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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春望
白居易
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蹋晴沙。
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
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邽（今陝西渭南）人。是唐代的偉大詩人。唐元和年間曾任翰林學士、左拾遺等職，後因得罪權貴，被貶江州司馬。唐長慶年間曾任杭州、蘇州等地刺史，官至刑部尚書。晚年住在洛陽，號香山居士。白居易關心民生疾苦，主張用新樂府諷喻時事。詩歌作品極多，在當時家喻戶曉，對後世影響極大。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 這是白居易對杭州的深情回憶。曾經擔任過杭州刺史的經歷，使他不但熟悉江南的湖光山色，更熱愛這裡的風土人情。這首七律《杭州春望》就是他在唐長慶三年或四年（823或824）春天遊賞西湖時寫下的。在詩人的生花妙筆之下，杭州的春景是如此壯麗繁華：錢塘江濤聲澎湃，西子湖波光瀲灩。朝霞開出曙色滿天，春風催綠了萬家柳煙。護江堤上，行人的履屐踏著白沙陽光，梨花深處，仕女的紅袖掀開畫樓羅幕；青旗在酒樓上招展，酒香和花香一齊飄散……全詩一句一景，如同一幅散點透視的國畫山水。雖從“望”字寫出，卻並不拘泥於展望的角度。詩人巧妙地使自己的思路和視線與律詩粘對的聲律節奏相對應，將各處景色自然地串聯起來，描繪出繁富多彩的畫面，讚美了杭州的風物人情之美。
首聯以高聳於霞光之中的望海樓與橫亙在錢塘江上的護江堤勾出杭州城背海帶江的雄偉地勢，展開了詩人高瞻遠矚的寬廣視野。樓高堤低，點與線的垂直關係拓開了遼闊高遠的天地空間。霞紅沙白，光與色的互相映襯渲染出明麗晴暖的春日景象。護江堤應指錢塘江海塘，全長三百公里，高六至七米，是古代人工修建的擋浪潮堤壩。錢塘江口和杭州灣地區的海塘，始築於秦。
唐開元元年（713）在鹽官一帶重築，稱捍海塘，即大壩。當時主要是沙土築成。沙在晴日下遠望色白，所以此詩說“堤白蹋晴沙”。杭州用白沙築堤還有白居易《錢塘湖春行》中說的“白沙堤”，即今西湖蘇堤以西的白堤，一名孤山路，北有斷橋，南有西泠橋，現其西為裡湖。但白沙堤並非白居易所築之湖堤。據清人考證，因此堤原名白沙，後單稱白堤，或沙堤，後人遂訛傳為白居易所築之堤，又稱之為白公堤。白居易所築之堤原址在西湖東北，接連下湖。望海樓在杭州城東（作者原注：城東樓名望海樓）而見海，堤在錢塘江口為護江，詩人的視線自然就轉到了發於海而入於江的錢塘大潮。恰如這首七律的第二句要與第三句平聲相粘，濤聲與護江堤及望海樓也就自然聯繫在一起了。
聽著遠遠的濤聲，詩人不由得浮想聯翩。相傳伍子胥被吳王夫差殺害，民間同情他的遭遇，編出神話，說他怨恨吳王，死後驅水為濤。所以錢塘潮又叫“子胥濤”。歷代都為他立祠紀念，即伍員廟。《錢塘縣誌》說：“吳山古稱胥山，自鳳凰山迤邐而來，跨踞城中，昔人立祠祀子胥，故名，亦稱伍山。”知道了錢塘潮和伍員廟的關係，就不難理解“濤聲夜入伍員廟”的構思之巧了。潮水有早晚之分，伍員凌晨驅駕濤水而來，到夜晚濤聲再起時，就該回廟休息了。因此詩人的思路又由海濤轉到肅立在吳山上的伍員廟。悲壯的傳說激發了詩人懷古的豪情，而英雄的故事又不禁使他聯想到美人的遺蹟。
“蘇小家”指南齊錢塘名妓蘇小小墓，在西泠橋邊，也借喻西子湖畔的歌姬舞女。從字面看，“柳色春藏蘇小家”只是歌詠春到西湖，柳色見新。但這“藏”字其實一語雙關，兼含女子懷春之意，下得十分含蓄：春天不僅藏在西湖的柳色裡，而且藏在多情的越女家。這一聯工整的對仗使迴盪著濤聲的伍員廟和掩映在西湖柳蔭中的蘇小小墓形成了雄偉和秀麗的鮮明對比。並且巧借古蹟，將遙遠的歷史融入眼前的春景，既概括了錢塘江的壯觀和西子湖的嫵媚，又微微流露了詩人周流古今的感慨。從構圖來看，吳山上的“廟”和柳蔭裡的“家”一顯一隱，與首聯望海樓和護江堤的一高一低，又形成一種錯落有致的節奏感。
與本詩第四句和第五句必須相粘的聲律規則相應，從柳蔭中的“蘇小家”轉到“紅袖織綾”，不僅因為由想象中的古代女子過渡到現實生活中的女子而在意象上互有關聯，而且還生髮出更深一層的含義：西湖的柳色和多情的“蘇小家”都藏不住熱鬧的春光。春風轉送著花香，微帶著醉意，盪漾在全城遊人的心裡。穿著鮮紅織綾春衫的女子爭相誇耀著織工精美的柿蒂花紋；酒家樓上的青旗隱現在雪白的梨花叢中，正在招呼遊春的人們前來沽酒暢飲。“紅袖織綾誇柿蒂”句既是寫仕女春遊的景緻，又巧妙地顯示了杭州城以絲織聞名天下的特點。
南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八：“杭土產綾曰柿蒂、狗腳。……皆花紋特起，色樣織造不一。” 據姜南《蓉塘詩話》，柿蒂、狗腳都是指綾緞上凸起的紋樣。杭州土產綾有多種花樣，其中以柿蒂花紋為最佳，白居易自注：“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同樣，“青旗沽酒趁梨花”也暗合杭州城趕在梨花開時釀熟春酒的風俗。白居易此詩原注：“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為‘梨花春’。”此句用“梨花”的酒名與織綾花紋名“柿蒂”對仗，又正應趁春天梨花開放飲酒賞花的時景。紅袖寬舒，青旗招展，蒂紋精細，梨花繁密，紅白青綠的調色，線條疏密的搭配，使動態的人物與靜態的背景融成五光十色的一片。這一聯巧借物名，將杭州的風物人情化入春望的場景，通過描繪人物的秀美和市面的繁華，讚美杭州人民用巧手織出瞭如花似錦的春光，釀就了芳香醉人的春意。
儘管詩人順應律詩粘對規則而轉移視點的巧思已經形成了一條貫串遠近、鉅細各種景物的主線，但繁雜的畫面仍然需要完整的佈局。詩人選擇了從湖上開出的孤山寺路，這條長堤由斷橋向西通向孤山，春來芳草芊綿。白居易原注：“孤山寺路在湖州中，草綠時望如裙腰。”它迤邐斜過湖上，橫貫整個畫面，將各處勝景連成一體。同時那“裙腰”的生動比喻還令人想見：展現在詩人眼前的西子湖，不正像一位束著草綠色裙腰的美妙少女嗎？這就使其餘各句中人與景的融合形成更完整、鮮明的印象，從而使杭州壯觀、嫵媚、秀麗、繁華、清新的多種風格在春與美的基調上得到了統一。
詩情和畫意的交融，工巧和天然的和諧，這首《杭州春望》的特點，不也正是杭州之春的特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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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遊湖
徐俯
雙飛燕子幾時回？
夾岸桃花蘸水開。
春雨斷橋人不度，
小舟撐出柳陰來。
徐俯（1075—1141）是北宋大詩人黃庭堅的外甥。早年作詩受到黃庭堅的影響，所以被呂本中列入《江西詩派宗社圖》。但他後來極力要擺脫江西詩派艱深雕琢的風格，追求平易自然。主張“必有是景，然後有是句”（曾季狸《艇齋詩話》）。從這首《春遊湖》即可看出他暮年的詩風。
這是一首七絕，寫早春遊湖的幽興，目之所及，自成佳境：成對的燕子掠過水麵，夾岸的桃花臨水怒放，雨後的春水漫過了橋頭，一葉小舟從柳蔭中悠悠撐出。像桃紅柳綠、春水雙燕這類為人所寫熟的常見景色，倘若真的不費心思隨手拈來，極易落入平熟率滑一路。這首詩之所以能給人以新鮮之感，主要是能夠以意趣剪裁景物，根據覓春的心理和遊湖的行蹤來安排構圖。
發端作一問句，起得突兀。彷彿詩人忽然發現了雙飛的燕子，這才意識到春天已經悄悄地回來了。“幾時”二字是對燕子如見老朋友一般的親切問候。春天不知不覺地來臨在詩人心裡所引起的驚喜之情也自然溢於言外。再看湖上，果然桃花開遍枝頭，已是一片春意盎然了。“夾岸”二字寫桃花成林，極為繁盛，為“蘸”字鋪墊：花既夾岸，枝條斜伸到水面，方有蘸水而開的妙想。而蘸水又可使人意會桃花的鮮豔水靈彷彿是由於蘸飽了水分的緣故，甚至可以進而聯想到水中桃花的倒影，故下一“蘸”字，桃花之神態、意趣俱出。
後兩句從過橋與乘舟兩路寫遊湖之興，而能將遊蹤化為畫意。雨後水漲，淹沒橋頭，斷了人行，改為坐船擺渡。這小小的插曲，倒給詩人提供了現成的詩料。不但可見出春雨之後湖上波平水滿的景象，而且因斷橋而寂無人行，還給這幅明媚的春景添上了一點荒寒的野趣和清幽的情味。舍橋登船，柳蔭中撐出一葉小舟，與上句自成因果，接得現成。正如上句由橋斷而見水漲，這句也由舟小而見湖寬。中國畫表現水景常用此法，只就橋、船落筆，不畫波紋，自有水意。所以這兩句體現了中國詩歌藝術的兩個重要審美特點：一是寫景在秀麗之外須有幽淡之致，花開燕飛，固然明麗，然無斷橋野浦，便少逸趣。二是以實寫虛，虛實相生。只消寫出小舟一篙撐出柳蔭的悠然情態，水面的空闊寧靜和滿湖陰陰的柳色便如在目前。正如全詩並無一字刻畫湖光水色，僅在近水景物上做文章，就將滿湖春色烘托了出來。
南宋詞家張炎有一首描寫春水的《南浦》詞。上片說波暖水綠正是春曉時節，而待到落紅隨浪流去，已是春將歸去之時。其中“荒橋斷浦，柳陰撐出扁舟小”句，是此詞的名句，顯然是從徐俯《春遊湖》的後兩句蛻化的。但更強調了斷橋的“荒”意和扁舟的“小”字，就比徐俯詩更明確地點透了那點荒涼感在桃紅柳綠中的調劑作用，以及詩歌構圖以小襯大的辯證關係。徐俯此詩曾傳誦一時。趙鼎臣說：“解道春江斷橋句，舊時聞說徐師川。”（《和默庵喜雨述懷》）可見此詩在當時已非常著名。而張炎的《南浦》詞居然能在前人名句上稍事改作而成“古今絕唱”，上述道理不是很值得深思嗎？
葛曉音，1982年獲北大中文系中古典文學碩士學位後留系任教。1989年起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九十年代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即研究生院）人文社會系教授。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屆北京市政協委員。 主要著作有《八代詩史》、《漢唐文學的嬗變》、《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山水田園詩派研究》、《唐宋散文》、《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古詩藝術探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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