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设计跟社会基础脱节。因为儒家圣世对应的社会基础是氏族、封建邦国而非郡县，故而要实现儒家 圣世，最正确的办法是秦制帝国从社会各方面退出，为社会培养元气，王莽反其道而行之，想用强制命令来实现，最终只能两头不搭。
王莽并没有像他的姑父汉元帝一样，是个纯粹的儒士。他其实更像汉宣帝，懂得“王霸道杂之”的妙用。正因为如此，当王莽追求儒家理想的时候，竟然不排斥使用南辕北辙的法家手段，于是两头不占。
既然他的“儒”不能真正达到“仁义爱民”的效果，那么他的法也就只能剩下严刑峻法了。
空前的制度性腐败
1
隐藏在王莽政治混乱、民不聊生表象之下，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整个新王朝吏治的空前的制度性腐败。不同于传统的制度性吏治腐败，新朝的官吏制度，从一开始就是逼迫官员不得不腐败的。
天凤三年六月初一日（公元16年6月24日），距离新朝建立已经有七年，整个王朝的官吏俸禄制度才正式开始实行；直到上一个月，这个制度才正式被公布。
依据史书的记载，在这七年里，新朝压根就没给官员们发过俸禄。这样的记载多少有些危言耸听，如果七年里真的一点俸禄都不发，恐怕当官的早就不干了。但既然俸禄标准极其混乱，那么俸禄少发、乱发甚至有时不发就不是不可能的。
西汉末年财政危机日益加剧，王莽的改革措施又无法增加税收，无端挑起的各种军事战争更是耗资无数，加之如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王莽政府给官员发不起俸禄的窘迫是现实的。而由于这个俸禄制度非常复杂，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天凤三年以后的新朝官员们依然过着没有固定俸禄的日子。
可是官员也是人，要领俸禄吃饭，没有俸禄怎么办？所有人吃饭都是依靠自己的本事和身份的。农民靠种地，手工业者靠制造产品，商人靠买卖，官员当然是靠公权力。
所以，且不说是贪污腐败，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吃饭的基本需求，新朝的官员们也只能选择一种方法——利用手中无人监管的公权力，向整个社会给各阶层抢饭吃！
王莽就是这样用一种制度，将官吏变成了土匪，将帝国变成了山寨。他一面是一个皇帝，他的政府需要通过这些官吏，推行自己的改革措施，希望以此来保证帝国的臣民能够有尊严的活下去；一面又是个山大王，他的山寨无法养活这群土匪，只好让土匪到山里去强取豪夺，好让这些土匪能够支持自己这个大王，维持整个山寨的运转。
在所有改名完成之前
王莽不发俸禄，以免修改麻烦
整个新朝政府，或曰新山寨，陷入了一个极度混乱的逻辑。
就王莽个人的生活而言，他很少穷奢极欲，他没有去花钱建宫殿，起初也没有到处寻花问柳。可是王莽也没少花钱，他把钱都砸在了一项毫无前途的事业里——我们可以称之为“跳大神儿”。王莽的“大神儿”跳得很儒雅，他始终是将儒家的“礼”作为“跳大神儿”运动的源头和标准的。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他听了方士苏乐的鼓吹，习“黄帝谷仙之术”，以万金而建造八风台，顺风作液汤，又在殿中种植五粱禾，煮鹤髓、瑇瑁、犀玉等20多种珍稀之物，用煮好的水来浇灌谷物。这种谷物每成一斛，其成本就要耗费一金。
地皇元年九月十九日（公元20年9月25日），就在天下岌岌可危的时候，王莽却听信术士之言，大兴土木，在常安（即长安，王莽改名常安）修建供奉其祖先的九庙，又将城西十余所大型皇家建筑拆除。
九庙直到两年后的正月才告完工。其“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一拆一建，如此耗资耗时的巨大工程肯定带动了新王朝这两年中的GDP；但是，它的结果除了将王莽向悬崖推进了一步以外，几乎没有给当时这个瘫痪的政权和崩溃的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王莽曾经指责“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又讥讽汉朝“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可是到了他自己这里，恐怕比秦有过之，比汉无不及。
人民已经不堪重负，对于他们而言，“举大计”，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乙酉（二十四日），地震，大雨雪。
闰五月戊辰（初八日），长平馆西岸崩，壅泾水不流，毁而北行。
七月辛酉（初二日），霸城门灾。
戊子晦（二十九日），日有食之。
十月，益州大疫。
也许，这是天公发出的警告，留给王莽的时间，还有七年。
大败局的开始
2
随着王莽各项荒谬的改革，其政权也逐渐陷入解体，连高层都不看好他了。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正当王莽的改革如火如荼地大规模推进之时，作为中央领导小组重要成员之一的更始将军甄丰，面色憔悴地回到府上。他阴沉着脸，在夕阳的余晖之下，显得格外狰狞。侍中京兆大尹（皇帝秘书及首都最高行政长官）、甄丰的儿子甄寻恨恨地咬着牙，咯咯的响声打破了黄昏的宁静。
甄丰又惹皇帝不高兴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自从王莽居摄以来，便一直如此。
曾经在王莽的八位重要幕僚当中，甄丰是王氏以外的首席大臣，排位仅次于王舜、王邑。王莽一步一步走红，甄丰、王舜与刘歆出力最多，尤其是甄丰，王莽为宰衡时，常与他通宵达旦地讨论大事，世有“夜半客，甄长伯”之称。他们也因此受到王莽重赏，一并富贵。他们本来天真地以为，王莽权倾天下，自己也位极人臣，自己后半生将会在雍容中度过。
直到王莽居摄，他们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甄丰和王舜、刘歆虽然支持王莽当权，但没怎么打算辅佐王莽当什么假皇帝，更别说后来王莽要当真皇帝了。可是此时的王莽羽翼已成，不得已，甄丰几个人只好联名劝王莽居摄。自此以后，甄丰等人就没再主动搞过什么劝进的活动；倒是与王莽本来关系疏远的人，频频献殷勤，直到哀章献上铜匮，使得王莽据以称帝。
王舜、刘歆两个人虽然对王莽的野心有所顾虑，但表面上仍然装作相安无事。但是甄丰却不行，他为人刚强，根本藏不住心思。王莽也发现甄丰在跟自己耍脾气，于是，在登基的时候，借着哀章的符名，把已经是排名第二的太阿右拂甄丰降到了第八位，只授以更始将军之职。
更让甄丰忍无可忍的是，自己无缘进入“四辅”“三公”的行列也就罢了，偏偏还要与看大门的王兴、卖大饼的王盛为伍，这就不仅仅是权力上的打压了，这简直就是人格上的侮辱！甄丰的儿子甄寻决定不忍了，他要为自己的父亲争取他应得的利益！
王莽迷信符命（神秘的预言），这几乎是新朝人都知道的秘密。当时的官民都争先恐后地向朝廷呈献符命，因此而得以封侯。如果谁落伍了，没去献符命，就会受到街坊邻居的耻笑：“你怎么没收到老天爷的来信啊？”
于是，甄寻决定用这个手段，刺探一下王莽。他也献上了符命，说新朝应该分陕，立二伯，以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这个典故仍然源于西周，周成王初年，周公与召公辅政，二人便以陕为界，东部由周公管理，西部由召公管理。甄寻将王莽崇信的周朝制度典故与符命联系在一起，也可谓是煞费苦心。
没想到，王莽收到符命，二话没说，当即拜甄丰为右伯。
不过，要是以为王莽是迷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或是良心发现了，那就大错特错了。王莽确实迷信，但是由于他自己是搞迷信事业出身，又是篡立，因此对大臣们的类似举动非常敏感。像这种用符命为自己讨官要权的事，王莽一眼就看穿了。事实上，他早就对这些称说符命的事情反感了。这年，他曾发布一道诏命，凡是传播不是五威将帅所颁布符命的人，全都下狱。
笔者看来，王莽之所以这么痛快地任命甄丰为右伯，多半另有玄机。既然是右伯，那么掌管的就是西部的事宜。于是，王莽给甄丰派了一个棘手的事情——出使西域。
由于王莽早年一再挑起祸端，当时的西域各国虽然名义上仍听命于新朝，但暗地里却普遍心存不满。加之西域又是边疆之地，路途遥远，因而出使西域的差事虽然是个重差，但绝对也是个苦差事。以甄丰这样一个性格刚毅的中年书生，跑到这样一个情况复杂、危机重重又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能不能活着回来也真是难说。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算完了。可偏偏甄寻的儿子垂涎王莽的女儿——原来的孝平皇后、现在的黄皇室主。甄寻于是又献上符命，据符命上说，黄皇室主应该给他甄寻当老婆。甄寻想的太简单了，他以为王莽又会像上次一样听信符命，乖乖的把自己那个曾经当皇后的女儿送到甄府的大门上。
王莽之女黄皇室主应该姿色不错
可惜王莽这时候还不是洪秀全，他不会给大臣做老天爷代言人的机会。其实王莽因为自己是靠符命当上了皇帝的，因此内心非常敏感，老是担心大臣们不服。现在好了，居然一个京兆大尹公开以上天的旨意为名，要讨自己的寡妇闺女当老婆，这是对新朝皇帝赤裸裸地轻视、鄙视、无视！是可忍孰不可忍！鼻子都气歪的王莽立刻下令逮捕甄寻。
此时，右伯更始将军甄丰还没有离开京城，听到这个消息后，会心一笑，自尽了。或许，宦海多年的他早就看透了无聊的政治，也看破了自己的命运。甄寻则急忙逃窜，一年后被捕，牵连的人甚至还包括了刘歆的两个儿子、一个门人以及王邑的弟弟，前后有数百人。王莽二话不说，全杀。
杀个几百人，这对王莽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最为诡异的是，王莽要学他自认的祖宗虞舜，将甄寻等最罪大恶极的三个重犯流放到幽州（今北京市）、三危山（今甘肃省敦煌市境内）和羽山（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西北）。
可是这时候甄寻等人已死，该怎么办呢？王莽于是传令，派驿站的马车将这三个人的尸体分别“流放”到三个流放地。这是不知道，这三驾马车上，是否也如秦始皇驾崩后的御车一样，被咸鱼填满。
次年，王莽的首席大臣、太师王舜在疾病与恐慌中，也与世长辞。
曾经那个一心一意为王莽出谋划策、将王莽送上权力巅峰的“中央领导小组”已经不复存在了
“顶层设计”的缺乏基础而崩盘
3
天凤四年（公元17年）。
清晨的曙光又一次洒在了常安城王路堂的檐崖之上。这里曾是西汉王朝的权力中枢——未央宫的前殿，新朝建立以后，更名为王路堂。
此刻，新朝皇帝王莽正端坐殿中。和前些年相比，这是平静的一年，既没有了接踵而至的天灾，也不见了目不暇接的前线军队败北的军报。
王莽长出了一口气，登基已经八年了。他每天都在操劳国事，为了找到拯救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方法，他几乎天天钻在儒家经典中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通宵达旦，灯火不熄。他想不通，这些年自己兢兢业业，为什么朝政看起来乌烟瘴气，为什么社会看起来凌乱不堪，为什么四夷胆敢触犯龙颜。
王莽真的有些累了。好在，这一切看起来都过去了。
于是，王莽兴致勃勃地用他那苍老而尖锐的嗓音，开始重申他的六筦之法，并一再强调犯法者罪至死。
“陛下！”纳言冯常突然打断了王莽的兴致。他可没有王莽那样的乐观，在他看来，人民苦于新政久矣！于是，他不遗余力地劝谏王莽，废除六筦之法。王莽听着冯常的进谏，两道青筋已经绷上了他的额头。他恨恨地咬着牙，浑身颤抖着，就像一团马上就要发作的雷云。
冯常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有胆小者已经不敢抬头了，胆子大一点的也只是斜着眼睛偷窥着这位帝国高官的义正言辞。终于，雷霆爆发了！王莽拍案而起，气急败坏地吼止冯常，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痛斥了这位国家的财政部长。从他口中，迸发出一道道闪电，将殿下之人劈得体无完肤。
冯常，罢官。
王路堂内，鸦雀无声，只有堂外的几只乌鸦，应景地发出几声哀鸣。
“莽不可谏！”14年前，吴章对王莽的长子王宇说的这四个字，在这一刻又应验了。
莽不可谏
也许在王莽看来，自己是周公转世，由不得你们这些俗人来指手画脚。也许在王莽看来，自己饱读经书，犯不着听你们这些肉食者品头论足。
咸鱼翻身以来的王莽，始终带着一股自负，几百年来儒生的梦想只在自己手中实现，他可以藐视古今一切的儒生；他觉得那些没有梦想的豪族贵姓，那些不识教化的蛮夷戎狄，更是没有理会的必要。王莽始终认为，他手中的传国玺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似乎只是为了掩盖王莽的自卑。从古至今，似乎很多刚愎自用的人，年少时都有过一段卑微的经历，他们遭人白眼，他们小心翼翼，直到有一天他们站起来了，却无法真正像个人一样，自信地屹立于天地之间。所以，他们只能用表面的自负去平衡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
与王莽对于自己的政策异常自信所不同的是，王莽对身边的人都极端地不信任。他怕别人说自己帝位来路不正，又怕别人会“依样画葫芦”。他只有把自己逼成一个神经病，才能稍稍让自己过于敏感的神经得到放松。
于是，王莽病了，他再也看不到年轻孤寒时看到的社会真相。他选择放弃看真相，他执著地生活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梦里。
这样的执政者，除了让政治更坏，已经没有其他结局了。
当王莽舍弃了真相，也舍弃了社会各个层面的事实时，他也只能夜以继日地把心思花在儒家经典上了。他以为，只要制度确立了，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吕思勉说：“莽之病，在于偏重立法，而不计法所以行。”结果因为整日读书研究政策，甚至没有时间来处理日常政务，以读书和研究政策而导致荒政，王莽也要算是中国2000年帝制社会中的一朵奇葩了。
吕思勉先生对王莽颇觉惋惜
陈启云等学者亦持此见
但是，王莽的这个毛病又并非只是因为他的性格，这其实是至今都没有妥善解决的社会通病。正如黄仁宇所说，自西周以来的中国制度是一种“间架性设计”，“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的设计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传统习惯”。王莽的改革全是“顶层设计”，而“基层设计”几乎一项都没有。
缺乏上古氏族社会、三代封建社会的“基层”，在秦制帝国的“基层”——郡县的背景下，是无法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三代之治的，不但无法实现，还会走向反面。
王莽，不过是所有“顶层设计”主义者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极端者而已。
尽管皇帝想把天下治好，尽管皇帝的私生活不怎么胡来，一个登峰造极的极权政体，用强制命令来实现美好的意愿，必然与其本意南辕北辙。
就在这年，绿林起义爆发。
次年，赤眉起义爆发。
活不下去的社会最底层，和没有更多油水搜刮的社会最顶层，奇迹般地拧成了一股绳。
而王莽最后的解数，竟然是跑到南郊，对着老天爷嚎啕大哭。
十七年前，他在这里，带领全国子民走向希望。
而今天，他在全国子民的绝望声中，走向绝望。
他对着老天爷诉苦。
天厌之，天厌之！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重建的汉政权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所杀，军士蜂拥而至，顷刻间，王莽的尸体被大卸八块，连舌头都被割下来，成了老百姓的盘中餐。
王莽的脑袋，最终成了历代皇室的收藏品。西晋元康五年（295年），洛阳武库大火。莽头化为灰烬。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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