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散文是中國傳統散文的一個歷史發展，它在思想內容上，語言文風上都適應了清代統治者的需要，其雅潔通暢的特色，對矯正明末清初文風，促進散文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影響所及，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
桐城文廟
在桐城派的極盛期，有兩位不同於桐城派的散文家，這就是章學誠和袁枚。近代散文指清代道光（1821 · 1850）年間至“五四"前夕的古文。這個時期總的情況仍是桐城派占主導地位，但隨著時代的變化，散文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道光以後，時代危機日趨嚴重，為適應現實生活需要，各種各樣的經世之文相繼出現，古文出現了新趨向。
包世臣（1775、1855）首先起來反對抽象的載道之文，提倡“言事之文"、“記事之文"，要求文章與經世相結合，其散文大多關切時務政事，深切著明。魏源（1794、1857）主張文章要聯繫社會實際，要切於實用，表現了政治家、實務家的特點。其文章多與時務政事之興革有關，洞悉事情，敘事清晰，說理透闢，文字洗煉，形成清道雋峭的特色，與桐城派異趨。龔自珍（1792以841）主張文學和政治必須統一起來。他寫了許多極富現實意義的作品，如政論文《明良論》、諷刺寓言小品《病梅館記》等。其文直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語言風格活潑多樣，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排，瑰麗中有古奧，大別於桐城派，開古文之新風氣。這些經世文派的文章，打破陳規，為清代散文之一大變化，開近代散文之先河。
隨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發展，馮桂芬、王韜等對桐城派提出尖銳批評，主張文章社會化，否定桐城派的“義法"。把桐城派古文推向“中興"的是曾國藩。曾國藩（1811 872）推崇姚鼐，宣揚桐城派古文，一時聲勢頗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中興"局面。曾國藩出於桐城，而對桐城派又有所改革，他矯正了桐城派脫離實際、追求閒雅的傾向，使古文較有內容，較有氣勢，為桐城派古文打開了僵局，曾國藩利用桐城派，開創了湘鄉派。湘鄉派古文成為宣傳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統治的有效工具，頗受當時統治者的支持。
曾國藩
首先打破桐城派“中興"局面的是新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康有為（1858一 1927）無視古文之傳統程式，而又取其所長。其文多政論，直抒己見，證據古今，奔放流暢，無意不達，實開梁啟超 “新文體"之先路。譚嗣同（1865、 1898）否定桐城派，尋求新文體。其散文從學習駢體文中來，句法嚴謹整潔，沉博絕麗，然明顯表現出通俗化的傾向。梁啟超（1873一1929）提倡“文界革命"，嘗試過“語文合一"，大膽突破傳統古文的束縛，致力於文體的通俗化。其散文平易暢達，時雜俚語、韻語和外國語法，縱筆揮灑，不加檢束，號為 “新文體"。《譚嗣同傳》、《少年中國說》等為代表作。他的新體散文是對傳統古文的一次猛烈衝擊，為清末的文體解放和“五四"白話文運動開闢了道路，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思想解放和文體解放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此後的資產階級革命者，也多致力於文體的通俗化，如鄒容、陳天華、秋瑾等，多用白話體為文，為促成文體的根本變革做出了積極貢獻。
梁啟超
在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積極進行文體改革的同時，桐城派及其他傳統古文派也在努力適應新的形勢，其代表人物是嚴復、林紓和章炳麟嚴復（1853 · 1921）的散文突破了桐城派的侷限，能結合新事物來表達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新思想，特別是用先秦諸子和桐城派古文筆調翻譯了《天演論》，當時引起頗大反響。但他堅持所謂嚴謹的古文格調，反對通俗化，最終走向了新文化運動的反面。章炳麟（1869一1936）亦以古奧難懂之文表達強烈的反清思想，鼓吹資產階級革命。
中國的古代散文發展到近代，顯然已無法適應時代的急劇變化和新的現實生活需要。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實用、通俗為主要特徵的新體散文進一步發展，大量白話文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對舊文學起了示威的作用，證明“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終於過渡到了“大眾化"的白話文。白話文的興起併成為中國文學的主體，標誌著語、文分離的傳統古文對文壇長期統治的結束，劃出了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個嶄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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