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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魯迅木刻 吳凡）
魯迅愛打“筆仗”已是文壇皆知的事實，倘若細數他的“論敵”，數字之多，領域之廣，實在令人吃驚：林紓、梅光迪、李四光、徐志摩、丁西林、周作人、林語堂、高長虹、鄭振鐸、成仿吾、馮乃超、郭沫若、阿英、潘漢年、蔣光慈、梁實秋、葉靈鳳、戴望舒、施蟄存、沈從文、田漢、魏金枝、周揚……以至於許多研究者後來都惋惜，魯迅“浪費”在“筆仗”上的時間，不知又能寫出多少煌煌作品。
然而，這些論爭並非真的是無謂的、浪費的，魯迅的每一次“忍不住”，都是因為他深知自己身處於一個在文化上裂變和重構所必然導致的精神價值的衝突的時代，只不過，外人看起來，你來我往，較為戲劇化而已。
今天推薦的這篇文章發生於魯迅和東平之間，硝煙四起的“筆仗”，到頭來還是讓雙方互相欣賞，魯迅為人以及文字藝術也可見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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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屬於左聯，但並不妨礙發起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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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本名丘東平）是參加過海陸豐人民武裝起義、兼任過彭湃同志秘書的共產黨員，同時又是一位較早從事紅色軍事文學創作的左翼作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東平受黨差遣，曾奔波於福建、香港、日本等地開展工作，但更多的時間還是留在上海，參與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領導的文化活動。
左聯存在期間（1930年3月至1935年底），定居上海的魯迅，一直是該團體名義上的“盟主”。當時屬於左聯一分子的東平，是否同魯迅有過直接的、近距離的交往？這在他們各自的著作中找不到相關記錄。熟悉魯迅同時又是東平好友的聶紺弩，著有悼念東平的《給戰死者》一文，其中寫道：“得到你戰死的消息，正是從鄉下到城裡去參加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紀念大會的路上。”待進入會場，“只看見一張魯迅先生的畫像，釘在那紅色的幕布上——會場是一個戲院，還是五年前我們在上海看見他的時候的那樣子。”由此可間接獲知，當年在上海，東平是見過魯迅的。至於魯迅與東平是否還有單獨的接觸？甚至在魯迅那邊，能否將東平其名和其人“對號入座”？恐怕還是一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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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說寫文章，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汙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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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迅和東平之間真正留下歷史印痕的，是因為一篇文章而引起的觀點爭鳴：1932年上半年，左聯與鼓吹“為文學而文學”的“第三種人”展開了激烈論辯。當時，左翼作家集體發聲，反擊“第三種人”的一些說法，魯迅也發表了《論“第三種人”》《“連環圖畫”辯護》等文章，對“第三種人”的一些論調做了有分析、有實證、也有引領的批評。是年11月，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發表了芸生的諷刺長詩《漢奸的自供狀》。該詩的諷刺對象雖然也是“第三種人”，但內中出現了無聊的攻擊，罵人的髒話等。時任中共文委書記的馮雪峰看到這篇文章後，很是不滿，遂找到《文學月報》主編周起應（周揚），建議他在下一期刊物上公開糾正一下。不料周起應並不認同雪峰的意見，兩人竟吵了起來。於是，雪峰找到魯迅，希望他能代表左聯表示態度。對於芸生的文風和“戰法”，魯迅同樣很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左翼作家沾染了流氓習性，有必要加以批評和糾正。為此，他以個人的名義，給周起應寫了一封題為《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的公開信，這封信隨即發表於《文學月報》。
在信中，魯迅善意地指出：“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 ‘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於嘲笑，止於熱罵，而且要‘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汙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魯迅這封信不僅批評了芸生長詩暴露出的不良傾向，而且指出了當時整個左翼文學創作與批評需要注意和改進的地方，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價值。1942年中共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專門提到此信，並將其列入幹部學習文件的範圍。
然而，魯迅的公開信在左聯內部卻引發了質疑和反對之聲，這便涉及到東平。1933年2月，上海出版的《現代文化》雜誌第1卷第2期，刊出《對魯迅先生的〈恐嚇辱罵決不是戰鬥〉有言》（以下簡稱《有言》）一文，逐條反駁了魯迅批評芸生長詩的主要觀點。該文的署名作者是首甲、方萌、郭冰若、丘東平。據知情人黃源後來披露：四人中，首甲是當時的左聯成員祝秀俠，方萌是阿英即錢杏邨的化名，郭冰若則是田漢的化名，唯有丘東平是以真名現身。
人群中演講的魯迅
關於《有言》的生成，聶紺弩在寫於1941年11月7日的《東平瑣記》中，有一段被研究者迄今忽略了的記述：“魯迅發表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之後，他 （指東平——引者注）認為魯迅的意見是不對的，起草了一篇質問書，拿到朋友間要求籤名。但那質問書終於並未送出。”接下來，紺弩補充寫道：“在朋友間，魯迅狂是不缺乏的，猛克（魏猛克——引者注）就幾乎不讓自己的口裡有一個時間不談到魯迅。東平卻剛剛相反，幾乎沒有談到魯迅的時候。縱然談到，也只是‘把魯迅當作偶像是不對的’之類。”紺弩是左聯中人，且同時敬仰魯迅和熟悉東平，他的記述應當具有相當的客觀性與可信度。按照紺弩的記述，《有言》應該就是由東平起草，並要求朋友簽名的“質問書”。倘若果真如此，東平便是《有言》的發起人和主要責任人。至於紺弩為何把已經公開發表的《有言》說成“終於並未送出”，其中的原因是他不知詳情，還是另有隱衷？今天的研究者已難遽斷，只是這並不影響我們對那場爭論基本情況的瞭解與評價。
毋庸諱言，《有言》充斥著機械的二元對立的思維習慣，措辭和文風亦顯得空洞、簡單和粗暴。如不顧事實，盲目指責魯迅陷入了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陷阱”，“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等。東平為何會寫出這樣挾槍帶棒，“左”味十足的文章？今天看來，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左聯成立之初，立三路線仍在黨內有重要影響。反映到左聯中，便瀰漫著一種動輒鬥爭打擊的“左”的風氣。東平作為左聯的新人，無疑會受其影響和裹挾。加之當時的東平只有20歲出頭，身上難免帶有青年人的偏激莽撞，以及在長期嚴酷環境中形成的某種“戾氣”，這決定了他對魯迅那種公允、老到、且不乏自省意味的文字，很容易產生反感、排拒，直至上綱批判。第二，歷史上的左聯，存在宗派主義。當時，周揚對魯迅頗多誤讀，也頗多掣肘，但對東平的短篇小說《通信員》卻做了充分肯定和熱情推介，這無形中贏得了東平的好感，使他情願替周揚站臺，進而為其認可並主持編髮的芸生長詩辯護。
針對《有言》以及芸生長詩所存在的錯誤，當時正在上海養病，且同魯迅並肩從事革命文化事業的瞿秋白，寫了《慈善家的媽媽》《鬼臉的辯護》等文章，給予嚴厲批評：敵人誣陷我們殺人放火，而芸生的詩和首甲等人的文章“很像替敵人來證實那些誣陷”，“是隻用辱罵來代替真正的攻擊和批判”。大約是基於不讓左聯內部矛盾進一步擴散的考慮，秋白的文章當時沒有公開發表，但以秋白的身份——他雖已不再是黨的領袖，但仍然是黨的高級幹部——在左聯內部還是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和作用，從而中止了一些人對魯迅的挑剔與糾纏。東平等人的文章在內容上原本無足輕重，但由於它來自左翼營壘，所以仍然讓魯迅感到內心鬱結和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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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時空，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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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等人傷害了魯迅，但魯迅卻沒有因此就記恨東平，更沒有從個人恩怨出發，否定東平的文學創作。1934年，魯迅和茅盾應美國作家伊羅生之邀，選編“現代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其中就選入了東平的《通訊員》。這篇作品的作家介紹是這樣寫的：“東平，是筆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曾在蘇維埃區域做過工作。這篇小說是他的第一篇，也許他只有這麼一篇。在所有現代中國描寫‘蘇區’生活的小說中，這篇是直接得來的題材，而且寫得很好。”這段話儘管由茅盾執筆，但魯迅作為合作者應當看過，因此也包含了魯迅的認可。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草鞋腳》直到新時期才在國內正式出版，因而東平生前很可能並不知道魯迅對他曾有的大力扶持。倒是今天的我們，透過選編《草鞋腳》的原始檔案，不僅看到了魯迅當年怎樣做“梯子”；而且又一次意識到，有些人說魯迅是“睚眥必報，只會罵人”，實在是莫大的歪曲和冤枉。
文化界送別魯迅
伴隨著閱歷的增加和思想的成長，特別是由於後來同胡風、紺弩等人成為摯友，東平對魯迅逐漸有了較為深入全面的瞭解和認識，隨之改變了對魯迅的態度。還是紺弩的《東平瑣記》告訴我們：“魯迅下殯的那天早上，我回到了上海，在到殯儀館去的路上碰見他
（指東平——引者注），他似乎也是剛到。他說：‘我要去買一塊白布。’他去買了，還自己寫上‘導師喪失’四個拙劣的字。”斯時的東平，字或許“拙劣”，但心卻無疑是真誠的。1938年初，東平應塔斯社社長羅果夫之約，以書信的形式，回答有關抗戰文學的一些問題，其中在強調青年作家的重要作用時寫道：“我之所以單獨提出青年，是因為……除了死去的魯迅之外，中國的老作家們看來似乎已經不能負起這個任務（指堅決抗戰——引者）了”。這樣的判斷顯然屬於以偏概全，仍有“左”的痕跡，但力挺魯迅卻是旗幟鮮明。此後東平參加新四軍，從事部隊文化宣傳工作。戎馬倥傯之中，仍不忘光大魯迅精神。他致函胡風時，曾熱情介紹在軍中組織魯迅文藝社的情況，並希望胡風通過報刊傳遞這一消息。顯然，這時的東平同胡風一樣，早已成了魯迅精神的繼承者和實踐者，其中體現出的勇於否定自己，堅持從善如流的態度，很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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