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自問世以來，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內容與瑰瑋奇變的文采，成為中國古典文獻寶庫中一顆璀燦的明珠，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據不十分精確統計，自東漢至今，研究《史記》的專著達近三百部，論文多達三千五百餘篇，這在古代史籍文獻研究中是較為罕見的。《史記》版本研究是《史記》文獻學研究的內容之一，考察《史記》產生以來抄寫刊刻狀況、研究諸本異同、揭示各本間的相互關係及承繼源流，進而論證《史記》的版本系統，是《史記》研究的基礎。
自漢至唐，《史記》皆為寫本，宋淳化年間以後，《史記》始有雕版。葉德輝說：“雕版謂之版，藏本謂之本。”故《史記》版本研究含寫本、刻本兩部分。《史記》誕生到現在二千餘年間，廣泛流傳，產生了眾多寫本、刻本。眾本之間文字或同或異，妨礙了《史記》的正確利用。《史記》版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尋更為接近《史記》原貌的本子，為後人正確利用《史記》奠定可信的基礎。
司馬遷撰成《史記》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世聖人君子”。至漢宣帝時，其外孫楊惲始對外宣佈。而《史記》得以廣泛流傳是在魏晉時期，因相互傳抄，文字舛亂，各本之間多不相同。《史記》各本，因所據底本不同，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版本系統。六朝時期的《史記》寫本，除僅存二篇殘卷外，餘皆不存。關於《史記》版本的較早著作是晉末徐廣所著的《史記音義》，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說，徐廣還沒有真正進行《史記》的版本研究，僅是收集了眾本異同的資料。即便如此，這項工作對《史記》版本研究具有開創之功是不容否認的。南朝宋裴駰在徐廣《史記音義》基礎上著《史記集解》，亦對《史記》的不同版本有所記載。依據《史記》註文中的材料，亦可窺其涯略，進而作深入研究，或可揭示這一時期的《史記》版本狀況。至唐代，《史記》得到了積極的推崇，司馬貞作《史記索隱》、張守節作《史記正義》，加之裴駰的《史記集解》，構成《史記》三家注，奠定了《史記》學的基礎；《史記索隱》、《史記正義》中，兼列諸本異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記》版本狀況。
宋代是雕版興盛時期，《史記》在此時與寫本告別，有了刻本。刻本的產生，標誌《史記》版本開始定型。宋朝曾多次雕版印刷《史記》，但多數亡佚。這一時期是版本研究的開創期，體現在藏書家的藏書目錄中。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開始記載書籍的版本形態。而兼列諸本異同，如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藏書家目錄大多仿此書，為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和依據。
明代在《史記》版本研究上，仍主要侷限於藏書家的著錄方面，多側重於宋元本的文本形態的考究，對文字的訛誤狀況與版本承繼關係尚少涉及。在這一點上，清代的藏書家與明代藏書家無大異。版本學是興起較晚的一門學科，明清時代的藏書家、版本家對專書的版本研究，只侷限於傳統的目錄學框架裡，是不全面的，若不與校勘學相結合，則難以澄清該書的版本系統。因此版本研究不僅僅是文本形態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字異同的研究。這就要求必須與校勘學、目錄學有機結合起來。如此方能有助於理清一部書的版本系統。
清代是《史記》研究的鼎盛時期，學者將考證學引入《史記》研究，對《史記》文字的衍、訛、脫、誤作了大量的考證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為確定《史記》版本系統及優劣提供了可信的依據。其中梁玉繩的《史記志疑》、杭世駿的《史記考證》、方苞的《史記注補正》、錢大昕的《史記考異》、王筠的《史記校》、王念孫的《讀雜誌》、張照的《館本史記考證》、張文虎的《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等，或直接或間接地對《史記》的版本研究作出了貢獻。
近現代的《史記》版本研究亦很薄弱。王國維在《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本考》論及宋版《史記》的刊刻及其承繼，但未作深入探討。趙萬里著有《兩宋諸史監本存佚考》，也是僅侷限於宋本的研究。其後，王重民著《版本研究及參考書》、趙澄著《史記版本考》，是研究《史記》版本的專論。這兩篇論文也是在傳統版本學的範疇內，概括地介紹了宋代以來的《史記》版本，而以王重民先生之作更有價值，趙澄之文則顯平平。至此二文發表後十幾年，《史記》版本研究領域偶有單篇散論，其中以傅斯年、勞幹對景祐本刊年的討論為有所創見。此後《史記》版本領域無人問津。直至1958年，賀次君先生的《史記書錄》出版，《史記》版本研究才又呈生機。《史記書錄》是有始以來的第一部研究《史記》版本的專著，作者以“親見為限”，對現存60餘種《史記》版本作了詳密考究，在方法上亦有超越傳統版本學框架之處，引用實例，考辨異同，是迄今為止較為全面的《史記》版本研究著作，促進了《史記》版本研究，功不可沒。但考證過於瑣碎，缺乏系統研究，論斷亦多有與《史記》版本實際不符之處。因其是國內唯一一部研究《史記》版本的專著，影響較大，學術界多引用其說，以致使其某些誤說流傳。進入八十年代，又有兩篇研究《史記》版本的論文發表，即安平秋先生的《史記版本述要》與易夢醇先生的《史記版本考索》。
易夢醇先生的文章重點探討的是後世對《史記》的增補及《史記》中的竄亂部分，對《史記》版本研究涉及不多，論述也存在沿襲誤說之處。安平秋先生的《史記版本述要》是這一時期《史記》版本學方面的一部力著，一改《史記書錄》冗贅繁瑣，缺乏條理之弊，眉目清晰、論斷公允，更具系統性、條理性。
國外對《史記》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最早研究《史記》版本的學者是岡本保孝，所著《史記傳本考》(收入況齋叢書，寫本，今藏日本國會圖書館)，主要記述了《史記》傳入日本的版本及存佚狀況，以明版《史記》為多，對宋本沒有深入研究。其後寺岡龍含著《史記三家注合刻的創始時代和版本系統考究》，亦僅是歸納成說，多不可信。水澤利忠對《史記》版本研究用功最勤，撰有《史記之文獻學的研究》，概括介紹寫本、刻本的版本形態及異文，是一部比較全面的版本研究著作，但所用方法與賀次君《史記書祿》無大異。又著有《上杉家藏慶元本史記研究》、《史記古本考》，均有一些新見。尾崎康是日本較為著名的版本學者，著有《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側重對現存的宋元本《史記》書志形態的考察。另有長澤規矩也所著《關西宋代合刻本正史的傳本》，亦對《史記》版本有所涉及。從總體看，日本學者的上述研究仍限於對《史記》版本一般性的介紹和考察，沒有向更深層次拓展，且與中國學者的研究多相重複。
縱觀《史記》版本研究史，不難發現，無論在研究成果的數量上，還是在研究問題的層次上，是與《史記》的整體研究不相稱的。以致迄今為止，《史記》版本研究沒有形成體系。這固然有客觀條件的限制，即此項工作必須以親眼所見為根據，既不能以耳代目，亦不可靠第二手資料。但也不容否認傳統版本學的弊端，即只注重書籍的形態考究，而未深入到書籍的內容，即文字異同的研究，尤其沒有從文字的異同現象中去探尋各版本間的內部關係。在這方面，明、清之際的藏書家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們以豐富的閱歷及廣博的知識，可以評定某一本子的年代及優劣，而卻沒能就其所見，進一步探尋不同版本間的承傳關係。近人的研究雖然有所創穫，但整體上並沒有突破前人研究的窠臼。
歷來版本研究多以文本形態為對象，而文字異同的考證由校勘學承擔，學術如此分野，不無道理。但若研究一部書的版本源流及各本間的關係，僅據文本形態則遠遠不夠。《史記》在長期流傳、抄寫刻印過程中，各本之間，字句有多有少，錯脫訛衍、增改竄改比較嚴重，往往因一字一句的不同，致使史實全乖。前人為了正本清源，恢復《史記》舊貌，作了大量的釐正工作，充分利用前人的考證成果，依據諸本文字異同，作為探求《史記》各本間關係的主要依據。考察《史記》版本承傳軌跡是一項比較複雜的工作，既需耗費時日逐字核校諸本，又需審慎運用相關知識處理紛繁複雜的文字異同現象，但只有如此方可客觀地揭示《史記》的版本系統。
司馬遷於徵和二年完成了《史記》的撰著，並譽寫兩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可知《史記》起始便有正、副兩個本子存世。至於兩本所藏地點，即“名山”與“京師”具體是何處，後人頗有爭議。司馬貞《史記索隱》謂：“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雲‘天子北征，至於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雲：‘古帝王藏書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司馬貞以“名山”指書府，即古帝王藏策之府；或認為“名山”即指高山深谷。《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藏於山者，備亡失也。”而於“京師”則未作說明。顧頡剛也說：“司馬遷為了怕遺失，把原稿清寫兩部，正的放到山上，副的放到京城”。實際上，“名山”是司馬遷一種隱晦說法。若謂藏於名山是備亡失，於情理不符。古人著書，未有藏之於山的記載。況且藏之於山，世人不知，如何能保不失?陳直認為“所謂名山者，即是藏之於家”是符合實際的司馬遷所謂“傳之其人”，是指傳於後人，如同其繼承父業。其後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便是其證。先人著書，傳於後人之習，其後延續不衰。唐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謂：“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雲”，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說：“庶貽厥子孫”。司馬氏世為史官，司馬遷不會讓此業在他而後中斷，是很合於情理的。
既然“名山”是指家，而司馬遷之家又在京師，那麼“副在京師”又如何解釋呢?龔自珍說：“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於京師，仕則紬石室金匱於京師，其兩世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耆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不恩王父，以不恩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即上系君父，亦必有磬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無極，以所著書託焉。”“後人必有入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此雖未講明副本藏於京師何處，但可知龔自珍此處指的是藏於司馬遷在京師的家中，因而認為正本所藏的“名山”即實指的高山。實際上，藏在京師的副本並不是藏在家中，而是被收入漢皇家書會。一、司馬遷撰寫《史記》，並不完全是一種個人行為，與其所擔當的太史令職位相關。其撰寫《史記》，在當時也不是隱而不宣之事。他在《報任安書》中的闡述，即反映司馬遷無隱瞞此事的意圖。而且武帝亦關注此事，《西京雜記》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恨，削而去之。”武帝是否削去《景帝本紀》姑且不論，但武帝讀過《史記》是勿庸致疑的。二、漢朝推行重視文化事業的政策。《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短簡脫，聖上喟然嘆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武帝大收篇籍並非僅收前代書籍，當代人的重要著作也一併收入。如漢初陸賈的《新語》，《史記·陸賈列傳》說：“餘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故當世之辯士。”，再如晁錯的《晁錯所更令三十章》，《史記·彭盎晁錯列傳》說：“晁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所，與洛陽宋孟及劉李同師。……《晁錯所更令十三章》，諸侯皆喧譁疾晁錯。”類此當代人的著作，司馬遷均得見，亦應是見於秘府。而《史記》遠比《新語》、《晁錯所更令十三章》重要，完成之後必定收入秘府。又《漢書·宣元六王傳》：“成帝時，東平王宇來朝，上書求《太史公書》。”證明秘府已有《史記》。司馬遷所錄兩本，知一本藏於家中(“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播焉。”是其證。)，若另一本藏之於山，秘府之本從何而來?是《史記》完成之後，司馬遷即獻於朝廷，收入了皇室書府，故武帝得以閱覽。《漢書》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劉向領校群書之際，《史記》仍在秘府。以此可證“副在京師”，即副本藏入皇室書府。
《史記》正本、副本，一在家中，一在秘府。而其後流傳，副本在先，正本在後。《漢書·司馬遷傳》：“遷死之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以此可以推定，在楊惲宣佈之前，《史記》已有部分傳出，但只能是少數單篇。桓寬《鹽鐵論·毀學篇》：“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趙女不擇好醜，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為利錄也。”此節文字出於《史記·貨殖列傳》：“……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夫千金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併兼，借交報仇，篡取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鄭女趙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厚富也。遊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風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穰財矣。”此是桓寬記載御史桑弘羊之言，事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此時楊惲尚未宣佈其外祖父書。桓寬能節引《史記》文，當是據由皇室秘府傳出的部分篇章，即《漢書》所說的“其書稍出”之時。《鹽鐵論》中引《史記》文字不止一處，《西域篇》文學談大宛事，《刑德篇》御史大夫引韓非子事，《大論篇》文學談孔子事，分別本於《史記》的《大宛列傳》、《韓非子列傳》、《孔子世家》。到至楊惲宣佈後，《史記》整體一百三十篇方為朝野所共知，並逐漸流傳開來。而秘府所藏的副本的流傳則早於此若干年。
《史記》傳出伊始，流傳範圍很小，至西漢末年，達官顯貴，亦難得一見。《漢書·宣元六王傳》載，成帝時，東平王劉宇來朝，上書求《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東平王之所以上書求《太史公書》，證明他曾讀過《史記》的某些單篇，進而提出得到完書的請求。大將軍王鳳也顯而易見是讀過《太史公書》。這都證明，《史記》在西漢末年，是以單篇的形式流傳的。直到東漢初年，這種形式依然沒有改變。如《後漢書·竇融傳》：“光武帝賜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武安侯列傳》。”《後漢書·循吏傳》：“明帝賜王景《河渠書》。”類似這種散出單篇，隨出隨散，不可能流傳後世。《史記》形成不同版本，產生文字歧異應該是在西漢末期，自劉向及其子劉歆等續《史記》之後。《史通·古今正史》：“《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諸人續《史記》，應皆見過《史記》抄本，自此以後，《史記》產生異本，而司馬遷親手譽寫的正副本均為其祖本。
在古代文獻中，《史記》的版本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從《史記》版本產生髮展考察，依不同的標準劃分，可分為寫本、刻本；單注本，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唐本、宋本及元明清本；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監本、官本、私刻本；杭本、閔本、蜀本；九行本、十行本、十二行本、十四行本。如此繁雜的形式構成了龐大的《史記》版本體系。研究這一體系的發生演變繼承，便是《史記》版本學。而這一體系中的基礎與核心，則是宋刻本。只有對宋刻本作深入全面的剖析考證，才有可能理清《史記》版本的源流。
筆者通過對唐及唐以前《史記》寫本狀況的考察，得出在魏晉時期《史記》就已產生眾多異本，雖未形成系統，但已做了一定的整理工作。唐代沿承其緒，是為《史記》的寫本階段。在這一階段，《史記》主要處在自然傳抄狀態，尚未進行有意識的校改。至宋代，對《史記》寫本進行了綜合校理，由寫本過渡到刻本。可以說刻本對寫本的繼承是整體上的繼承，寫本與刻本間無不同系統的區別。在此基礎上，重點在於研究北宋、南宋諸本的成因及演變軌跡，探討元、明主要刊本的版本承傳系統。
《史記》最早的刻本是淳化本，此本雖已失傳，但其修補本依然流傳，即刊於北宋仁宗景祐年間的十行本。此本是對淳化本的繼承，含淳化本之舊，因刊行於景祐年間，故稱其為景祐本。此本由原刻與補刻兩部分構成，補刻部分刻於北宋政和年間。此本現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祐本在南宋初又經覆刻，現藏於北京圖書館的存四十卷本、一百三十卷本的原刻部分及藏於臺灣中央圖書館的存一百二十六卷本即此本的覆刻本。
與景祐本互為前後刊刻的是十四行的杏雨藏本。此本刊刻於宋真宗景德年間，是在淳化本的基礎上，經過刊校而重新開雕的刊本，與景祐本有同源的關係。此本原本已殘，僅存六十九卷，現藏日本大阪杏雨書屋，故稱其為杏雨藏本。此本於南宋紹興間覆刻於杭州，覆刻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其中原版一百零二卷，其餘為它本配初。十四行本《史記》在《史記》版本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對後世本影響較大。今存十四行本有兩種，一為上述杏雨藏本，一為刊於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存十四卷本藏北京圖書館，另有三卷(即《秦本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存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南宋建刊《史記集解》本中，與杏雨藏本屬同一系統，其與失傳的蜀刻小字本似有淵源。
上述三本是今僅存的北宋本。杏雨藏本與景祐本皆祖淳化本，是同源而分流，二本差異並不很明顯，後世本分別對二本有所繼承，故在《史記》版本中佔有重要地位，對勘正後世本的訛誤具有極高價值。
南宋本《史記》除去覆刻北宋本外，有十二行的建安朱中奉刊本。此本為私刻《史記》之首，其版本特點與杏雨藏本為近，但並不是對杏雨藏本的全部繼承，而是以杏雨藏本為主要底本，參校諸本而成。作為建刊本，此本刊刻質量不高，但保存了北宋本的特點，對後世《史記》的校勘亦有一定價值。與朱中奉本類似的南宋建刊《集解》本，即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本。此本刻於南宋孝宗以後，晚於朱中奉本，與朱中奉本同屬杏雨藏本系統。然此本刊刻質量亦不高，訛誤甚多，版本價值不大。
南宋地方州府刊刻的《史記》現亦僅存一種，即淮南路本，為淮南路轉運司所刊官本，是以北宋本底本的翻刻本。以其與北宋本相校，此本更近杏雨藏本系統，但在翻刻之際曾參校諸本，故與杏雨藏本差異較大。
北宋時期的《史記》版本皆為《集解》單注本，至南宋，《史記》版本發生了重大變化，產生了《集解》、《索隱》二家注合刻本與《集解》、《索隱》、《正義》三家注合刻本。
二家注合刻本始於乾道七年的蔡夢弼刊本。此本參校京蜀諸《集解》本而成，其《史》文及《集解》註文雖近北宋《集解》本系統，但不主一本，是一新產生的刻本。二家注合刻本中，張杅本與耿秉本屬同本，是以蜀刻《集解》本為底本，合一《索隱》本而成，與蔡本不是一個系統。刊於蒙古中統二年的段子成刊本，刻於宋元之交，其時當南宋理宗景定二年，雖稱蒙古，尚未入元，故此本亦應視為宋本。此本亦是以一單《集解》本合一《索隱》本而成，其所據《集解》本與蔡本所據本相近。以現存宋刻二家注合刻本而論，各本均獨創二家注合刻體例，相互間不存在整體承繼關係，這與明代刊刻《史記》不同。明代所刊合刻本《史記》，基本是以宋本為底本翻刻，如遊明本、建陽慎獨齋本均是翻刻中統本。
三家注合刻本始於刊南宋紹熙、慶元年間的黃善夫本。黃善夫本是在二家注合刻本的基礎上演化而成，其所依據的二家注合刻本為蔡夢弼本，在蔡本基礎上合以《正義》，而成三家注合刻本。但其並不是二本的簡單合併，而是參照諸本有所取捨，但因校勘不精及學識不逮，訛誤之處為數不少，故難稱善本。此本價值有二：一是創三注合刻的體例，使之成為後世《史記》版本的主要形式，極大地方便了《史記》的研究，至此《史記》版本形成了定式，奠定了《史記》版本學的基礎。二是進促進了三家注的流傳，尤其是對《正義》的流傳有保存之功。張守節於唐開元二十四年完成《史記正義》，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為三十卷，知其體例如《索隱》標字列注，不與《史記》原文相比附。然《正義》原本已佚，自宋以後不見諸家著錄，亡於何時不可考。今所見最早《正義》註文是散刊於黃善夫三家注本中。將《正義》註文散刻於《集解》、《索隱》之下始於黃善夫本，其後諸本《正義》文皆據此本以出，可以說黃善夫本對《正義》的流傳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部承繼黃善夫本的三家注本是刻於元至元二十五年的彭寅翁本。彭寅翁本雖據黃善夫本刊刻，但行款稍異，又因所據底本殘缺，故註文時有脫落，非如後人所說的有意刪削。明代刊刻三家注合刻本多種，其中廖鎧本、柯維熊本、王延喆本均據黃善夫體刻。所不同的是，廖鎧本、柯維熊本為翻刻黃善夫本，並作了一定校改。王延喆本則是覆刻黃善夫本，亦因所據黃善夫本或殘或缺，以致偶與黃善夫本不能密合。刻於嘉靖十三年的秦藩本不是據黃善夫本翻刻，而是覆刻王延喆本，但同屬黃善夫本系統。明代南京國子監、北京國子監均刊刻《史記》三家注本，世稱南監本、北監本。南監本凡三種，首刻於嘉靖九年。其時南監不藏三家注合刻本，張邦奇等人據元大德九年刊《集解》《索隱》二家注本合以《正義》註文而成。因此本合二本為一本及所據底本不善，三家註文多有脫落，尤以《正義》脫落為甚。後人據此斥其刪削三家注，實情並非如此。南北監本中，刊於萬曆三年的餘有丁本是有意刪削註文，而刊於萬曆二十四年的馮夢禎本、刊於萬曆二十六年的劉應秋本均竭其所能恢復三家註文，無刪削之事。
以上概述了《史記》產生以來主要版本的流傳端緒，可見各本皆淵源有自。就各本特點而言，以是祐本與杏雨藏本刊刻質量高於它本，而對後世本的影響，以杏雨藏本為大，南宋諸本多承其緒，然經校改，非覆刻，故各有其自身特點。
閱讀更多 善本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