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毒酒案”，1939年6月10日發生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
（也是當時日本駐汪偽政府所謂的“大使館”，但民國政府終未承認，只認其為總領事館）的這起重大事件，導致包括日軍高層及汪偽政要在內的多人中毒，兩名日本外交官不治身亡，在當時確實是震驚中外的一件大案。由於此案乃軍統一手秘密策劃，事後軍統也未予張揚。此案最大問題是缺乏國民黨方面軍統核心資料，即軍統對此事件的官方記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裡最缺乏的也是軍統的文件（因事涉核心機密，此類文件在南京解放前均被國民黨全部運走，幾乎片紙不留）。
2009南京市政府頒發感動南京人物紀念冊封面
2009年12月，南京市人民政府隆重表彰“30位為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詹氏兄弟”赫然在冊，與鄧中夏、鄧演達、史量才、劉伯承等同列一冊, 排第30位。 “詹氏兄弟” 的功勞，便是直接參與了“金陵毒酒案”。
紀念獎章及名冊
“金陵毒酒案”行動者皆是軍統成員，即尚振聲、詹長炳、詹長麟兄弟、潘崇聲，王高科等人。
居中者為教育家馬元方
尚振聲時為軍統南京區少將副區長，是該案的策劃、組織和指揮者，可惜1942年即被汪偽特務組織秘密處決。有關他的資料多在臺灣，大陸留存甚少，在中國大陸關於該案的大多數書報刊記載中，他的名字也鮮被提及。而尚振聲與毒酒案的關係，則有一位旁證，
即時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委員（1939年底任主任委員，系江蘇省黨部一把手）兼省教育廳長的馬元放。馬曾因配合軍統刺殺汪精衛案被叛徒出賣，遭汪偽（綁架）逮捕並長期監禁，一度與尚振聲同押於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汪偽特工總部。馬於1952年去世，但其文字在當時國民黨的黨報、黨刊上多有記載，其中便有諸多涉及尚振聲及毒酒案。尚振聲(1903-1942)，河南省羅山縣人，國民黨軍統少將，抗日烈士，畢業於河南留美預備學堂（國立河南大學前身），後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接受幹部訓練，供職軍事委員會。
尚振聲
1936年任軍統局河南站副站長，後升為站長。抗戰前夕，調為南京區副區長。南京淪陷後，尚振聲潛伏於南京，從事特工活動。
1939年策劃金陵毒酒案。
1940年遭叛徒出賣而被捕，後詐降，暗中架設電臺與軍統局長戴笠取得聯繫，升任軍統南京區區長，暗中策動汪偽第一方面軍第七旅軍官反正，準備於站崗時包圍汪宅，刺殺汪精衛。因事機不密，再次被捕，受嚴刑拷打，但終不屈服。
1942年1月8日被日寇殺害於上海，年39歲。
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該館位於南京鼓樓附近（現北京西路1號）。日本自1873年與中國建交後至1935年，一直以上海為對華外交基地，前後43位公使均常駐上海。
南京淪陷時期，鼓樓所謂‘日本大使館’
1935年5月17日，日本將設在鼓樓附近的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至“七七事變”前，來華擔任臨時代理大使或特命全權大使的共有崛內干城、有吉明、若杉要和川越茂四人，他們都常駐上海。“七七事變”後日本大使館撤銷。
1937年12月，日軍攻佔南京後，日本將原來設在中正街（今白下路）的總領事館，搬遷至大使館舊址辦公。
1940年，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日本在鼓樓原址恢復設立大使館，門牌上書“大日本帝國大使館”。與此同時，將總領事館遷至中山路。汪偽期間，日本派出的所謂特命全權大使有阿部信行、本多熊太郎等人。但此“大使館”，並不為中國政府承認。但此中變化，使得日本總領事館與大使館混淆，在此釐清。
1932年，王高科進入日本公使館。王1916年生於南京，曾在使館警察佐藤基家打雜幫工，後經佐藤基介紹到使館辦公室當差，主要從事房間清掃、倒茶、收發信件、遞送名片等雜役。一年後，復興社特務處（即藍衣社，軍統前身）特工、國民黨首都警察廳的黃泗清盯上了他。據王回憶，黃多次勸導他，說“死心塌地為日人工作就是漢奸，為生活所迫而不忘救國仍是愛國青年”，於是他“心甘情願”地加入了軍統，從此利用工作和略懂日語之便，為軍統蒐集日偽情報，隨時向黃報告。
王高科老年證件照
王生前親筆回憶這段工作時有如下描述（原件無標點）：
“在這期間，日本人的來信我們收下分發下去，對中國來的信就留下送交私拆檢查。記得他們（指復興社）在雙龍巷住著人，我們發信到雙龍巷郵局先把（它們）送去拍照，然後再發掛號信取收條回來。”
1934年4月，公使館缺一雜役，王高科便將詹長麟介紹進去。王、詹兩家均以織緞子為生，住處也靠近，因此常有來往。詹長麟是詹家老二，長相俊朗，身材適中，據稱曾當兵參加過“一.二八”淞滬抗戰，停戰期間因母親生病獲准回鄉探視未歸，已婚，正閒置家中。詹先後被使館書記官宮下和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面試，被順利錄用，在廚房幫做西餐，兼做雜務。
當時，日本使館錄用雜役有4條標準：
一，不懂日文，以防洩密。
二，家居南京且有直系親屬同住，以便控制。
三，忠誠老實，手腳勤快。
四，相貌端正。
軍統特工詹長麟
王高科介紹詹進日公使館顯然另有深意，據詹長麟生前回憶，他到使館才“幹了十天半個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此人將他約至附近的鼓樓旅社二樓一個空房間，詳細問起他的工作和報酬情況，並令他吃驚地說起他曾經參加淞滬抗戰並因母親生病被88師黃永淮團長特准回家探視的經歷。
詹長麟生前的口述是這樣表達的：
“之後這個人又對我講了許多國家形勢和愛國道理，並又問我，為什麼有人介紹你到日本領事館當僕人？我說不知道。他對我鄭重地說，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報，為國家效勞。他後來說，自己叫趙世瑞，是首都警察廳特警科外事組組長。說完他撩起長衫，從口袋裡掏出一支手槍。他說他把特殊行動秘密告訴了我，問我何去何從，自己要好好選擇，並對我說，要麼當一名抗日的中國人，參加我們的組織藍衣社（復興社的別稱，因成員著藍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情報，監視日本人的行動，為國家為民族效勞；要麼用這把手槍在這間房間裡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到這個時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當時認為有這樣報國的機會，沒有理由拒絕，就立誓加入，從此成了‘藍衣社’的臥底。我化名袁露，代號65號，每月組織給我十塊銀元，當時一百斤一袋的洋麵粉只賣三塊銀元。”
趙世瑞，1935年晉少將，最後任職舟山補給司令
詹幹活麻利手腳勤快，深得宮下書記官等人的信任，便開始利用各種機會蒐集和傳遞日偽情報，甚至連自己的妻子也參與進來。他後來回憶說：
“經過組織同意，我將身份告訴了妻子。在日本領事館蒐集的一些情報，或者是抄寫的一些東西有時候就交給她。她把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牆壁的關公畫像後，每天都有特工人員來取。這些特工人員戴著一頂禮帽和一副大墨眼鏡，穿著長衫，從我家前門進來，取了東西后，又從後門離去。組織還教我怎麼去用明礬寫字抄寫東西。這一張白紙，如果你用明礬去寫，表面看不出來，如果把它放在水裡頭，就會印出來。”
但他和王高科之間當時並無工作聯繫，各司其職。1936年2月，詹又將自己的哥哥詹長炳介紹進來。不久，哥哥也參加了復興社。這段時間，南京發生多起漢奸被捕的事件，日本人開始懷疑內部有奸細，但又查無實據，便將辦公室的3位差役統統辭退，其中包括王高科。主要在廚房當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繼續留任，且由於辦公室缺人，詹長炳補入當差，獲得接觸公文、信件的機會。
1937年“七.七事變”當月，軍統河南情報站副站長尚振聲奉命調任籌備復興社特務處南京區，任籌備處長，後任副區長。南京淪陷前，南京區區長錢新民率部分人員撤至江北六合縣，城內詹氏兄弟等一批地下特工由尚振聲領導。王高科也被尚留在南京，尚讓他開個菸酒雜貨鋪作掩護，實際身份是軍統的地下“交通情報員”。
1939年初夏，軍統（1938年正式成立）南京區獲悉，日本外務省次長清水留三郎及隨從三重等將於6月9日到訪南京。由於是南京淪陷後到訪的日本最高級別外交官，時任南京總領事的堀公一決定於6月10日晚隆重設宴招待，並邀駐寧日軍首腦及偽“維新政府”政要作陪，地點就在總領事館府內。
關東軍最後一任司令山田乙三
獲邀人員陣容強大，幾乎囊括南京日偽所有軍政要員。日方有：“華中派遣軍”司令山田乙三中將，參謀長吉本貞一少將，副參謀長鈴木宗作少將，軍報道部長谷荻那華雄大佐，特務機關本部部長兼偽“維新政府”最高顧問原田熊吉少將，以及巖松中將、鳥本少將、谷田大佐、高橋大佐、三浦大佐、澤天海軍大佐、三國大佐、秋山大佐、公平中佐、田中中佐等。中方有：偽“維新政府”行政院長梁鴻志，立法院長溫宗堯，內政部長陳群，綏靖部長任援道，交通部長江洪傑，司法行政部長鬍艿泰，教育部長顧澄，外交部長廉隅，實業部長王子惠，財政部次長嚴家熾，偽南京市市長高冠武等。宴會擬由總領事堀公一、領事內田，副領事有久等主持。
後任第11方面軍司令官吉本貞一
1939年6月8日，酒會請柬發出，詹氏兄弟全部掌握名單，時間並向上級報告。軍統決定利用這次宴會實施毒殺行動，給氣焰囂張的日偽以嚴厲打擊。南京區成立由尚振聲任組長的行動小組，錢新民遙控指揮。尚星夜策劃安排，商定政治助理書記卜玉林負責聯絡，情報助理書記李再生和劉益謙負責撤退事宜，交通組長趙希賢負責撤退工具，會計主任
安少如負責挑選毒藥，並命令詹長麟執行最艱難也是最危險的任務，投毒，並做好與日偽同歸於盡的準備，詹長炳予以配合。參加具體工作的還有潘崇聲（詹家妹夫）、王高科等。詹長炳參加相關會議後向弟弟傳達了行動任務，詹長麟鄭重接受。
潘崇聲
軍統經過計劃，決定將毒下在酒裡。日本人愛喝酒，到中國後尤愛喝紹興老酒。當時南京中華路119號有一家
“老萬全酒家”，是紹興人章桂生開的老字號酒店，在全國多個城市有分號，名氣很大，生意興隆，日本人常來該店買酒。但日本人對“入口”的東西高度警惕，每次買酒都有警察監視，並當場開壇，將酒灌入酒瓶。日軍攻打南京前，章家將酒店關閉，舉家外逃。不到兩年後，章家回到南京，佔地4畝共60多間房子的酒店已滿目瘡痍，幸好埋在地窖裡的100多壇紹興陳酒未被發現。重新開張後，南京市面蕭條，生意大不如前，但日本總領事館聞訊仍常來採購，軍統便選擇在該酒店的紹興老酒中下毒，酒店老闆當然矇在鼓裡。9日下午，毒藥由軍統特工、詹氏兄弟的妹夫潘崇聲取回並交給詹長炳。詹當晚將毒藥帶回家中交給弟弟。詹長麟記得藥是白色粉末，小小藥瓶外有“USA”字樣，後來判斷是氰化鉀。10日下午，領事館果然著人從“老萬全”採購老酒回來。詹長麟後來說：
“當天下午四點鐘就（把藥）倒在一溫桶裡，就是溫黃酒的瓶子裡面，然後倒了一點點黃酒搖了搖，搖勻了以後，放好，放在了一個過道的櫃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臨開席之前，我把這瓶毒酒倒在一個大瓶子裡面。為了防止那些傭人們隨手亂拿。我最怕下人們自己去拿酒，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須把酒藏好，放在櫃子的最裡面。開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時還是有些擔心，因為是好幾桌嘛，怕不勻，不能讓他們自己倒，我一個一個給他們倒好。”
時偽政府“行政院長”梁鴻志，當日被毒昏迷
10日是星期天。當晚，日軍多數頭目因故未到，而“維新政府”的政要們卻幾乎悉數出席。宴會七點開始，總領事堀公一簡短致辭，對清水“蒞臨視察”表示歡迎，又招呼大家舉杯為“天皇萬歲”乾杯。隨後便觥籌交錯，杯盤叮噹，現場敬酒頻頻，熱氣騰騰。玉食滿臺，美酒方酣，詹長麟親手為各桌倒下的毒酒開始生效。只聽席間忽有人驚呼：“不好，酒裡有毒！”，呼喊者隨即倒下。宴席上的人幾乎都出現中毒症狀，或嘔吐不止，或倒地不起，有的踉踉蹌蹌跑到走廊，又跌倒在地。領事館書記官宮下及領館會計船山口吐白沫跌落椅下，“維新政府”行政院長梁鴻志、立法院長溫宗堯等也已人事不省，現場服務的僕人雜役個個呆若木雞，領事館個別還能說話的官員急忙報警呼救。
時偽政府“立法院長”溫宗堯，當日被毒昏迷
總領事館一片慌亂，大批日偽軍警迅速到場，救護車輛呼嘯而至，警笛聲尖銳刺耳，日偽較為信任的南京同仁會醫院醫生緊急施救，翻腸洗胃，全力以赴。當夜，宮下和船山不治身亡，部分漢奸首腦直到次日仍昏迷不醒。南京日偽當局驚慌失措，日本朝野也為之震驚，至11日晚日方才於南京和東京分別公佈消息，並稱逮捕一人。
事後詹氏兄弟得知只毒死總領館兩個小官（這兩人與詹氏每日相處，平時關係還不錯），深感遺憾，痛惜毒藥所配過少，否則南京“維新政府”恐怕會立即癱瘓。
《中央日報》6月12日報道
《申報》6月13日評論
《盛京時報》6月12日報道
《中央日報》6月15日報道
事發當夜，日本人首先想到“老萬全酒家”，立即把老闆章桂生及配酒師、賬房等抓來嚴審。排除他們“作案”嫌疑後，又集合領事館中方僱員，這才發現詹氏兄弟早已不知所蹤，不禁大怒。日本憲兵一邊全城戒嚴，一邊趕至詹家，發現無人，一把火將房子燒掉，隨即張貼告示，對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進行通緝。告示上書:
“詹長麟二十六歲，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日本製尺，下同)，體型瘦長，皮膚青白，高鼻圓眼，短髮，走路時稍有羅圈腿，身著白上衣，黑長制服褲，其妻詹黃氏，年二十四歲，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兒五歲，兒子三歲，都是身著黑色中式衣褲；其兄詹長炳二十九歲，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體稍瘦，面長，厚嘴唇，長髮，長得比較漂亮，南京口音，身著中式的白色衣褲；其妻詹朱氏，二十六歲，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體胖，圓臉，帶有七歲的一個男孩，都是身著中式白色衣褲。。。”
其實，對這次投毒行動，軍統早已做好各項應對準備。此前，南京區已經策劃好撤離路線。
投毒前一天，尚振聲突然通知王高科：“江北需要一個人做飯，你妻子合適，你趕緊陪她帶著孩子過去。”而王妻當時懷有身孕，還有兩個月就要生產，顯然並不“合適”做飯。但王斷定有大事將發生，軍統的紀律是不該知道的決不多問，遂堅決服從。第二天上午，他將一隻金手鐲交給父母，要他們留著今後生活用，便帶領妻子和未滿週歲的女兒從燕子磯乘船過江。這時他驚訝地發現，詹氏家屬也在等待過江。
原來，10日一早，軍統在魚市街一家菜館請詹氏兄弟全家（包括他們的父母）吃飯。這頓團圓飯所為何來，只有詹氏兄弟心裡有數。飯畢，軍統工作人員將詹氏家屬全部經燕子磯送往江北的八卦洲隱蔽起來。事後王高科方知，他所預料的“大事”，就是這宗毒酒案。他當時還有點意見，覺得為什麼軍統不把自己的父母也轉移走。王高科到了江北，軍統負責與他聯繫的劉益謙帶著同為軍統特工的毛藍田在對岸接應。劉對他說，家屬交他照應，命令他立即和毛藍田回到江南燕子磯芭斗山電瓷廠大門對面的大柳樹下，等候兩個人。劉說：“等什麼人，你們見面就知道了。”於是，他和毛帶著一個木帆船（連船伕）又渡江回去。
10日傍晚，看上去老實巴交內裡卻精明強幹的詹長麟埋了個伏筆：他預先向管事者說，自己肚子一直疼痛，等宴會準備完畢想去醫院看看。當晚一切準備停當，酒宴如期開席，眼看日偽魁首們將杯中酒痛飲下肚，他趕緊向主管告假，說胃痛難忍，必須去醫院了。說完，他就推起自行車從後門出去，徑直向傅厚崗（國畫大師傅抱石家就住在這裡）的高雲嶺騎去，與先已溜出並在那裡等候的哥哥詹長炳會合。這裡距領事館騎車不到10分鐘，兄弟倆不敢停留，向東北方向奔去，途中穿過玄武門，還向站崗的日本兵鞠了個躬，然後在玄武湖連人帶車上小渡船，過了湖後繼續騎車，不久便到了燕子磯。
詹長麟逃走的日總領館後門
兩人趕到大柳樹下時，王高科和毛藍田已等候多時，王這時才知道自己的任務是接應老熟人詹氏兄弟。過江來到江北六合縣一個叫“徐家窪”的小集鎮。此刻已是次日凌晨。這裡是軍統一個秘密據點，王、詹兩家家屬也被轉移至此，不久他們便與家人團聚了。
南京那邊，日偽四處戒嚴，全城搜查，逮捕近千人，漢奸乘機敲詐。詹氏在南京城裡的親戚幾乎全被抓獲，其中詹的二姨父、詹妻的姐姐以及詹的岳母等，均被施以灌辣椒水、烙燙等酷刑。王高科作為介紹人，其家屬也未能倖免，其舅父因在珠江路一茶館做跑堂，詹父常去喝茶，熟人間偶有交談，也被抓捕並遭嚴刑拷打（王高科生前筆錄說是被“打得半死”）。父母將兒子行前留下的金手鐲給了偽保長馬忠興託其通融，才免吃過多苦頭。
詹、王兩家在六合，被軍統分別輾轉安置在鄉下孫百萬、陳家有、林芝馨等農民家，隱匿下來。這段時間，兩家人互不往來，甚至也不知道對方住處。潘崇聲負責照應詹氏一家三代人，毛藍田協助照顧王高科家。其間，為減少百姓吃苦，並確認投毒事件為個人行為，詹氏兄弟遵照軍統安排，抄寫了致日本總領事
堀公一的一封親筆信，由尚振聲派人到上海租界發出。信雲：“我們兄弟兩人在日本領事館幾年的服務期間，非常忠於職守，沒有一次做過違揹你們的事。這你們也是相信的吧。。。。後來南京被你們日本兵佔領，我們親眼看見日本兵在南京的燒殺搶掠的一切獸行，甚至連我們的家也被你們燒了，我們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強姦了，家裡的東西也被日本兵搶劫一空，我們兄弟雖如此忠實地在領事館內服務，而我們的家被燒，妻子被姦汙，財產被掠奪。可憐勞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們破壞盡淨。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麼希望！我們決定為國報仇，為家雪恥……只是我們既無兵，又無力量，加之總領事對我們很好，因此至今我們都下不了手。10日總領事招待客人，我們知道總領事不能出席，才決定下手，誰死難料定，這就要看你們的運氣了。。。我們事先對誰也沒有講，事後更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們不想再說假話。我們已經來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們有本事就請來捉我們吧！但不要懷疑其他的人。我們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們捉住，願為多數被你們蹂躪的人報仇雪恥，死而無憾。……想不出其他報仇雪恥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館宴會的時間下手了，這樣做對不起總領事，感到遺憾。” （此信原件現存二史館）
此信目的顯然是想迷惑日本人，加上當時國民黨報刊對此報道也持低調客觀態度，隻字不提組織行為，日偽當局一時也弄不清詹氏兄弟背景，信件上的上海郵戳則顯示兄弟早已離開南京，因此，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護作用。後來有報道據此說詹氏經上海逃至香港，顯系錯誤。也有多篇報道因此將此事件歸為個人行為，與軍統無關，也不確。
八十年代詹長麟在原日總領館前留影
詹、王兩家在六合鄉下隱藏了近一年時間，因形勢，六合秘密據點將不保，兩家人才被轉往上海。這兩家人，詹家7口，王家4口，共計11人，事後第一次大團聚，自是千言萬語，感慨不盡。大家從儀徵過江，至龍潭火車站時兵分兩路：一路是潘崇聲帶領詹氏兄弟，另一路是王高科帶領兩家家屬，分頭趕往上海。分手前，為明確生死責任，潘崇聲提議他、詹長炳和王高科“刺血為盟，結為義兄弟”。三人按年齡，潘大哥，詹二哥，王小弟，從此以兄弟相稱。
到上海，住了月餘，軍統稱情況危急，又將兩家合在一起，決定轉移。兩家人趁夜乘船渡海，顛簸21小時，到達浙江某海灘。國民黨浙江省警備司令部情報科派人在當地接應，給王和詹氏兄弟每人發了100大洋以示慰勞。隨後，兩家分開。直至抗戰勝利南京光復後，才得以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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