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结识齐白石并拜为师，是1949年进北京以后的事。其时齐白石年近九旬，张仃三十出头。白石老人于1957年归道山，最后两年神智混沌，张仃因建国初年千头万绪的工作，与老人接触的机会并不多。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缘。张仃与齐白石，正好有很深的艺缘。
张、齐年纪相差五十多岁，生于不同的时代，人生经历、知识背景大不相同。然而，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力量，将张仃与齐白石牵在一起。
张仃珍藏的齐白石作品，足以证明这一点。
已知张仃生前藏有齐白石绘画五件：《樱桃》、《红荷》、《竹篱葫芦》、《葫芦》、《柳下牯牛》，件件皆精品，且有耐人寻味的故事。
《樱桃》 齐白石作品
《樱桃》人们较熟悉，它常年挂在张仃的寓所里，与主人朝夕相处。画为小品，只有两平尺，题材也平常：一只灰色的民间青花大瓷碗，盛满樱桃。画人知道，樱桃缺少形色变化，不容易画。到了齐白石笔下，大小相似的樱桃，因随意而精心的布局，加上灵动顾盼的焦墨短线——果柄之后，顿时生动起来，散落碗外的樱桃，与碗内的形成微妙呼应，在装饰味十足的瓷碗衬托下，显得光彩夺人。力透纸背、笔雄墨壮的题跋：若叫点上佳人口，言情言事总断魂，占据画面将半，使画的意境深邃奇化，回味无穷。款识“张仃先生正旧句，庚寅九十老人白石”。
庚寅即1950年，那年齐白石实际年龄八十八岁，如此的高龄，笔力依然如此矫健，而且春心不泯，真是令人诧异。那么，张仃是如何得到这幅画的？
在笔者印象中，张仃生前从未披露过这幅画的来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等后生经常聚集在红庙北里张先生的客厅里，赏画谈艺，这幅《樱桃》曾让大家饱尽眼福，却不曾向老先生打听一下它的来历。直到张仃去世后，有一次访谈张仃的学生、中央工艺美院退休教授罗真如先生，笔者才解开这个悬念。那是1959年夏在颐和园北宫门附近的松林里，张仃给工艺美院装潢系学生上国画写生课时捎带出来的故事。罗真如记得很清楚，当时张仃身穿带破洞的背心，侃侃而谈，兴致勃勃。以下是根据罗真如所讲述的场景还原——
1950年一个夏天，张仃提一筐樱桃去见白石老人，因为不久前，齐白石曾答应过为他作画，一直没动静，张仃等不及了。到了西城跨车胡同的“铁栅书屋”，老尹为他开门。见了张仃，老人也不客套，收下樱桃，让了座，就径自往画室走去，张仃紧随其后，想亲眼观摩白石老人怎样运笔挥毫，却被拦在画室门外。张仃只好在客厅坐下，耐心等候。一小时过去了，不见老人出来，两小时过去了，还不见老人出来，张仃觉得纳闷，原以为齐大师作画手快，看来并非如此。又过一会儿，白石老人略显疲惫地从画室里出来，把刚画完的《樱桃》交给他。看了画，张仃眼睛一亮，心中涌起敬意，恍然大悟：“齐白石作画原来那样认真，一丝不苟！难怪要花那么长时间，也许画了不止一幅，不满意的，扔进废纸篓。”转而又想：“也许因为我也是画家，又是中央美院的教授，老人格外用心……”心里不无几分得意。
《红荷》齐白石作品
与《樱桃》是张仃依承诺上门求索，隔室长时间等待的结果不同，《红荷》是白石老人对张仃的主动馈赠。众所周知，齐白石喜欢画荷花，擅长画荷花，同类题材的作品不计其数，论笔墨之老辣，构图之饱满，视觉冲击力之强烈，要数这幅《红荷》为最。关于这幅作品的诞生过程，四十年后张仃记忆犹新——
辛卯（1951）年元旦，可染约我同去给老人拜年。当时老人客居在一位将军家中。我们到后老人早餐已毕，精神甚好。老人元旦试纸，可染帮助磨墨，我为理纸。我们想看齐老画长线，提议画残荷。因老人晚年画残荷很多，笔墨生辣，构图奇特，集老人平生艺术修养之大成。老人宁神片刻，提笔落墨如锥画沙，数尺长线缓缓而出，互相参差。老人以一生制印经验，计白当黑。不久，荷杆主要构架形成，又以赭石写出大面残叶，以胭脂画花，一大一小。随后又反复推敲，增添小荷杆，更加疏密有致，于是落款辛卯元旦九十一岁白石老人。
这段文字，不只录下了白石老人从容不迫、收放自如的作画过程，也记下了张仃的虔诚与专一。文末一句中“落款”两字后面，张仃略去“张仃先生法论”。此语可证明，齐白石作画时，感受到张仃在场的良好氛围，因此将此画赠送给他。《红荷》的收藏，与半年前的《樱桃》有所不同。那次张仃被婉拒于画室之外，这次与齐白石的得意门生李可染一起，为白石老人理纸研墨，亲眼观摩运笔之道，已然弟子的待遇。
《竹篱葫芦》齐白石作品
相比之下，《竹篱葫芦》的收藏更具一波三折的戏剧性。1953年的某一天，张仃忙里偷闲，来到和平门琉璃厂，走进一家画店，感到气场有点异样。结果，文物字画丛中，一幅水墨小品令他眼睛一亮：这不是白石老人的手笔吗？画的是竹篱与葫芦，笔墨酣畅沉雄，举重若轻，精妙无比，附纸还有题跋：“手妙纸佳方有此画（三尺纸之竹篱葫芦也），百年后若不值百金，白石作鬼也应痛哭。壬申五月书此，附画自藏。”看到这里，张仃激动得心狂跳起来，原来是齐白石自藏的心爱之物，七十岁时创作的精品佳作，不知何故竟流落到此地。张仃不假思索，当场按价买下这幅画，送到齐宅。老人见了，惊喜交集，惊的是自藏的宝贝被盗流出市面而不知，喜的是完璧归赵，感慨之下，老人抽纸提笔，写下：“此葫芦是张仃弟所宝藏，他人不得窃夺去。九十三岁白石重看加记。”郑重将画交于张仃。张仃将画送到画店重新装裱，齐白石的两段跋并列于诗堂，给画增加无限兴味。这幅作品一直珍藏在张仃身边，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被红卫兵抄走。所幸的是，十年之后完整发还，真的应了白石老人那句话“他人不得窃夺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补题的跋上对张仃的称呼是“弟”，而不是“先生”，这一改称很重要，表明张仃与齐白石的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
《柳下牯牛》齐白石作品
可与《竹篱葫芦》互证的，是《柳下牯牛》。画面柳枝环绕，一头健硕浑厚、写意味十足的牯牛，屁股朝观众，通体以淡墨染成，墨色变化微妙，唯独尾巴以浓墨重笔写出，生意盎然，颇有不可一世的劲头儿，成为画眼，幽默之情，溢于画表。题跋这样写道：“仃也吾弟也，此小幅记之其事，九十三白石。”齐白石再次称张仃为“弟”，而且是“吾弟”，比之《竹篱葫芦》，更具亲昵味，游戏味，宛如亲人。（有趣的是，九年后张仃之子张郞郞自作主张，将《柳下牯牛》转赠中学同学、“太阳纵队”的文友张新华；更有趣的是，十九岁的张郞郞模仿九十三岁齐白石的题跋，大胆涂鸦“华也吾弟也，转赠小幅以记其事 十九郞郞”。此画现由张新华先生收藏。）
《葫芦》齐白石作品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是齐白石的绝笔《葫芦》，画面上一大一小两个葫芦，藤蔓纷繁，互相缠绕，落款是“九十八岁白石”，其中繁体的“岁”字笔划写错。这一年老人自署年龄应为九十七岁（实际年龄为九十五岁），可见，老人是在神志恍惚的状态下作此画的。关于这幅作品，文化学者王鲁湘有生动的描述——
这张绝笔《葫芦》一直秘藏于张宅，从未发表，但它却是京城美术界一个少数精英圈子里的赫赫明星。张仃先生对我说，当年隔一段时间，李可染、邹佩珠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光宇、正宇昆仲及少数张仃密友，就要相约结伴来到张宅。张仃知道他们为何而来，总是沏上清茶后，恭恭敬敬从画室取出这张《葫芦》挂于墙上，于是大伙儿就开始唉声叹气，啧啧连称，继而有大呼击案的，也有拍腿拍到别人腿上的，如此这般，如醉酒似的疯狂一阵，于是散去。过些日子，再如此这般来一遍。邹佩珠先生回忆说，隔日子长了没看这幅画，就像得了病似的，看完这幅画就像过足了鸦片瘾似的，精神头也足，人也兴高采烈了。我问这幅画妙在哪里？她说她也问过李可染同样的问题。李可染就回答两个字：“绝了”。又问为什么绝了？可染回答说：老人家画到这个岁数，糊涂了，连字都不会写了。当时写这个“九”字，就问可染：“这个九字是往这边拐还是往哪边拐啊？”等到写“岁”字，怎么也记不起来，就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人糊涂了，只能画自己最熟悉的物件，当然也就是最简单的物件，那只能是葫芦，而不可能是别的如牡丹之类。即使是画了一辈子的东西，信手画来，还是因为神志恍惚而出错。点了黄颜色画葫芦，这没有错，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但用淡墨画叶子时恍惚了，画成葫芦了样子，而且居然从大葫芦留白的地方冒出两笔淡墨，好像这葫芦穿了个洞。等到用浓墨画藤时，又恍惚了，画着画着就勾成葫芦的样子了。但这都不要紧，老人完全是在糊涂状态下用本能在作画。这幅画最绝的是藤蔓，用笔用墨已经是天籁，是神在走，而不是手在走，笔墨中包孕的精气神完全超越了白石老人的身体健康的状态，是一种修养在完全自由自在自为的状态下释放，一个中国画家只有到了这个境界才谈得上是“天爵”，与此相比，包括白石老人以前的作品，所有人的画都只能算是“人爵”。
张仃如何成为这幅绝笔《葫芦》的收藏者？这肯定是很多人关心的，其中必有曲折的故事。遗憾的是，包括王鲁湘在内，已经没人能够解开这个悬念。由于张仃的低调、沉默，加上当事人均已离世，这件事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齐白石的真知音、真弟子，张仃成为绝笔之作《葫芦》的收藏者，是顺理成章的，也是令人欣慰的。
2019年2月17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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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82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986年结识张仃先生，有幸成为先生的忘年交；1989至1992年游学日本。作为50后一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入大学后，始睁眼看世界，结识张仃先生后，方懂什么是艺术。在日本研究，中国现代留学生研究领域，均留下足迹，唯张仃艺术的研究，三十年一贯，方兴未艾。著作及编著有《暧昧的日本人》《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大家谈张仃》《它山画语》等。
文章、图片来源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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