高崧)墓出土钺形笄(金簪)
1998年南京仙鹤观M2(东晋泰和元年[366年]高崧)墓出土钺形金笄(金簪)，长15.4，重6克，南京市博物馆藏。
《宋书·五行志一》：“ 晋惠帝元康(公元291-299年)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瑇瑁（玳瑁）之属为斧、鉞、戈、戟，以当笄□。”此记事出自干宝《搜神记》（《太平御览》卷三三九、六九二引），亦见《晋书·五行志》。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南朝梁开国功臣沈约撰。
笄[jī]：古代中国女子用以装饰发耳的一种簪子，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
图左，1998年，南京象山M9(东晋泰和六年[371年]王建之)墓出土钺形金笄
上图左，1998年，南京象山M9(东晋泰和六年[371年]王建之)墓出土钺形金笄(金簪)。长19厘米，重4克。南京市博物馆藏。
上图右，1970年，南京象山M7(东晋升平三年[359年])墓出土一件三角形金笄(金簪)。长12.8厘米，重3.5克。南京市博物馆藏。
从文献结合出土文物可见，晋时五兵佩应该是妇女头上的一种发簪。那么，五兵佩真的仅仅是“晋时妇女所戴状如兵器的发饰”吗？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南西河子出土的西晋五兵佩
1998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南西河子的一处窖藏中出土金饰五件(西晋)，金步摇两组共四件，另外一件两端装有龙头的金链，上面缀有五枚小兵器模型和两枚小梳子模型，因此而得名为五兵佩(上图)。
古代世界各地的装饰品中，在早于犍陀罗造象的印度小乘佛教艺术中出现过与内蒙古西河子出土的这条金链相似的项链(上图)。
小乘佛教艺术不直接表现佛像，而以金刚座、伞盖、菩提树、三宝标、佛足迹、窣堵波等象征物为代表。同时，礼佛的装饰物（即华严）如宝幢、宝瓶、双鱼、法螺、卍字、果盘，璎珞、华鬘等，及护法之物如剑、斧、战轮等则散缀其间。它们有些也被当成首饰的素材，出现在项链等物上。
印度中央邦博帕尔附近的桑奇大塔北门浮雕中的项链
印度中央邦博帕尔附近的桑奇大塔北门浮雕中的项链上，缀有莲花、剑、斧，楯、双鱼、三宝标等形的坠饰(上图)，年代为1世纪初(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晚期)。
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黄土山二号汉墓出土过一批珠饰，其中就有几件玉质五兵佩（上图）。黄土山二号汉墓遭到严重的盗扰，根据现有的出土文物推测墓主为西汉中期偏晚梁国某代梁王的王后。
小玉鸽 1件。标本M2:328，用青玉圆雕成微型玉鸽，没有表现出足爪部分，腹部横穿一小孔以穿系。长仅0.9厘米。 钺形小玉饰 1件。标本M2：341，为青白玉质，刃部呈半月形，顶端长方体上横穿一小孔。刃部宽1.2厘米，高1.2厘米。 矛(剑)形小玉饰 2件。形状相同，大小有异。标本M2：342，上部略似橄榄形，下部则呈圆柱形，中间束腰，整体如火炬状，近末端横穿一小孔。高2.15厘米。标本M2:343，高1.6厘米。 手戟（靴形钺）形玉饰 2件。标本M2:348、349，白玉质，上部为树杈状，下边为四方柱体且横穿一孔。虽受浸蚀变成灰白色，但光滑莹润。标本M2:348，高1.1厘米。M2:349，高1.8厘米。 觿形小玉饰 2件。标本M2:346、347，白玉质，其中一件钙化。2件基本相同。体扁平。标本M2:346，长2.3厘米。M2:347，长2.1厘米。
除此之外，墓中还山土了大量各种材质的珠饰，可见其原来是一串多宝项饰。
东汉熊持五兵带钩
这件汉代的带钩主题是一只熊，手足嘴持有斧(钺)、剑、刀、(手)戟、盾五件兵器。
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黄土山二号汉墓出土的那几件五兵佩饰，与这件手持五兵的熊带钩是乎都能一一对应(笔者用相同码颜色进行圈画对比)。熊带钩的钩头笔者觉得应该是个盾(上图)。
从西汉中期偏晚到西汉晚期，类似于黄土山二号汉墓的此类五兵佩在陕西省、江西省、江苏省、河南省、广西省等等均有出土。下面就来看看全国各地考古出土的几款五兵佩的造型。
一、手戟(靴形钺)形
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刘贺嗣子刘充国墓(M5)出土的玉质手戟(靴形钺)形五兵佩
1996年9月扬州市郊区西湖镇胡场14号汉墓出土的共28件珠饰中，就有一件用玳瑁制作的此类手戟(靴形钺)形五兵佩（上图）。目前所见手戟形五兵佩的材质有琥珀、玉质、绿松石、玳瑁等。笔者过手最多的就是琥珀材质的，再看看笔者过手或收藏的几件手戟(靴形钺)形五兵佩。
白玉质
琥珀质
琥珀质，器物小巧，使用磨损严重，但整体还是能辨认是一件手戟(靴形钺)形五兵佩。
绿松石材质
从笔者收集的资料和过手的实物来看，手戟(靴形钺)形是五兵佩中出现时间最久、数量最多的品种，虽然说时间最久、数量最多，但加起来也不到十件。除此之外，另外几种造形的五兵佩更为少见。
二、剑(矛)形
1996年9月扬州市郊区西湖镇胡场14号汉墓出土的共28件珠饰中，就有一件用白玉制作的此类剑(矛)形五兵佩（上图）。目前笔者所见剑(矛)形五兵佩的材质仅见玉质。
1975年2月，在陕西省咸阳市北原的马泉公社大泉大队，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了一座西汉晚期的砖券墓（惠君），墓中出土了一串多宝项饰，其中就有一件剑（矛）形五兵佩：矛头一件(100号 )，长1.8厘米，上有穿孔(上图)。
剑(矛)形五兵佩考古出土所见不多，笔者也仅见过玉质，且数量也不过三件(包括博物馆的两件，黄土山的那些未见过实物)。
1996年9月扬州市郊区西湖镇胡场14号汉墓出土的共28件珠饰中，就有一件钺(斧)形五兵佩(上图)。目前笔者所见钺(斧)形五兵佩实物的数量也仅有这一件，黄土山的那些未见过实物，还有就是藏友发过一件琉璃材质的。
从以上这些五兵佩饰物来看，与在内蒙古西河子窖藏中出土那条金链上的五兵佩和东汉熊持五兵的带钩极为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管是西汉时期的多宝五兵佩小坠饰、东汉带钩上的熊持五兵，还是西晋金链子上的五兵佩小坠饰，它们应该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一条项链缀上含有护法的意义之物，使佩戴者觉得会得到佛法的庇佑，所以应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首饰。
从出现于西汉中期偏晚的时间上来看，是乎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期佛教的传播会将与佛教相关的饰物，会作为一种未知的“时尚”被吸收到中原文化中。这一点还可以从上面那些与五兵佩同时出土的、带有典型西方艺术文化的其它饰物中得到佐证。
如果是本土文化，从形成到衰落几百年时间肯定能留下数量可观的相关文物。从全国各地出土的五兵佩饰物屈指可数，可见其并非受到普遍推广。
正如孙机先生在《五兵佩》一文中所说：在佛法东流的浪潮中，西域僧人纷至沓来，各种佛具的传入也必然是渠道众多、不拘一格的。而我国信徒对这些西方的新奇之物，还谈不上有多深的理解。像这件（内蒙出土金项链）混合了斯基泰、犍陀罗及中印度诸种工艺手法，并带有佛教艺术色彩的首饰，却被我国称为五兵佩，变得与宗教和世俗均若即若离，既不成为佛具，也难以看作是一般意义上的装饰品。无怪乎干宝对它作出这样的评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物异等，贽币不同；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又妖之大也”。显得很不理解。其实这正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初期，若干与之俱来的西方事物尚未能与我国传统文化相接轨之所致。
小文物之大世界，小小的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连接着中原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宗教、政治、军事、贸易、文化、艺术等等无不牵涉其中。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吸收和融合，促进了佛教中五兵佩与璎珞在中原的形成和发展。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微雕饰物是乎就是受佛教文化东流的影响而形成的，是隋唐璎珞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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