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讨论任何问题，都要先知道它是什么。要讨论文化的自信，就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自信？
什么是文化？
文化就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具有普遍共识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总和。
什么是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就是相信：我们的文化具有其自身的优势，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至少具有其合理性，甚至还要优于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这种自信，在今天好像没有特别之处，可我们的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失去了这种针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相信西方人的价值观是优于我们的价值观，相信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是优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个相当长时间至少从186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还在继续延续着。
举一个直到今天为止，还被写在中学历史课本上，不断地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的例子：
同文馆之辩：
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火烧了圆明园，刺痛了中国人，于是开始了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领头的是当时的摄政王奕䜣。洋务运动有很多环节，其中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就是在北京搞了一个同文馆，请外籍的老师过来讲授西方的知识。
奕䜣建议从那些已经考取了功名的人当中选拔学生入同文馆学习。客观的说，他的建议在技术层面的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是一个叫倭仁的人。
倭仁虽然是个蒙古人，但却是晚清著名理学家，在思想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儒家学者。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同文馆之辩，方式就是给皇上，给慈禧太后上奏折。
倭仁在他的奏折中，旗帜鲜明的反对筹建同文馆，主要提出了三个层面的观点：
第一层，立国的本末问题——“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话，对于任何一个儒家学者来说都是天经地义，《大学》即是如此，而且也在中国两三千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反复验证，所以毋庸置疑。
第二层，求学的目的问题，或曰“道”与“术”的问题——“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袭振弱者也。”意思是说这种教育，最后的结果无外乎就是一些技能，技艺而已。
这一点在今天可能有些难以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走进学校学习，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要学到一技之长——“术”。但是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学习的根本是学“道”而不是“术”，道是根本，术是应用；道关乎天下，关乎长远，术则不过关乎一方，关乎一时。因此，把“术”作为目的，就是本末倒置。
最后，他又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既是他整篇奏折中最大的漏洞，也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核心所在——“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强调说即使我们去学习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必要“师事夷人”。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关于这个“师”字——老师的内涵的理解，古今有着近乎本质的不同。我们今天讲的老师，和倭仁口中的老师是几乎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讲要拜某人为师，那就意味着在价值观上完全认同他，不但是价值观上的完全认同，你甚至在生活中，在现实的行为进退中，都要完全的追随于其后。
所以，“何必师事夷人”按照今天对老师的理解，就是不用请洋人来当教员。按照传统的中华文化来理解，则是不能拜洋人为师，不能在思想上，在行为上追随于洋人之后。
奕䜣被公认为晚清满清贵族里面最后一个聪明人，是个非常高明的辩论高手，他直接绕开了倭仁提出的无可辩驳的本末问题，道术问题。直接揪住了“师事夷人”这个四个字中的漏洞，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他也写了一份奏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下面这句话——“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庚申之变就是指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这件事。）
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家今天已经被人打得如此惨痛，圆明园都被人烧了，皇帝都被人赶跑了，你跟我讲礼仪，讲忠信。你能用这些东西把洋人赶走吗？
当年英法联军进北京的时候，主持谈判的就是这个奕䜣，他签署了《北京条约》才把洋人送走了。所以，在他看来倭仁讲的那些东西是没有用的，只有讲洋枪洋炮，讲实力才有用。
正所谓一分钱憋倒英雄汉，这个辩论在我们今天听来堪称完美，即使像倭仁这样的饱学之士，也只能哑口无言。只不过，他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满清的衰弱不是因为“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自入关之日起，就没有“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就没有以“尚礼义不尚权谋”为立国之本。
紧接着，奕䜣又以退为进捉弄了一下倭仁——他给慈禧太后上折子，说：既然倭仁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看来倭大学者应当有很多这方面的老师，那么我不当这个同文馆的馆长，让他来当，让他去找老师，来办这个学校吧。
如前所述，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对于倭仁来说，却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于是，这个故事发展到最后，老学究只好在上任的路上假装从马上掉下来，才逃过了这场尴尬。
这个题材现在还在高中的课本上被反复地讲着，倭仁仍旧被当做了一个阻挡变革的顽固派的反面典型，被反复地灌输给学生。
然而，如果公允地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倭仁的确是犯了一个错误。但这是个方法上的错误。
奕䜣所代表的维新派、改革派们犯的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这些人所讲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行动最后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全盘西化”。
事实上，倭仁在他的奏章的最后也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成归于夷不止。”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把中国人都驱赶到洋人那边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精神层面，在价值取向层面，完全站到洋人那边。
在这场辩论之后的一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历历在目甚至在侧的事实告诉我们，倭仁的预言的确变成了现实——从1860年以后中国在急速地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对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采取了一种近乎无情的鞭挞与抛弃。
在这段时间里，任何人一谈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谈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就会被人嗤之以鼻。甚至直到今天，这种态度依然普遍，当你跟许多人谈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时候，得到的回应，仍旧不是说这是对人性的束缚，就是说那是我们落后的根源。
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讲对任何一件事情的评判，往往是要借助于时间这个因素，需要把它放到一个时间段里面之后，才会看到它的真实样貌。不能基于一点一时的得失去下结论。
只不过，被时间最先叫醒往往都是那些智者。
举一个例子：
康有为，当年著名的改革派维新派，策动戊戌变法的人。在1898年他策动了所谓的百日维新。仅仅三个多月，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杀了。康有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跑掉了……这个一心想去拯救国家，拯救民族，在戊戌变法期间，给光绪皇帝推荐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堪称全盘西化的方案的饱学之士，在离开了北京城之后没有躲起来，而是去了欧美考察。
但是当他到欧美转了一圈之后，这位康有为先生得出了一个让当时他的很多同事们瞠目结舌的观点——他认为，在当时以及未来，能够拯救中国的，能够拯救世界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西方的那些东西。
因为，东西方的文化有一个本质性的差异，那就是中国的文化讲究的是看长远，看全体，看发展，看变化。
当初，康有为也好，奕䜣也罢，为什么要积极地去向西走，向西转？原因只有一个，他们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军力不如人，国力不如人，民力也不如人。
对奕䜣来讲，他确实看到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不堪一击，要解决眼前的问题，机关枪确实比弓箭好用。
对康有为来讲，他确实看到了在上海的现实当中，就是洋人比中国人既有钱又有素质。所以要解决眼前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亦步亦趋的跟人家学。
只不过，当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康有为在欧美还看到了洋人的贪婪，自私以及急功近利，看到他们的文化当中的不可持续性罢了。
考察一件事情的优与劣，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维度。当人真正冷静下来，把一个问题放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去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恰恰就在于它注重跳过眼前，看长远；跳过局部，看整体。
关注于整体，关注于长远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更深刻的人文关怀。
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呢？
这个问题就要讲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因为，中国文化的一切特征，都源自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们看一下中国地形图：
这片陆地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首先，从整体上看它足够广大而且相对封闭。
这片土地，它东临大海，西有高山，北有大漠，南有丛林，形成一个广大而又相对封闭的空间。
广大可以滋养更多的人口，使之足够强大。
相对封闭，使之一方面可以独立孕育自己的文明，而不受外族的入侵；另一方面，又会因为封闭而陷入孤立主义情节。故而，使其文化雍容而平和，严谨而包容。
用今天的话说，这块土地给生活于其上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
或许有人会说，汉武帝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匈奴，在唐太宗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突厥，怎么能说不受外族的威胁呢？
这些固然是事实，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但是，这些游牧民族，至少从战略层面上很难对中原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经济模式上远远落后于中国。
中原地区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游牧业和农业在单位面积上的生产效率大概是1:9的关系，而且农业从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的速度，也远远超过游牧业。所以，北方游牧民族虽然能够持续地骚扰中国边境，却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进入，甚至入主中原。
同时，这些游牧民族还在事实上，为中原地区提供了一定的屏障性作用。事实上，就是这些游牧民族在晚唐中国国力最衰弱的时候，为中原挡住了伊斯兰世界东侵，这一在后世看来，对中原文明最具威胁潜质的浩劫。
因此，从大环境上讲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可以让诞生于其上的文明去，进化得比较雍容，比较平和。
其次，从内部来看，这片土地又呈现出山川水道纵横交错，有阻断而无隔离的独特格局。
这就使得，一方面各个被区隔出来的子区域，可以独立孕育和发展其原生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种族的繁衍，技术的进步，不同的种族又必然相互交融而成为一体。
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以及在融合实现之后，那些原生文明间的差异性，多样性，最后就会变成融合而成的新文明的厚重性，丰富性和普世性的基础。
所以，在这样一个有阻断而无隔离的空间里孕育出来的中华文明，或者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会在思维与行为形成以下两种习惯模式：
第一，人们会逐渐习惯于合作而不是相互的残杀。
第二，人们会逐渐习惯谋求一个长远的结果，而不是去急于攫取眼前的利益。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激烈的，近乎零合作的竞争关系，那么显然要着力于攫取当前的最大利益。但如果是必然的合作关系，那么谋求一个长远的发展态势，则显然更为有利。
在这一点上我们跟西方，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其中的缘由，也同样存在于欧洲的地理环境之中。
欧洲的东北部是一大片平原，几乎是无险可守。所以只要有从亚洲被驱逐出来的游牧部落，就会向西迁徙，进入欧洲大陆，进而给欧洲人带来一场噩梦。
匈奴被汉朝人打跑了，于是欧洲有了匈牙利；
突厥又被唐人打跑了，于是欧洲有了个土耳其。
每一次都会这样，因为，这样的大平原太适合游牧部落的骑兵作战了。反之，就非常不利于当地原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
同时，在这样的平原地带上，即使在史前时代，也很难独立地去发育出一个相对的完善的文明来。因为生活在其上的人民，不仅容易受到外来的侵袭，即使在其内部彼此之间也太容易相互攻伐。或者说，相互残杀的成本太低，让人们更愿意选择这条“捷径”，来解决彼此的矛盾，而不是被迫走向合作。
所以，欧洲文明的原头起自于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因为这个地方有起伏的山峦，有广阔的大海可以形成必要的屏障。能够给当地的居民提供足够长的时间，发育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明来。希腊、罗马都出现在这里的地中海地区，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
但是，凡是沿海地区都是由一系列的岛屿，以及充实其间的难以逾越的汪洋大海构成。这样的地理环境，永远都是割裂的，破碎的。所以，欧洲的早期文明，主要表现为相对孤立的城邦文明。
一方面它们由于自身域太过狭小导致资源太有限，必须要向外去求索，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贸易去获取自己没有，但又必须的资源。这应当就是所谓西方人的冒险精神的根源所在。
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退回到自己的城邦之中，依靠大海的保护而偷安，因此又永远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态势，永远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观念。
当然，大海并不是万能的保护伞，隔离带，因此每一个小区域上，又不断地上演着征服被征服的戏码。所以，被今天那些信奉全盘西化的人们奉为神圣的所谓西方城邦民主，其实也不过就是征服者团伙内部的民主，希腊也好，罗马也罢莫非如此。
在欧洲这样的地理背景下所孕育出来的文明，必然是孤立主义的，非常保守的，分裂的，不安的。所以，无论西方人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话，只要他们受到一点点威胁，他们骨子里面的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就会立刻被翻出来。
我们想一想从1840年以后，他们跟我们，跟全世界打了无数次仗，他们开着大船，架着大炮到处耀武扬威。我们讲这叫侵略战争，他们说那是贸易战争。
为什么是贸易战争？
他们说，我是未来跟你做生意的，是因为你不跟我做生意，所以我要揍你——这是啥逻辑？？——揍你，就是要你开放市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你跟我一起玩全球化。
但是，今天当我们要把商品卖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讲他们的国家安全了，就开始加增我们的关税，树立贸易壁垒了……
当初，他们用大炮给我们，给世界讲解市场经济，等全世界都信以为真了的时候，一切却瞬间逆转了。
为什么？
他们的文明在骨子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孤立主义，这样的一种保守主义。他们不会像中华文明这样雍容大度。
根源就在于，孕育这两种文明的那两片土地不一样。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来源于生活的环境，在什么环境里面，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生活在这样一片广袤而相对安全的土地上，一个需要以合作为基本生存技能的土地上，我们孕育出来的文明就是雍容的，大度的，就是富有包容性的。
因为，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合作比杀戮更有效率，包容不保守更有价值。
所以，在中国，从神话时代的炎黄时开始，到有史料可寻的殷商西周的立国，一系列的最初的政治行为，与智慧无不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并逐渐沉淀积累成为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
第一，大一统；
第二，天道观；
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以一次又一次的合作为基础，于内核不断紧密的同时，又向周围缓慢但却有力地不断延展，不断膨胀的过程。
因此，在中国传统中，大一统这个观点是第一位的。尤其是秦始皇用一个国家的形式把这一观点确定下来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只能谈统一，任何一个人不敢谈分裂。不仅搞分裂的人要遭受唾弃，没有能力实现基本统一的人，也没有资格领导中国。
合作就要有所依归，但是在中国文化当中，没有神只有“道”。
“道”这个观念，貌似神秘，其实它所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规律，是人们顺应自然的自然之路。
为什么中国人拥有这种观点？
并不是中国人特别聪明，还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一方土地。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只能谈合作，不能谈残杀的环境下，那么彼此之间就要去讲一个道理，去寻找一个对所有都公允的依据和原则。
什么东西才能对彼此都公允，放之四海都准？那就只有客观规律了。所以，这种思维方式，或者说价值取向，同样是在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中，逐渐养成。
中国人遇事要讲一个理字，讲理就是在讲天道，就说明在中国人心中，“道”是一个终极标准，任何人都不能逾越它。
大一统和天道观二者合二为一，就是天下观。
什么叫天下观？天下在哪里？天下又到底有多大？
“天下”可以大到宇宙洪荒，也可以小到一家一室，随眼界的不同而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终究超越一人一身，而及于或大或小的群体。最大的群体可以是全体人类，最小的群体可以是父母子女。
因此，“天下观”给中国人塑造了一种，超越个人而为群体去思考，去奋斗的精神特质。
当今很多人都在问，都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用了40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人几百年的历程？
这其中固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我们的精神，或者说文化特质。
为什么相似的政策，放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并不能实现像中国这样经济快速的腾飞呢？
很简单，人不一样。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人口红利之所在——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拥有一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具有相当深重的传统观念的劳动者。
这种传统观念的核心就是天下观。
虽然，对一个民工来讲，他可能没想过全世界、全人类的事情，没想过去拯救全人类，但是他一定想过他的父母，想过他的子女，一定想过要将他们从贫穷的生活中拯救出来的事情。
所以，中国才会有这样让西方人看不懂的经济模式——一对男女会拼死拼活地，近乎疯狂地去赚他们能赚到的每一分钱。因为，他们不仅是为自己活着的，还是为父母，为子女活着的；他们不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赚钱，还是为了改善父母的生活，改善子女的生活而赚钱。他们心里装的人太多，想的事也太多，承担的责任也太多。
如果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是割裂的，孤立的，只想着自己的话，哪里还会有那么多拼命干活的民工呢？哪里还会有如此快速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呢？
所以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快？
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很多人，从一个民工，到工程师，再到官员学者，他们的思想里都有超越自身的东西，都有超越自身的责任感。
所以，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经济学的对象终究是人，人不同，理论就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不适用。
有一种文化，就会产生一种观点；有一种观点，就会产生一个类型的贤哲；有一个类型的贤哲，就会生产出一批的书籍。
因此，我们的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贤哲，上至周公，下到孔孟老庄，后至宋明的儒家学者，再到民国的大师们，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他都是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地，一代一代地被孕育出来的，他们都既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又是它的载体。
所以
子曰：文不在兹乎
曰：述而不作
曰：欲无言
前者并非夫子自大，后者更不是书生矫情，而在于中国之文化，根本就是一种“道”的文化，或者说以客观规律为圭臬为信仰的文化。
大道不灭，故斯文不断。
大道恒存，故不待人言。
换言之，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社会/国家不应当是交给某一个人来管理的，而应当是要教给这个大道来管理的。
我们应当要按照客观的规律，去管理这个社会，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客观规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当修养自己的身心，以契合这一规律。就像《大学》里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故而，中国文化现实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有一个比君权更有威信，更有势力的“道统”一以贯之于古今，将现实与客观，人情与大道，一一打通。
而这个道统又有两大特征：
第一，其本身自然而浅显，因此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最终必然可以征服那些真正对其展开思考的人们，并在他们心中建立起强大的信仰，和对天下的责任心。
第二，作为其载体，固然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的学者大儒。但是更本质的则是那些记叙了圣贤之言，或者说记叙了圣贤们对大道之领悟的书籍。所以，中国文化的传承不需要像宗教那样要依托于教会，依托于教堂，只有那几本书，愿意看就可以看，看了，就会产生相似的结果，相似的信仰。
所以，在中国无论社会变得多么黑暗，多么纷乱，只要这些书还在，就有可能再产生下一批能够读懂这些书的人；只要能产生读懂这些书的人，就会在这些人里面出现再产生一批所谓的贤哲；只要能够再产生出这样一批贤哲，那么大道就一定会重新再复明于天下。
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在轮回着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中国，书和读书人永远是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希望。
中华民族靠什么传续着她的文明？就是靠着这些书和读这些书的读书人。只要书还在，我们的这个文化，我们的这个文明就能不断地传续下去。
这就是一种最真切的文化自信。今天，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的优越性，同时还能看到它独有的，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因此，只要我们的书还在，只要在今天还能够看到大量的人开始去读这些传统文化的书，那么我们中华的这个文明，就一定会迎来真正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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