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
當然，除了政治上的陷阱，人們對陽明的誤解，也實在太多了。
好比他晚年提出“良知說”，成為其心學的根柢，而實現良知的前提在“存敬”，用陽明的話說，就是“心不動”。可這位崇尚不動心的夫子，偏偏被許多人視作權謀家。
陽明幼年，有一個著名的“梟鳥治繼母”的故事。這個故事顯然是他的“擁躉”想象出來的，陽明本人絕不會認同此事“可為訓”。一次，好友儲巏（號柴墟）派人送來一份《劉生墓誌》，請他過目。陽明讀後，認為此文“縝密”，但提出“獨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理由是“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編造“治繼母”故事的多事者，肯定沒讀過這篇《答儲柴墟》，遂造出一個權謀天成，卻離陽明本心太遠的“異聞”。
與多數理學家不同，陽明不僅有道德文章，他還有很大的事功。陽明是當世有名的兵家，人們常說“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長於用兵者，必知權變，這自然成為人們理解王學的一個角度。
古人說，“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然行兵必以詐，這與純儒的標準似乎嚴重對立，對陽明“偽學”的指責也多半由此發軔。可能是這個原因，陽明對自己的“兵事”極少提及。據門人錢德洪說，他“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
錢曾請教：“用兵有術否？”陽明否認有術，他說：“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陽明之意，竟是不動心就能帶兵？老師這樣解釋，學生自然信服，於是有人得意起來，以為“可與行師”了。陽明問他為什麼，此生答：“我能不動心。”陽明道：“不動心可易言耶！”此生自信地說：“我有不讓心動的法子。”陽明笑道：“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呢？”
言至此而竟！陽明到底還是沒講出“用兵無術”的道理，也沒有就用兵“發謀出慮”與“此心不動”的關係作出理論闡釋。言之不盡義，是陽明“語錄”中常見的現象。
陽明用兵的情形，多見於報捷等疏文，但遺漏甚多，如“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反間即用詐，是兵家常事。錢德洪的理解是，“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為此他親赴江西，蒐集《徵宸濠反間遺事》，存錄了許多陽明用間使詐的案例。為使人瞭解老師“武功”的詳情，錢德洪蒐集了大量奏疏文移，查對月日，編次整理，“而後五徵始末具見”。
由於陽明治學，要在講席發揮，或私信討論，很少著書立說，加上他本人又有較多避諱，這都導致對其本人及學術理解的偏差。當時就有人指責陽明“學術不端，聚眾禍亂”，後世更有人認為，陽明學是一種“謀叛哲學”，即根因於此。
陽明作為“宸濠之亂”的平定者，卻始終難以擺脫“通濠黨逆”的指責，這不是“忌妒”二字就足以解答的。
隨著越中講學的影響越來越大，王學聲名鵲起，同時非議與批評也多起來。
嘉靖元年（1522）十月，禮科給事中章僑上疏說：“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騖名者，靡然宗之……乞行天下痛為禁革。”
“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即指王陽明，這是第一次出現指王學為“異學”，要求予以禁革的聲音。
“近年士習多詭異，文辭務艱險，所傷治化不淺。”嘉靖帝在批覆中肯定了章僑的觀點，並且要求，“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道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這實是王學被定為“偽學”的先聲。
次年春，北京會試，策題以心學為問，含有“陰以闢先生”之意。門人徐珊讀題後嘆道：“我怎能昧著良知以幸時好呢？”不答而出。但另幾位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在作答時發揮老師所教意旨，毫無忌諱，居然被錄取了。這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識者”也只能理解為“進退有命”。其實，當聖旨作出王學“有誤正學”的批評後，發揮心學意旨的考卷仍能“漏網”中舉，說明朝廷禁令已無法阻止王學傳播了。而陽明遭忌愈深，與王學的迅猛傳播是密不可分的。
錢德洪參加了這次會試，下第而歸，他向老師抱怨，“深恨時事之乖”。陽明卻喜形於色地說：“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不解，問：“時事如此，何見大明？”陽明說：“吾學豈得遍語天下讀書人？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當朝廷指斥王學為“叛道不經”，一些在朝為官的門人慾上疏奏辯，陽明制止他們說：“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這“昔人之教”，想必也有他先父的教導。從辯到無辯，陽明對謗議的態度，已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他“無辯止謗”的理由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
與辯相比，他更看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他才不在乎“偽學”的指責，反而更看重部分門人破冰登第，因為他們中榜後，試卷將收入《會試錄》，成為天下士人的必讀書，凡讀者皆受一番洗禮，這便是“默而成之”。他根據自身經驗體會到，設若學者處“言不信之地”，縱然千言萬語，於“今日之多口”，“可勝辯乎”？
晚年的陽明，對於“受謗”，愈趨於向內用功：與其與眾人辯，辯不勝辯，不如“反求諸己”，“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使學術愈為醇厚，最終達致“不言而信”之境。
一日，門人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談到近日謗議日熾，陽明說：“請各位談談其緣故。”有說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說先生學術日明，為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說天下從遊者眾，良莠不齊，是以身謗。最後陽明道：“你們說的這三種情況都有，只是我心中所想，你們還未談到。”眾人忙請教，陽明說：“我在南京以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迴護，才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陽明說他在正德十六年改官南京前，還有點媚時從俗的心理（即“鄉愿”），生怕別人不理解，不得世人之好，如今他卻只信真良知，依從良知行事，對天下之謗，反不再介意了。這裡，陽明竟是以“狂者”自喻的。
“良知”，就是一顆光明的心；“只依良知行”，就是守住內心之光明。陽明如此說，既有一種兼濟天下的難為之意，同時態度裡又有了一分從容和安寧，他相信他的良知與光明，終能使人理解信從，“亦復何言”呢？
然而，“狂者”堪足自守，不為天下沸議所動，但狂者為師，如何能成為天下榜樣呢？陽明還是說之不透。
被後人譽為“真三不朽”的陽明，一生道路坎坷，他沒有神奇的魔法，也沒有登高一呼、萬眾雲集的魔力。相反，在探索新學的道路上，遭遇了層層阻力，蒙受了太多的猜忌與冤屈，正像霍韜所說：“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這在明代士大夫中，真不多見。
逆水行舟，風波不定，但陽明找到了壓艙之物，那就是王學最後的口號：“致良知。”
前引陽明在江西南安府所留遺言，見其門下弟子所編《年譜》。黃綰所寫《陽明先生行狀》，也記有他的臨終之言，與前者不同。行狀雲：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臨終），家僮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遂逝。
對門人，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對家僮，他說“未能與吾黨共成（學問）”為可恨。這兩個遺言並不矛盾。
陽明心學的根基，是良知，然而如何達致良知，需要一套完整而明確的論述與規範。然而，讀後人輯錄的《王陽明全集》，內中關於如何進業的具體記載，卻非常之少，許多時候，只是對理想狀態的一種描述——比如前面提到的“心不動”。陽明是明代理學大師，更是心學發展的標誌性人物，但平心而論，他主要是提出新問題，然後給出答案，但在問與答之間，尚缺乏縝密的論證過程（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通病）。
好比他晚年提出“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的良知說，基於他對“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的切身感受，是從他備嘗艱辛痛苦的感悟中來，具有強烈的個性，但如何將“良知”變作一種普適的理論工具，卻沒有現成的辦法。在大禮議之爭中，門人的分裂，以及後世學者不得法，淪為所謂“王學末流”，都是證明。陽明自嘆“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應是肺腑之感，他遺憾沒能把他的學術大廈建立起來。因此，“不言”與“可恨”是相互補充的，兩者缺一不可，共同形成陽明最後的“學術影像”。
多年以前，陽明之父因為他急於辯駁，對他作出“不智”的評價；十餘年來，陽明明知“身居言不信之地”，卻不得不亟亟而辯；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心突然靜了，不動了，對一切譏毀，始取坦蕩不辯的態度。這是他個人修為之得法。然而終其一生，陽明都沒能穩立於“言而有信”之地，在身後竟還遭到偽學的玷汙……
陽明的偉大理想，一定是用他的心燭，點燃世界的火炬，而不是在那小小的角落裡，保留一星火種（也就是他說的“此心光明”）。可是，在他彌留之際，留以示人的，仍然只是他自守的一片“光明”——這，正是他的所念與所恨處！
2019年02月22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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