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五十
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一个“禅让制”，看起来，这是一个文明政治的词汇，很有政治文明的味儿。所谓的“禅让”，就是帝王把最高权力交出来，主动让给另一个人来执掌，把江山社稷拱手相让。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姿态，如果是自觉自愿的话。确实，在远古时期，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是真真实实的禅让，早期的开明统治者顺应民意，主动让贤，实现了非种姓继承王位的顺利接班方式，演绎了一段精彩的贵族政治民主之风气。可是，大禹之后，便鲜有真正意义上的禅让了。
在后来，“禅让”的意味变了，继承方式的实质也变了，“让”不是真的让，“让”的对象一点也不贤。“禅让”成了强势谋反者的遮羞布，那些通过非法手段夺取政权的政治流氓们想遮盖自己的流氓本色，于是，便用“禅让”来粉饰和美化，明明是非法的抢权篡位，却要证明自己夺来的权力的合法性。历史上，与早期政坛尧、舜、禹禅让本质不同的所谓的“禅让”的例子还不少，比如王莽篡权，曹丕篡汉，司马氏篡魏，刘裕废晋恭帝，还有梁武帝萧衍篡了齐和帝的位，齐文宣帝高洋抢了魏孝静帝的位，陈武帝陈霸先抢了梁敬帝的位，周孝闵帝宇文觉抢了魏恭帝的位，隋文帝杨坚抢了周静帝的位，唐高祖李渊抢了隋恭帝的位，朱温抢了唐哀帝的位，赵匡胤抢了后周柴宗训的位等等。明明是强势抢了政权，却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着“禅让”的闹剧，似乎“禅让者”很诚心，而“受让者”很不愿意，明明心里早就急着上位了，却依然摆出一付无可奈何的姿态，似乎是“被迫”接受“禅让”的，所以，实打实的是阴谋篡权，却想掩饰得一点阴谋的成分也没有，夺位的人似乎是顺天应民，合法合理地继承了皇位。
禅让图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堂而皇之的虚假“禅让”呢？其实，要发生所谓的“禅让”政治事件，需要三个条件：其一，皇权已经名存实亡，皇帝已经控制不了专制体制的权力，皇帝手里已经没有权力，皇帝处于十分弱势的状态，成了权臣的傀儡，皇帝在朝政中被边缘化了；其二，权臣掌控了整个朝局，独揽朝政，实际上已经在代执皇权行政事了；其三，独揽朝政的权臣为了不背负历史骂名，或为了博得顺天应民的继位好名声，或为了反驳一些忠臣对其篡位的非议等，需要自编自导自演一出接受“禅让”的好戏，以便使改朝换代显得更名正言顺。
其实，历史上这类所谓的“禅让”的发生有其深层的原因，这原因就是“禅让”的帝王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兵权的掌控，所以，他在朝中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政坛败局，兵权、政权都已名存实亡，中央政府的所有权力已经掌控在权臣手里了，皇帝无力回天了。
对于帝王来说，失去了兵权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兵权是政权的基础，上述这些“被禅让”的皇帝，虽然各有各的弱势原因，但其根本性的一条，便是失去对兵权的掌控。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紧接着本文的《上篇》而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四，兵权在什么状况下会威胁皇权？
第一种状况，皇帝失去对军队主力的掌控权，兵权在权臣手里，而朝中又没有与之制衡的军事力量，一旦由将帅领兵出征，危险就来了，掌兵权将帅成了皇权的最大威胁。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后周世宗柴荣皇帝的重大失误，他在临终前把兵权交给一个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而此人却是最不值得信任的。本来，柴荣在政坛上是走得很顺利的，广顺元年（951年），柴荣的姑父郭威建立后周，柴荣被委任治理澶州，他将澶州治理得很好，显德元年（954年），郭威驾崩，柴荣继位而登基为帝，在位期间，柴荣的政绩很好，他整军练卒，裁汰冗弱，减少赋税，安抚百姓，后周政治清明，百姓逐步富。而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柴荣便领兵出征，西征时，他大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等四州；南征时，他挫败南唐，夺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北面征战，他破契丹，连克二州三关。可惜的是，上天不佑英才，显德六年（959年），正准备进攻幽州的柴荣突然病倒，不久去世，他年仅三十九岁，没有能实现他统一天下的大志，没有能完成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宏大理想。
去世前，柴荣带病回到汴京，他解除张永德殿前都点检职务，升任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封皇长子柴宗训为梁王，令其特进左卫上将军；封第二子柴宗让为燕国公，令其为左骁卫上将军。六月十九日，柴荣驾崩，终年三十九岁，长子柴宗训柩前即位，时年七岁。柴宗训小皇帝以范质、王溥、魏仁浦并立为相，执掌朝政。柴荣临终前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解除了老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升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是跟随郭威起兵的老将，又是郭威的女婿，曾参与对北汉、南唐、契丹的战事，屡建战功，可能柴荣以为儿子年幼，这位老资格功臣威望太大，所以解除其兵权。而柴荣以为赵匡胤是他最信任的将领和部下，让其掌禁军比较安全。其实，看似最值得信任的有时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因为皇权的诱惑力太大了，赵匡胤遇到机会心里也不会平静。
原本，赵匡胤确实是一直跟着柴荣的战将，显德元年（954年），柴荣即位时即擢升赵匡胤执掌禁军；之后，赵匡胤跟随柴荣征淮南，打败南唐军万余人，斩杀南唐兵马都监何延锡等，不久又打败南唐齐王李景达，斩杀一万多人，回师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不久又被加授为定国军节度使。后来，赵匡胤又跟随柴荣攻下寿州，被升为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兼任殿前都指挥使。再后来，他改任忠武军节度使，柴荣北伐，他担任水陆都部署，而柴宗训继位后，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柴荣去世时，柴宗训和他的弟弟都年幼，有领兵的职权却根本领不了兵，而三位丞相没有兵权，老将张永德已被解除军职，此时，掌控着兵权的实际上只剩下能征善战的赵匡胤，柴荣在地下一定是不肯瞑目的，本以为最可信任的属下将领却是最危险的篡权者，小皇帝柴宗训的朝廷里已经没有可以制约赵匡胤的大臣了。
黄袍加身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有消息称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不明真相的宰相范质等急忙派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二，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汴京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机会来了，“黄袍加身”的大戏开演了，夜里，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军中散布议论，称皇帝幼弱，不能亲政，将士为国破敌，没人知晓，不如拥立赵将军为皇帝，再行北征。军中情绪被激起，次日，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后改名为光义）和亲信赵普见时机已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事先备好的黄袍披在装睡的赵匡胤身上，赵匡义和赵普等皆拜于庭下，拥立赵匡胤为帝，众人呼喊万岁。此时，假惺惺的赵匡胤还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对众人说，“尔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率兵回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原是赵匡胤的把兄弟，便打开城门接应，禁军将领中仅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想率兵抵抗，但还来不及集合好军队，他便被军校王彦升杀死了。宰相范质等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早已备好的禅让诏书，宣布柴宗训禅位。赵匡胤顺利登基，轻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柴宗训被封为郑王，由于赵匡胤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之藩镇在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柴荣最信任的部将成了柴氏政权的篡权者，不过，赵匡胤算有点良心，他登基后给柴宗训封王，并给了柴氏家族“丹书铁券”。
第二种状况，诸侯王做大做强，拥兵自重，占有重要封地，有经济来源，而且有统兵的经历和经验，特别是在战场上生死与共的属下将领，这样的诸侯王，极有可能成为皇帝的巨大威胁。历史上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个是抢夺皇权没有成功的例子，另一个是抢夺皇权成功的例子。
先说第一个例子，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一方面封了有大功的异姓王，另一方面，他又分封刘氏子弟为王，镇守各处要地，作为巩固帝国的屏障，而到刘邦晚年，大部分异性王都被杀了，而其封地却让刘氏子弟管理，这导致诸侯王越做越大，诸侯王在封国内享受着政治、军事、经济上相对独立的权力，而其权力与之前的异姓王相比毫无逊色，到文帝、景帝时，诸侯王的权力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吴王刘濞，他在封国内掌兵权，为所欲为，甚至在封国内开矿造钱，煮盐获利，这是对中央政权的挑衅。刘濞是刘邦的亲侄子，勇武好战，在刘邦平定英布之乱时立下大功，受封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吴国属于诸侯国中地域较大，实力也较强的。刘濞与汉景帝还有仇恨，在景帝还是太子之时，一次下棋时与刘濞的儿子发生冲突，失手打死刘濞的儿子，刘濞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后来的叛乱，可能也与此有关。
诸侯王在封国内的权力太大，已经表露出试图摆脱中央政府管辖的迹象，开始威胁到皇权，此时，御史大夫晁错上书《削藩策》，强调：“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先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景帝下令削夺吴王刘濞的一些封地，吴王刘濞十分不满，便与楚、赵、胶西、胶东、川、济南等六国联合起来公开反叛，他们打着“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举兵西进。汉景帝听从原吴国丞相袁盎的建议，杀了晁错，试图让叛军退兵，但是，晁错被杀后，叛军并没有退兵，反而气势汹汹继续推进，汉景帝只好应战，他派太尉周亚夫率36万大军平叛，起初，叛军势力占优，但周亚夫是能征善战的老将，且其统领的是战斗力比较强的中央军，三个月后，周亚夫通过断敌粮道的方式把七国联合的叛军击败了，之后，汉景帝全面推行“削藩策”，剥夺诸侯王在封国内的特权，诸侯王从此没有兵权，且在政治上要听命于中央政府任命的国相。汉武帝时期，刘彻听从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诸侯国权力再度收到削减，再也无法威胁到中央了。诸侯王的做大做强对中央势必产生威胁，刘濞领头七国造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幸好，当时景帝还掌控着中央的兵权，并有老将周亚夫等辅佐，才能顺利地平定叛乱。可见，对付诸侯王叛乱，由有威望有统兵经验的将军带兵平叛是非常关键的，有老将辅佐，是皇权稳固的关键。
晁错上书《削藩策》
第二个例子，在明朝，建文帝就没有汉景帝那么幸运了。历史事件很相似，朱元璋和刘邦一样，为御虏防患，在位期间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其中，以秦、晋、燕、宁诸王势力最强，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的嫡孙朱允炆继皇帝位，当时，功臣宿将几乎已朱元璋被诛杀殆尽，北方军事均由诸王主事，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燕王朱棣、周王朱橚，以及齐、代诸王均拥兵自重，为所欲为，置国家律法于不顾，中央政府面临着极大危机，朱允炆的近臣齐泰、黄子澄建议削藩，削藩的计划是由弱到强，燕王势力大，暂时不动，于是，拿其弟周王下手，周、代、岷、湘、齐诸王先后被削夺，湘王自焚，其余皆被废为庶人。接着，朱允炆开始对燕王动手，他下旨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谢贵控制北平，令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对燕王的防范。
对局已经展开，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燕使邓庸至都城，被齐泰下狱审讯，朱棣将举兵谋反的消息坐实，朱允炆下令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原为朱棣旧部，遂降朱棣，朱棣装疯，用计擒杀张昺、谢贵，令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攻夺北平九门，占据北平。有北平做根据地，朱棣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
战事的第一阶段，朱棣军进展很顺利，因北方诸将多为朱棣旧部，朱棣军很快攻下通州、蓟州、怀柔等城，朝廷将领宋忠等战死。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30万伐朱棣，被朱棣军所袭，之后再战，朝廷军又败。
第二阶段是拉锯战。朱允炆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调兵50万伐燕，筑垒九门，围攻北平。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实力大增。李景隆乘虚攻北平，朱棣长子朱高炽尽力守城，李景隆无法攻破。燕王军自大宁返回后于郑灞大破李景隆军。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之职，以延缓燕军的进攻。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于白沟河再次战败，燕军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军久攻不下，只好撤离。九月，朝廷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燕军大败，主将张玉战死。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恢复齐、黄官职。三月，燕军在滹沱河打败盛庸，在藁城打败吴杰等，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他们外出募师勤王。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朱棣虽胜多败少，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在增加，双方相持不下。
第三阶段，朱棣军攻陷南京。建文三年（1401年）底，有内臣自京师传消息向朱棣告密，称南京空虚，朱棣遂改变战略，于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亲率军队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师，五月克泗州、扬州，建文帝派遣庆成郡主至燕军，乞割地求和，燕王不准。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陈瑄带水师降燕，燕，燕军渡江攻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投降，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是死是活，成了悬案。朱棣玩了几次假拒绝之后，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称不承认朱允炆之位，而是继明太祖朱元璋之位。之后，朱棣吸取强藩起兵夺取皇位的教训，着力撤藩。
朱 棣
朱允炆败在三个方面，一是错用了没有大才、没有统兵经验的黄子澄为兵部尚书，也错用了齐泰为太常寺卿，听了他的馊主意；二是朝中无大将，李景隆等根本不是带兵的料，纸上谈兵，遇上能征善战的朱棣，必败无疑：三是朱允炆犹疑不决，行动迟缓，削了好一阵子的“小藩”，让朱棣有了充分时间准备，如此让雄才大略的朱棣有时间准备反叛，建文帝岂能不败？
第三种状况，皇帝年幼，外戚掌朝政，特别是外戚掌控了兵权之后，皇权实已名存实亡，外戚权臣利用掌兵权之机窃取皇权，皇帝也就无法再当下去了。西汉末的王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王莽所属的王氏家族是西汉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过大司马，而在王氏家族中，王莽是生活最为简朴，为人最谦恭的，最能勤奋学习，也最能博取好名声的，他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叔伯，声名远播，众口称赞。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为官，30岁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了皇帝的侍卫近臣。此后，王莽非常巧妙地一步步前进，快速迈上官场高阶，逐步靠近权力中心。
王 莽
其一，王莽盯着他的叔父、患病的王根的大司马职位，着力想抢到此高官之位。当时，他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正担任掌管禁卫军的卫尉，成了王莽的强硬竞争对手，因为淳于长被认为是接替王根的最佳人选。王莽为了扳倒淳于长，积极秘密搜集淳的罪行，并向大司马王根报告，他说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王根得到回报后立即向太后报告，王太后便让汉成帝罢免了淳于长并将其杀死。王莽如愿以偿，王根病重时举荐王莽代替其大司马之位。
其二，王莽执掌朝政，清除异己，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力。汉成帝、汉哀帝相继去世，王莽获得众臣推举，被王太后诏命为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大权在握之后，王莽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并由自己代理朝政，王莽此举获得了朝野的一致支持。
其三，王莽执掌朝政之后，排斥异己。他逼迫太后赶走王莽的叔父王立，拉拢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免其官职；以各种罪名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同时，王莽培植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重用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朝中要员，几乎都是王莽的人。
其四，王莽授意大臣们向王太后提议像表彰霍光一样表彰王莽。大臣们上奏皇后，认为王莽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太后以奏下旨，而王莽假装推辞，要求先封赏他的同僚，之后他便接受了“安汉公”称号，此后，王莽为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四人位居三公上，成为朝中“四辅”，掌揽朝廷大权。
其五，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瓜分他的权力，借机诬陷并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并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他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
其六，王莽成皇帝岳父，之后并封“九锡”。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第二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之后，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建市场、粮仓，并为学者建造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博取儒生的拥戴，而数十万民众、诸侯、王公、宗亲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锡之命。
其七，王莽成为“假皇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病重，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而死，第二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立只有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群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其八，王莽镇压反对派，巩固政权。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东郡太守翟义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赵明等也造反，王莽一方面模仿《大诰》著文表示将归皇位于孺子婴，另一方面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此时，开始想称帝。
其八，王莽公开篡权，成为真皇帝。王莽利用献符命的人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书中称莽为真命天子，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成为“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王莽终于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这也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所谓的“符命”禅让而作为皇帝的先河。
从24岁当官起，王莽在政治舞台上的进展就一直很顺利，特别是在后来的八年时间内，他从“安国公”到“宰衡”，到“假皇帝”，再到真皇帝，他成功篡位，而且，他篡位篡得很谨慎，也篡得很成功，他是在广受赞誉的状态下抢得了皇权的，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利用外戚家族的强势力量，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谋略，巧妙的耍政治手腕，抢夺了朝中大权，特别是掌控了兵权，最后，可怜的孺子婴和无依无靠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也只能将皇位让他了。
第四种状况，如果有一位权臣是豪门之后，又是强势外戚，且有州官经历，又是的皇帝辅政大臣，同时执掌兵权，而且有勇有谋，且得到朝中众臣的支持，那么，皇权一定会受到巨大的威胁，皇帝也活该倒霉，只剩下“禅让”一条路可走了。 宇文阐遇到了杨坚，就是不得不“禅让”的一个典型事例。
杨 坚
首先，杨坚是豪门之后，他的祖上曾经是西汉丞相、东汉太尉和北魏司马，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辈，正值南北朝时期，杨忠在北周文帝宇文泰时期是西魏权臣，是宇文泰的得力干将，官至柱国大将军，被封为隋国公。
其次，杨坚是军事贵族的亲戚，又是皇亲国戚。杨坚娶了北周重臣、西魏时的军事贵族 “八柱国”之一的孤独信的女儿独孤伽罗为妻；而周武帝宇文邕将杨坚的长女杨丽华聘为皇太子妃，与杨坚成了儿女亲家，周宣帝宇文赟即位后，杨坚的女儿杨丽华成了皇后，作为宇文赟的岳父，杨坚升任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大后丞等职。
再次，杨坚有地方长官的经历。杨坚升任大司马之后，宇文赟对其起疑心，想除掉他，有一次杨坚被招入宫中议事，宇文赟交代侍卫们，如看到杨坚脸色有异样，即杀之，而杨坚进宫后神情自若，脸色不变，因而没有被杀，自此，杨坚深知在朝中处境凶险，便向宇文赟请求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宇文赟很高兴，派他去亳州任总管，杨坚借此韬光养晦，他的幕僚曾劝他趁机起事，夺取北周江山，杨坚认为时机未到，暂时在地方任职，等待时机到来。
后来，机会来了，杨坚重新进入朝廷成为辅政大臣。这是因为宇文赟沉湎酒色，暴虐荒淫，懒得理朝政，他下诏将皇位传给6岁的长子宇文阐，自称天元皇帝，21岁便当上太上皇，专职退居后宫吃喝玩乐，而小皇帝需要辅助大臣，大臣的意见不一，太后选择了外戚杨坚回朝当辅助大臣。
最后，执掌朝中大权之后，杨坚开始实行其擅权的脚步。杨坚先拿手握重兵的北周宇文皇室诸王开刀，杨坚找借口将宇文泰的五个儿子，包括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五个藩王全都召回京城，限制住，避免他们割据一方形成威胁。接着，杨坚继续清楚障碍，宇文泰的外甥、相州总管尉迟迥是北周忠臣，战功显赫，威望很高，以给周宣帝宇文赟会葬的名义征调尉迟迥回京城，尉迟迥感到杨坚在图谋篡位，于是便率先举兵讨伐杨坚，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相继起兵响应，其它地方的军政要员也纷纷起兵支持，杨坚急命上柱国韦孝宽为主帅，派兵征讨尉迟迥，韦孝宽先在山西沁水打败叛军，最后将尉迟迥围困在邺城，城破后，尉迟迥自杀身亡，其手下部众也都被捉拿处死，司马消难逃往南陈，王谦被部下杀死，各地反叛先后被平息。
此外，杨坚遇上了有理由杀掉宇文氏诸王的好机会。原来，被拘禁于京城的宇文氏诸王，密谋于赵王宇文招家设宴请杨坚，想乘机杀掉杨坚，但当杨坚赴宴时，宇文招却错失下手的机会，杨坚以谋反罪名将五个藩王及其儿子们杀掉，北周皇室势力基本被清洗干净，所有的兵权尽落入杨坚手中。
公元581年，即隋开皇元年，杨坚由隋国公晋封为隋王，众臣以周静帝宇文阐年幼，无力主政为由，请求杨坚取而代之，9岁的小皇帝宇文阐下诏宣布禅让，杨坚假意谦让一番，便即位称帝了，改元“开皇”，定国号为“隋”。皇位是让出来了，但不久，宇文阐也免不了被害。杨坚太强势了，集多种有利因素为一体，豪门之后，强势外戚，执掌过禁军，有地方大员管理经验，又是辅政大臣，特别是后来抢夺了宇文皇室成员的兵权，9岁的小皇帝和没有权力的太皇太后（太后还是杨坚的女儿）如何能挡得住杨坚篡权夺位呢？
第四，皇权与兵权紧密结合的利与弊
兵权决定政权，兵权是皇权专制的基本保证。在专制政体中，兵权实在太重要了，南宋范浚亦有赞同之论：“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确实，对于在五代之后夺得了政权的赵匡胤来说，对兵权的重要性认知最为深刻，他深知兵权对于巩固皇权的关键作用。
赵匡胤自己便是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他之所以能由节度使、禁军统领一跃而成了皇帝，关键就在于掌握了兵权。五代十国政权走马灯式的沉浮起落，让赵匡胤看得异常清楚。这让他明白，只有完全掌握兵权，才能真正巩固皇权。立国之初，赵匡胤曾向宰相赵普问及关于保证后周之后的宋朝能避免成为短命王朝的问题，赵普对他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赵匡胤心理清楚，要使宋朝不会成为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最根本的就是集中兵权，掌控军队，巩固和强化皇帝专制统治机制。这也是赵匡胤登基之后一直在做的事。而“杯酒释兵权”便是他实施的重要的措施，他比刘邦等高明，他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功臣功高盖主的问题，在酒宴上解除了功臣的兵权，把矛盾冲突降到最低，把共赢原则发挥得最好，于是，他掌控了兵权，使北宋王朝皇权与兵权紧密地结合起来。可以说，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赵匡胤解除功臣兵权的办法算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那么，皇权与兵权的紧密结合对于皇帝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皇权与兵权紧密结合，甚至皇帝亲自掌兵，这能让皇权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帝王与将帅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本来，皇帝与将帅之间常常是势如水火，不可调和，历来是很难解决的，而当皇帝彻底掌控了兵权，将帅只能顺从地执行皇帝的懿旨，他们成了将领而不是将帅。皇帝不用担心将帅造反，而将帅也不用担心会遭遇“兔死狗烹”的命运，不会有诛戮功臣的事件再发生，就像“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已经完全掌控了兵权，皇权与兵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专制体制非常牢固。
其次，皇权与兵权紧密结合可以戒除将帅们心中的贪婪，让他们不得不忠诚。人心是贪婪的，将帅如果掌控了兵权，便常会有当皇上的欲望，而忠诚在权利面前，就常会变得毫无价值。而当皇帝已经彻底掌控了兵权，将帅知道没有机会和机制能让他们实现非分之想，也就不会有“黄袍加身”的想法，忠诚也就变得与规则统一了，将帅也只能以将帅为愿景，不会再有做皇帝的美梦。
再次，皇权与兵权的紧密结合，将消除原本强势将帅夺皇权的“榜样”力量。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有大将穿黄袍的“创举”，赵匡胤有“陈桥兵变”的行动，历史上还有很多事例，当将帅的兵权大到可以制约甚至超过了皇权时，就都想模仿前人进行“黄袍加身”，而当皇权彻底掌控了兵权，将帅们就知道模仿不来了，想当皇帝没戏了，不仿效前人了。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皇权与兵权的统一，在中央政府内，皇帝可以利用兵权来抑制相权，可以用兵权来对付强势的外戚，可以以兵权来制约监察权（如御史台、谏院、锦衣卫等），甚至可以用以威慑有反对观念的士人，比如搞“文字狱”等。对外，皇帝可以利用兵权来制约诸侯王或其他的分割势力，可以用兵权来抵御入侵之敌和反叛势力，这皆是专制皇权与兵权紧密结合对皇帝的有益之处。
可是，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皇权与兵权的紧密结合却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害，当皇帝不是开明之君时，问题就严重了。
首先，皇帝直掌兵权，他实际上是代替将帅成了直接指挥军队的军事统帅，如此一来，国家也就成了军政府，管理国家就变成了在对各阶层的人进行军事管制，这将使整个国家变得毫无活了，失去了健康发展的机制。比如，元朝很快结束，很可能与其管理过分的军事化有关系。
其次，皇帝直掌兵权，便是以武力来制约其他的政治权力，比如，对相权、监察权以及其他的管理权力等，用兵权去抑制，那么，刀剑之下，政治管理的运作还会有生机与活力吗？宰相、监察官们不得不变成绵羊一样的顺从，行政机制还会有创造性和责任心吗？
再次，皇帝直掌兵权，一旦遇上了什么尖锐的矛盾，便极可能演化为肆意杀伐的惨剧，如果皇帝是昏君，自我独尊，肆意妄为，那么，任何违反皇帝意志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是反叛，都将处在刀剑之下，出现血淋淋的惨状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皇帝执掌兵权，强压国内矛盾，而皇帝统治欲的膨胀，往往使其失去冷静，会加强对外扩张，一是通过侵略其他国家来转移国内矛盾，二是通过侵略其他国家来增强自己的威望，于是，对外战争就不可避免，而这将为国家带来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甚至整个国家的灾难。
最后，皇帝直掌兵权，在军事管制下，就再也不会有创新思想和不同意见了，因为文人学士等是没有法子与持有刀剑的兵将交流的，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在兵权肆意横行的社会里，文人学士的思想将受到压制，创造精神和不同意见便会枯死，社会也不会有生气。
其实，从实质上看，皇权专制体制下，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皇权与兵权的矛盾的，一方面，但皇权与兵权矛盾时，有可能变成兵权颠覆了皇权，掌兵将帅夺取了皇帝的权力，自己登上了皇位；或者皇权压制了兵权，皇帝彻底掌控了兵权，使皇权与兵家紧密结合，而到了这一步，军事管制便出现了，国家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的机制便会被窒息，最终，政权会因腐败腐朽而灭亡。所以，封建的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帝与将帅的矛盾是无解的。而要解决好最高管理权与军权的关系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法制的管理体制下，都按法律行使权力，而古代帝皇是不可能完全按律法行事的，因为皇帝就是律法的化身，从根本上看，这就是最离谱的“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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