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這樣一種說法：
明朝末年，國家內憂外患，財政極度困難。其實皇家內庫當中還有大量的金銀，但明朝皇帝太吝嗇，不肯拿出來解決邊鎮的軍餉問題，萬曆、天啟和崇禎年間先後加徵遼餉、剿餉和練餉，加重了人民負擔，激化了社會矛盾。
結果李自成佔領北京之後，從宮中搜到七千多萬兩金銀，有些還是萬曆初期存到內庫當中的，最終全被運往西安。比如《慟餘雜記》中說：“闖賊西奔，括宮中得金銀七千餘萬，駝載而去。”
《明史》中說：“自成至，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大略估算下來，也是幾千萬兩，和七千萬兩差不多。
《甲申紀事》中說：“賊載往陝西金銀錠上有歷年字號，聞自萬曆八年以後所解內庫銀尚未動也。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
那麼，崇禎皇帝真的是吝嗇銀錢，寧可加派剿餉、號召大家捐餉，也不肯動用內宮中存放的金銀？李自成真的從北京運走了七千萬金銀？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先看看明朝的內庫。
和我們這個話題相關的明朝倉庫有內府十庫，即承運庫、廣積庫、甲字庫、乙字庫、丙字庫、丁字庫、戊字庫、贓罰庫、廣惠庫、廣盈庫等，分別隸屬於戶部、兵部和工部。宮內還有裡庫，即內東裕庫、寶藏庫，存放珍寶、書畫等物，沒有金銀。
存放金銀的是兩處承運庫，每年收進一百多萬兩金花銀，供給宮中后妃、太監和宮女。另一個存放輕齎銀，給勳戚、京營武官發放俸祿。第三處是天財庫，存放的金銀主要用來賞賜。
嘉靖年間，修整工部的舊庫，名之為節慎庫，用來存放礦銀，專供宮內使用。
《崇禎遺錄》中說，萬曆、天啟年間，內庫中的金銀基本花完了，崇禎皇帝登基後，雖然注意節省，仍然缺錢，只好把庫房中的一些金銀古器化為銀錠來使用。
崇禎十七年二月，崇禎皇帝曾經告訴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內庫只有七萬金，搜一切金銀什物補湊，得二三十萬兩耳。”
《慟餘雜記》引用戶部侍郎吳履中的言論，說他曾經請求崇禎皇帝動用內帑，以解燃眉之急。崇禎皇帝讓他靠到近前，小聲說：“內庫無有矣。”說完落下眼淚。
《甲申紀事》的作者趙士錦是工部員外郎，負責管理節慎庫。北京失守之前的三月十五日，他和幾位官員清點節慎庫的財物，新庫裡的銀子只有兩千三百多兩，老庫裡有大約九百多兩銀子，是專門為守城準備的。另外還有查抄罪臣而來的一些衣飾和珠寶，價值大約一千餘兩銀子。
新庫、老庫的財物全部加起來，有四千兩左右，相當可憐。所以，守倉庫的老兵感慨：“萬曆年時，老庫滿，另置新庫，新庫復滿，庫廳及兩廊俱貯足，今不及四千金。國家之貧至此！”
當然，崇禎皇帝在宮中應該有一點積蓄，就算他不留，周皇后等人應該也會想盡辦法留存一些。當初崇禎皇帝號召勳貴捐獻銀兩，岳父周奎哭窮，正是周皇后偷偷從宮裡送出來五千兩銀子，周奎最後捐出來一萬三千兩銀子。
總之，崇禎後期的宮中就算有一點銀子，數量也相當少，李自成從皇宮庫房裡得到的銀兩應該很有限，肯定不會有千萬兩之多，所以農民軍開始嚮明朝官員逼餉。
再看看拷餉、捐餉的效果。
《甲申紀事》記載，三月底農民軍公佈派餉的標準：“內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兵部、翰林三萬、二萬，部屬而下以千計。勳戚人財兩盡而後已。”
勳貴之家直接抄家，大學士每人十萬兩，各部尚書、侍郎、錦衣衛高官是數萬兩，以下依次遞減。
逼餉的實際效果如何呢？幾個大戶交出的數量如下：
周奎府中一共抄出來五十三萬兩銀子和大量綢緞。大太監王之心的額度是三十萬兩，他交出來十五萬兩，外加許多器皿寶物，最後死在夾棍之下。錦衣衛的駱養性交出三萬兩，沒有受刑。
首輔大學士陳演主動交出四萬兩銀子，大學士魏藻德被逼交出一萬兩銀子，大學士方貢嶽的府裡只搜出皇帝賞賜的兩錠元寶，一位商人替他交上一千兩銀子，大學士邱瑜交出兩千兩銀子。
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四位大學士都沒有達到規定的數額，所以除了陳演，都被打得很慘。
更低級別的官員拿出來的更少，有的人為了幾百兩銀子反覆受刑，死於刑下，有人選擇自殺。
逼餉的效果遠遠沒有達到農民軍的期望值，總數肯定不到一千萬兩銀子。
結論
李自成從宮中沒有搜到多少銀子，逼餉的結果也不太理想。所以李自成的登基典禮一拖再拖，重要的原因就是費用太高，需要抓緊籌措。如果李自成真從宮中找到了千萬兩的金銀，他應該早就把這件日思月想的大事辦了。
那麼，李自成得到的許多金銀錠上刻有歷年字號，是不是它們一直完好地存放在內庫當中呢？吳履中認為，這些金錠、銀錠大部分是從太監、勳戚手中逼出來的，皇家內庫的財富早就轉移到這些人手中了。
綜上所述，農民軍在北京鎔化金餅、銀餅，所用材料主要是從官員、太監那裡拷掠來的金銀，以及宮中收藏的金銀器皿。
至於這些金銀的總數，應該屬於農民軍的高級機密，只有核心的將領才能知道，局外人給出的數字不管多麼確切，都是揣測。
可以確定的一點，李自成從北京運走的金銀，只有一小部分是從皇宮內庫中得到的金銀器，總數遠遠沒有七千萬兩之巨。
於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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