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聯網乃至整個中文知識界對“東林黨”的責備，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1）東林黨專注黨爭，只批評不建設，批評多集中在在道德層面。相比之下，閹黨是實幹家，閹黨延緩了明帝國的崩潰。
（2）東林黨人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實質上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一味阻撓朝廷徵收商稅礦稅，。
（3）東林黨不考慮國家前途，以道德為出發點，為了反對而反對，決不妥協。國本之爭，考察任用官員之爭，抑制礦監稅使……，一言不合就杯葛。好比一個班級，一小撮學生總是反對大多數學生同意的活動，抵制加搗亂，導致班級活動不能展開。
這些批評，全部與史實不符。
反對考成法
是在反對暴政禍民
責備東林黨以道德為標榜、為了反對為反對，一條所謂的重要“證據”，是他們反對“考察任用官員”的改革措施。
這純屬對史實缺乏最基本的瞭解，而產生的胡說八道。
所謂“考察任用官員”的改革，指的是張居正執政時期搞的“考成法”。
按照張的設計，巡撫、巡按的工作有問題，由六部進行考察揭發；六部、都察院的工作有問題，由六科進行考察揭發；六科的工作有問題，由內閣進行考察揭發。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這種“考成法”，披著“績效考核”的外衣，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言路打壓機制”。
六科言官原本擁有超然地位，負責監督朝政，甚至可以封駁詔書，對皇帝的不合理決定行使拒否權（儘管事實上很難辦到）。御史是皇帝耳目，代皇帝對國家的行政、司法、人事進行全面監察。
通過所謂的“績效考核”，“考成法”取消了六科言官和御史的獨立性，將他們的命運牢牢控制在內閣手裡（也就是內閣首輔張居正自己手裡），造成的直接後果，是體制內的批評之聲被全面壓制，張居正實現了以自己為核心的一言堂。
張居正搞“考成法”壓制體制內言論自由之時，東林黨尚未成型（其成型時間，大致在萬曆十年~萬曆二十年之間），東林黨日後的領袖人物，如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高攀龍、李三才等，也尚未成為朝堂上有影響力的人物（要到萬曆三十年左右，他們開始以東林書院為據點，聚集同道批評朝政，才算形成了一股重要的輿論力量），但他們不懼後果，針對“考成法”，已有相當嚴厲而精準的批評。
比如，萬曆四年，巡按御史劉臺不堪言論壓制，上疏點名批評張居正。劉臺說，按照舊制，內閣是皇帝的顧問，言官擁有批評朝政的自由；考成法推行後，言官的命運被內閣控制，“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頭喪氣”，張居正用“升遷之速”（快速升官）來誘惑六科言官，用“考成之遲”（考核不達標）來恐嚇六科言官，如此體制之下，“誰肯冒鋒刃舌爵祿，而盡死言事哉！”誰還敢直言無忌監督、批評朝政？
等待劉臺的，是削籍、流放和突然暴斃。
再如，萬曆五年，張居正之父去世。按規定，張必須卸任內閣首輔職務，回家服喪。已被整得服服帖帖的言官們，迎合張居正的意志，群起鼓譟對張實施“奪情”（張不用卸職，也不用回家服喪）。只有翰林院的吳中行、趙用賢，和刑部的艾穆、沈思孝、鄒元標，敢於站出來表達反對意見，強調製度必須遵守。
這種反對，並非針對張居正做道德層面的苛求。鄒元標們所期望的，是藉此機會，迫使張居正離開內閣，進而終止殘暴的“考成法”——除了迫害言路，張居正的“考成法”也對民生造成了巨大傷害。鄒元標在奏摺裡，以刑部事務舉例：
“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大意是：以前判決罪犯死刑，沒有數量上的要求。張居正搞“考成法”，給各省下達具體的死刑判決指標，完不成就要受罰。各省為了湊足死刑犯數量，只好濫殺無辜。
此種禍害，在所謂的“張居正變法”期間，遍及社會的各個角落。其中最嚴重者，莫過於地方官員在執行“丈量田畝”的工作時，為了應付“考成”，普遍採用短弓，以求增加丈量所得的田畝數；田畝虛增後，民眾需要繳納的賦稅變多，但實際產出並未提升，地方官員需要根據丈量結果完成徵收錢糧的“考成”，只好加大橫徵暴斂的力度；……
於是乎，國庫充盈，民不聊生。
與殘暴的皇權代理人張居正作對，結局可想而知。等待吳中行、趙用賢的，是廷杖六十，趕出京城；等待艾穆、沈思孝的，是廷杖八十，囚獄三日，流放邊疆；等待鄒元標的，是廷杖八十，流放貴州，落下終身殘疾。
張居正死後，“考成法”被廢除，但“體制內批評”的通道並未重新開放。明神宗下達詔書，勒令百官在提意見時必須遵守兩條規矩：
（1）“止及所司執掌”，只許就自己所負責的工作發表意見；
（2）“聽其長擇而進之，不得專達”，所有意見必須經過有關機構的篩選，不許直接拿到朝堂上、拿到皇帝面前討論。
這是換了一種形式，繼續全面封殺“體制內批評”。
小部分體制內有理想的知識分子（如顧憲成、趙南星），冒著被廷杖、被流放的高風險，抗議明神宗的這兩條規矩。自然，和當年反對“考成法”相似，除了招來皇權的報復，這種抗議沒有產生任何效果。
反對礦稅
是在反對皇權肆虐
中文知識界責備東林黨最最核心的理由，是說他們不顧國家戰事（萬曆三大徵）的開支需求，站在東南地主、富商的立場，代表他們的利益，反對朝廷徵收商稅，反對朝廷的礦監政策，不惜把沉重的負擔壓在貧苦的農民身上。
亦即：東林黨是一群把個人利益、階級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偽君子。
這同樣是對史實缺乏最基本的瞭解，而產生的胡說八道。
所謂朝廷派遣礦監、徵收商稅，指的是始於萬曆二十四年、荼毒天下百姓至深的“礦稅之禍”。這一年，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監，分赴各省，督辦開採金銀礦、設置徵稅新關卡。
這是皇權在官僚系統之外，另造了一套新的斂財系統。
明神宗對外公開宣稱，這套新的斂財系統，是為了應付“三大徵”（寧夏用兵、朝鮮用兵、播州用兵）與皇宮三殿失火重修。實際上，這套新斂財系統，只是為了滿足明神宗個人的窮奢極欲。
試舉幾例（不耐者可跳過）：
飲食方面。嘉靖時代，光祿寺（主管皇帝飲食）的開支曾減至每年白銀17萬兩，張居正執政時，一手著力搜刮民財，一手抑制皇權的鋪張浪費，曾將光祿寺的年費壓縮至“十三四萬”。明神宗親政後，其私慾如脫韁的野馬，難以遏制。光祿寺的年費迅速翻倍，增至“二十六七萬”。
金銀珠寶方面。嘉靖時代，雲南每年需要向皇帝繳納貢金2000兩，萬曆二十年，將標準一口氣提升至5000兩，雲南產金有限，地方政府沒有辦法，只好向川陝等地採購，每兩黃金的採購成本高達10兩白銀（不包括黃金本身的價格）。萬曆十四年，明神宗曾一次性花費超過19萬兩白銀，用來購買金珠寶石；萬曆二十六年，明神宗買珠寶耗費了40萬兩白銀；萬曆二十七年，因皇室的珠寶採購量太大，京城的珠寶供應出現斷裂，戶部無法購足規定量，只好去黑市按“增五六倍”乃至“二十倍”的價格採購。
排場方面。明神宗同母弟潞王大婚，耗金3869兩，青紅寶石8700塊，各樣珍珠85000餘顆，珊瑚珍珠24800餘顆。戶部不堪重負，請求稍減，遭明神宗痛斥駁回，最後共耗銀88000餘兩。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嫁，向朝廷索要“各色金2300餘兩”（後因戶部實在拿不出來，減去三分之一），珠寶無數。明神宗長公主婚禮，朝廷耗銀12萬兩；七公主婚禮，神宗向朝廷索銀數十萬兩，戶部拿不出錢，一再力爭，最後按長公主的舊例，也耗銀12萬兩。明神宗之子瑞王婚禮，耗銀18萬兩；福王婚禮，耗銀超過30萬兩；惠王、桂王婚禮，正值遼東戰事緊張，國庫空虛，朝臣請求將耗費降至“七萬金”，明神宗強硬拍板，要求朝廷必須拿出“十四萬金”。
布匹瓷器方面。絲織品：萬曆九年，明神宗向蘇杭地區索要15萬套匹；萬曆二十七年，索要41900餘匹；萬曆三十二年，索要26000餘匹；萬曆三十八年，索要4萬套匹。羊絨袍服：萬曆二十三年，明神宗向陝西索要74700匹（摺合銀價160餘萬兩），每年按4000匹的數量進呈。瓷器：萬曆十年，明神宗向江西索要瓷器96600多件；萬曆十九年，又索要15.9萬餘件，稍後有增派8萬餘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上種種需索，其運輸之費，往往遠大於製造之費，自山西潞安，將價值110兩銀子的砂器運到京城，需耗資2833兩白銀，是砂器本身成本的25倍有餘。
土木建築方面，明神宗同樣喪心病狂，毫無節制。下面這張表格，只是一份不完全統計：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這張表格中的土木工程，許多綿延數年乃至十數年，但統計時一般只以其啟動時間為標準（個別以竣工為標準）統計一次。簡言之，明神宗親政之後，每一年都在大興土木。
另外，因史料所限，表中大多數工程的具體耗銀缺少數據，但參照其他類似工程，不難揣知其大體情況。比如，萬曆十二年修慈寧宮耗銀15萬兩，則其後相似的宮殿建造，可參考這個數據；萬曆十三年修潞王府第耗銀30萬兩，則其後修福王府、惠王府、桂王府等，多半要遠高於這個標準（明神宗更寵愛福王）。
另外，木料、石料方面的採伐費用，並未體現在上述表格之中（因這方面的費用，多攤派給了地方政府，而戶部、工部的奏摺嚮明神宗訴苦時，往往只關注本部門的耗費）。明神宗對木料、石料的規格要求極高（木料非深山之中的楠杉大木不可），地方政府因之苦不堪言。比如，萬曆三十一年籌劃修築三大殿，明神宗攤派給貴州的任務之一是“採辦楠杉大木”12298根塊，合銀107萬餘兩。攤派給湖廣的楠杉任務，合銀約420萬兩，湖廣、貴州、四川被攤派的楠木任務，合計約930餘萬兩白銀。
另另外，上述針對地方政府的攤派，其統計數據官方是按照官價來做的。地方官府攤派到民間，實際耗費往往是官價的數倍乃至十倍以上。萬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呂坤上奏披露，採伐巨木一根，“官價雖雲千兩”，但運到京城，民眾的實際消耗，“費不止萬金”。
明朝本有制度，宮廷每年有一百萬兩金花銀的進項（明神宗親政後又強迫戶部另增20萬兩）。但明神宗如此揮霍無度，一百二十萬兩金花銀，往往僅夠其開支兩三個月，剩下的私慾黑洞，就只能靠挪用國庫來填補。但國庫也經不起明神宗折騰，張居正致力搜刮近十年，其死之日國庫存銀有近千萬兩，僅僅過了五、六年，這近千萬兩白銀就已消耗一空。
於是，萬曆二十四年，喪心病狂的明神宗，決定以三大徵（萬曆二十年寧夏用兵、朝鮮用兵、萬曆二十七年播州用兵）為藉口，派出宦官為礦監、稅使，繞過官僚系統，由皇權直接向民間進行搜刮。僅僅三年時間，明神宗就利用太監，就建立起了一張覆蓋全國的斂財網絡，史稱“礦稅之禍”。
礦監的職責，是代表皇權監督民眾開採金、銀礦。具體斂財辦法有二：
（1）皇權一分錢不出，民眾負責所有成本及開採工作，地方官府負責調兵防護（亦即武力控制）。開礦所得，由皇帝和百姓五五分配。（2）宦官只對明神宗負責，只在乎每年能拿到多少金銀，對探查礦洞毫無興趣，為了完成皇帝交下的任務，他們更熱衷於把斂財額度直接攤派給地方，不管地方是否有金銀礦，是否開採順利，都要如數向宦官們繳足斂財額度，來一個旱澇保收。稅使的職責，是代表皇權直接向民間徵收法外之稅。具體辦法有三：
（1）在原官僚系統控制的稅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稅卡，南直隸巡撫劉曰梧曾上奏痛陳，宦官們來了之後，自己的轄區內，商人攜帶貨物，一天之內要經過五、六處稅卡。北直隸的通州，稅卡更增至數十處。（2）巧立名目，增加稅種。養雞有雞稅、養豬有豬稅，過路有過路稅，落地有落地稅，不產魚的地方，也要交魚稅。（3）直接把斂財額度攤派給地方大商戶，不管商業是否繁榮，不管具體營業額，大商戶必須按期如數向宦官們繳足斂財額度。至於宦官及其爪牙敲詐勒索讓人家破人亡，自然更是極為普遍的現象。
據不完全統計，自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這些宦官們每年嚮明神宗進奉白銀約171萬兩，黃金約3600兩。宦官及其爪牙所得，約為進奉給明神宗的3~10倍。如派往廣東的稅使宦官李鳳，將所征斂的白銀51.7萬餘兩據為己有，另搜刮了不計其數的珠寶。派往山東的礦監陳增麾下的一個參隨程守訓，被查抄時搜出“違禁珠寶及賕銀四十餘萬（兩）”，派往山東的稅監馬堂，七年時間裡，隱匿稅銀130餘萬兩。
礦監稅使橫行天下，皇帝肥了，宦官及其爪牙也肥了，惟獨民不聊生。
按大學士沈鯉的說法，是“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皆傾，商農交困”。按直隸巡撫劉曰梧的說法，是“民間之皮毛穿、膏脂竭矣”。按遼東巡按蕭淳的說法，是“遼東……十室九空”。按陝西巡按龍遇奇的說法，是“坐括（陝西）民脂一百四十餘萬，民間皮肉俱盡”。按戶部尚書趙世卿的說法，是商業蕭條，家家戶戶關門大吉。比如，稅使到任不足兩年，河西務的160餘家布店，只剩下30餘家，臨清關夥商38人，只剩下兩人；段（緞）店32座，關門21家；布店73座，關門45家；雜貨店65座，關門41家。
民不聊生，自然就會有民變。
萬曆二十七年，臨清民眾縱火焚燒了稅監馬堂的衙門。同年，湖廣民眾扔磚放火，欲與坐地斂財的宦官陳奉同死。萬曆二十九年，民眾又包圍陳奉的衙門，將其爪牙十餘人投入江中。同年，蘇州織工兩千餘人暴動，攻擊了坐地斂財的太監孫隆，其爪牙黃建節被擊斃，並焚燒了多名孫隆爪牙之家，孫隆本人連夜逃往杭州。萬曆三十年，江西民眾反抗宦官潘相，將他的爪牙陸泰打了個半死。萬曆三十四年，雲南軍官賀世勳等人不堪宦官楊榮的暴虐，聚眾數千人，將楊榮殺死，將其住宅付之一炬。萬曆三十六年，遼東屯墾的軍隊不堪宦官高淮剝削，歃血為盟，欲殺死高淮為民除害。萬曆四十二年，福建民眾萬餘人，攻擊了宦官高寀的住宅。……
以上種種暴動，絲毫未曾動搖明神宗的“礦監稅使”政策；所有參與暴動的領頭人物，均被明神宗嚴旨捕獲殺害。
皇權殘暴如斯，才有了東林黨人針對“礦稅之禍”的冒死批判。
比如，李三才在奏摺裡強調，百姓是“人主之主”，是高於皇帝的存在，痛罵萬曆儲存黃金珠玉“高於北斗”，卻無視民眾家中已經連“糠粃升斗之儲”皆無。田大益罵明神宗誤入歧途，嘴上說著愛國愛民的漂亮話，實際上“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錢全進了個人私庫，從不用在國事之上，並警告他，一味“以金錢珠玉為命脈”，長此以往，“家之盈者，國必喪”，如此瘋狂地把天下之財往自己家裡搬，國遲早要亡。魏允貞直接罵萬曆“愛賢士不如愛珠玉錦綺”。……
對這些批評，明神宗一律斥之為“賣直”——你們動機不純，攻擊皇帝的目的，是為了樹立你們自己的道德高度——然後對批評者或無視、或廷杖、或流放、或殘殺。這種不問是非、只問動機、亂扣帽子的誅心手段，可謂無恥至極。遺憾的是，今人評價東林黨，卻又有意無意把明神宗的無恥手段重新撿了起來，胡說什麼東林黨是“道德控”、“不幹實事”……
體制內批評毫無成效。萬曆三十年前後，顧憲成等知識分子，開始以東林書院為據點，集結在野人士，對朝政做在野品評，成為了一股不容忽視的輿論力量。
東林書院的影響力，實際上也是時代進程的產物。這個時代進程，至少包括兩個方面：
（1）先有禍國殃民的暴政，後有知識分子出來為民請命。張居正時代的暴政以“考成法”為核心，知識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考成法”；萬曆親政後的暴政以“礦稅”為核心，知識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礦稅”。
（2）兩套斂財系統——宦官體系與官僚體系——發生利益衝突，給了知識分子提升影響力的機會。在任何時代，有理想、願意為民請命的知識分子，始終都是少數。這少數人在張居正時代，勢單力孤，很難形成影響力；到了萬曆親政時代，官僚集團的利益受到了宦官集團的侵害，他們轉而願意支持、利用東林黨知識分子，將他們拱到前線，去對抗宦官集團。這是東林黨在萬曆時代成型的關鍵背景。
把皇權關進籠子？
皇權直接搞肉體消滅
明神宗時代，東林黨人還曾深度介入到“國本之爭”（要求明神宗立長子為太子）；明光宗時代，曾介入“紅丸案”（涉及光宗之死）；明熹宗即位，又深度介入了“移宮案”（涉及李選侍的後宮地位）。
很多人痛罵東林黨，說他們不該干預皇帝家事。其實，在這三場風波當中，東林黨人的核心訴求是要求皇帝及後宮須按既定製度章程辦事，亦即希望將皇權關進制度的籠子。這也是自批判“考成法”以來，東林黨人對明帝國政治改革的核心訴求。
這種政治訴求，註定了東林黨人無法在明熹宗時代獲得皇權的青睞。天啟初年的“東林方盛、眾正盈朝”局面，到了天啟四年就已是過眼雲煙（“眾正盈朝”緣自東林黨人按既定規章制度辦事，支持光宗、熹宗父子繼承帝位）。
皇權肆意已久，絕不甘心受制度的約束。明熹宗登基初年啟用東林黨，只是權宜之計，到了天啟二年，皇權展開了針對東林黨的批判。兵科言官朱童蒙首先開炮，給東林黨扣了一頂“招朋引類”“摧殘善人”的大帽子。也是在這一年，皇權開始培植魏忠賢及其宦官集團，允許魏在宮中操練一支萬餘人的軍隊；次年，魏受命控制東廠和錦衣衛，開啟了特務治國（在此之前，東廠和錦衣衛長期處於近似癱瘓的狀態），宦官們還被派往邊境監視、控制軍隊。
天啟四年，魏忠賢開始逮捕東林黨人。同年，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天啟五年，魏忠賢秉皇權之意，開始大肆屠殺東林黨人，先後製造了“東林六君子之獄、“東林七君子之獄”……
肉體消滅的同時，對東林黨的精神消滅也提上了日程。
天啟五年，在魏忠賢的授意下，閹黨開始在朝堂上製造“假道學不如真忠義”的輿論，並獲得皇權支持，全面禁燬天下書院、講壇，並用上諭的形式，張榜公示《東林黨人榜》，共收錄309人。
天啟六年，明熹宗決定就東林黨問題形成歷史決議，下令編纂《三朝要典》。這部歷史決議的核心主旨，是痛罵東林黨，說他們為了達成自己留名青史的險惡目的，不惜拿各種瑣事喋喋不休地攻擊皇帝。今天所有不合史實的針對東林黨的批判，都可以在這份由閹黨一手炮製的歷史決議中找到。（附帶一提：東林黨“眾正盈朝”的短暫兩三年裡，最受今人詬病之事，是遼東經略熊廷弼的被削職。事實上，熊雖然在明神宗時代攻擊過東林黨，但他去職並不能歸咎於東林黨人。比如，鄒元標雖然主張嚴厲處分熊廷弼，但維護熊廷弼的七名科道言官當中，也有五人屬於東林黨人。把熊廷弼之死說成是東林黨人搞黨爭、不問是非只看立場的結果，是閹黨篡改輿論所造成的錯誤印象。）
從“眾正盈朝”，到肉體與精神被全方位消滅，東林黨人在天啟時代之所以如此脆弱，與明熹宗任用宦官的方式與明神宗大不相同，有直接關係。
萬曆時代，圍繞著“礦稅之禍”，宦官集團與官僚集團存在著嚴重的利益衝突，不但宦官集團橫徵暴斂造成的地方動亂需要官僚集團善後擔責，宦官集團還直接侵吞了原本屬於官僚集團的利益蛋糕。官僚集團為自身利益計，多少願意有限度地支持身為“一小撮”的東林黨人。
天啟時代，魏忠賢將宦官集團與官僚集團整合到一起，大量官僚進入閹黨，官僚集團同時也是宦官集團。身為“一小撮”的東林黨人，對上欲將皇權納入制度約束，同時多次要求明熹宗從私人賬戶拿錢貼補國事（索要出至少500萬兩白銀）、對中試圖彈劾魏忠賢使之遠離國事、對下試圖通過京察等方式肅清吏治整頓官僚集團，其勇氣與理想可嘉，但命運也可想而知。
崇禎上位後拋棄魏忠賢，同時吸取天啟時代的歷史教訓，重新將宦官集團與官僚集團分離。東林黨的餘緒“復社”的知識分子，再次獲得了一些言論空間。和當年的東林黨一樣，復社這種脆弱的言論空間，遠不足以構成改革明帝國政治體制的的力量。
東林黨人真正的力量，在於不懼斧鉞加身，也要以民本為出發點，去批判皇權之惡——楊漣被銅錘斷肋、鐵釘貫耳，留有血書雲：“大笑，大笑，還大笑！”顧大章被投入詔獄，右手剁至只剩拇指與食指，仍作遺詩云：當留日月照人心。高攀龍自沉於後園池中，遺表直言，要“從屈平（即屈原）之遺則”……
這種無所畏懼的批判精神，是中國飽受秦制摧殘的數千年裡，極為鮮見的的思想亮光。傳遞至明末的黃宗羲、顧炎武，始有“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之興亡，肉食者謀之”這般痛徹心扉的認知；及至晚清，始被重新發掘，成為“興民權、抑君權”的思想資源。
痛罵東林黨，實可謂無公道、無是非到了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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