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3年（崇祯十六年）十月，督师孙传庭战死潼关，大明朝最后一支精锐“秦兵”被李自成消灭，农民军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北京。
同年十一月，清兵分道入侵关内，连破蓟州、临清和兖州，山海关外仅剩宁远一座孤城由吴三桂苦苦支撑，其余城镇全部被清军占领。
在此危急关头，兵科给事中曾应麟上疏崇祯皇帝，提出海上攻心战术：
1. 计划调集长江和东南水师
2. 加上朝廷再造战船三千艘，精练海军六万
3. 由山东登州渡海至朝鲜登陆
4. 大军从朝鲜境内直插清朝腹心盛京（沈阳），清军必定回师救援。
5. 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前后夹击，大败清军，挽救危在旦夕的大明朝。
崇祯皇帝对此计划大为嘉许，下旨令内阁和各部奏议。
海上攻心计划要顺利实施，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点：
1. 明朝水师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击败清军。
2. 朝鲜同意明军登陆，借道进攻清朝。
3. 明朝中央政府能够调动南方水师和勤王兵马。
以上三条缺一不可。
公元1363年，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取得鄱阳湖水战的胜利，旗下水师主要由巢湖水师和元朝水军投降而来，是明朝水师的前身。
洪武初年，明朝在首都南京城新江口设立水师营，造船四百艘，所辖沿江诸郡，上自九江、广济，下抵苏州、泰州，中包安庆、太平。
洪武三年（1370年），“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
明朝为了解决倭寇的侵扰，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缮理，明朝水师正式成立。
洪武十七年（1384年），降明大将军方国珍的侄子方鸣谦提出：
“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兵，水具战舰，错置其间，倭寇不得入，入亦不得登岸，则可制矣。”
建议获得朱元璋的肯定，成为明初海防建设的基本思路。
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御倭，建立陆上卫所制度和海上水寨体系。
卫所制度是在重要的城镇设立卫，在小道和孤立的关隘设立千户所和百户所。
统领5000人者为指挥使
领1000人者为千户
领100人者为百户
领50人者为总旗
领10人者为小旗
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共5600人，
每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共1120人，
每百户下辖总旗2人、小旗10人、士兵100人，共112人。
水寨体系分为五寨：
烽火门水寨
小埕水寨
南日水寨
浯屿水寨
铜山水寨
水寨是设立在岛屿上的防御据点，多在江河出海口或海上航道交汇之处附近的岛屿上。
以水寨为中心，周围约500里范围是其管辖的领地，称为信地。水寨是明代海防的第一条防线，寨中有众多房屋，供士兵居住，还可以供船只停靠补给。
烽火门水寨共有官兵1000余人，战船45艘。
其中福船2艘，每艘船员56人
哨船1艘，船员36人
东船20艘，每艘船员34人
鸟船2艘，每艘船员18人
唬船20艘，每艘船员20人
卫所和水寨都是隶属于中央的军事机构，地方州县并没有调遣之权，为了增强地方政府的海防能力。
洪武二十六年（1390年），明朝建立了供地方政府调遣的民兵系统，由巡检司来统辖：
“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
洪武末年，明朝基本建立起了沿广东到辽东，由卫所、水寨和巡检司构成的海防体系。
明朝水师从建立到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
生擒陈祖义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马六甲海峡遭遇盘踞在旧港一带的海盗陈祖义，郑和率领船队大败陈祖义，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一举剿灭了旧港海盗集团。
此战对南洋藩国影响深刻，诸夷闻之震慑，真天威也。
明朝在近海和远海的军事行动保障了朝贡贸易能够顺利进行。
“及临外邦，藩王之不恭者，生擒之；
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
屯门海战
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率领明朝水师击退盘踞在屯门地区的葡萄牙殖民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抗西方殖民者的海战。
西草湾海战
嘉靖元年（1522年），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再次击败葡萄牙海军，并缴获两艘葡萄牙战舰。
露梁海战
万历二十七年（1598年），明朝与朝鲜联军在露梁海峡击败日本丰臣秀吉的军队，这是万历抗倭援朝最后一场大决战，以明朝水师的胜利告终。
料罗湾海战
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率领的明朝水师在福建金门料罗湾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水军展开激战，明朝水师以绝对优势击败了荷兰舰队。
明朝水师从舰队规模、武器装备和对周边国家的威慑力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巅峰，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到崇祯末年，明朝水师虽逐渐势微，但长江水师和东南水师加起来仍有十几万人，战舰上千艘。
如果在朝鲜登陆，拥有近300年丰富作战经验的明朝水师击败没有海上力量的清军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
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李朝。明太祖朱元璋赐予李朝国号“朝鲜”，两国建立宗藩关系，朝鲜王朝的历史由此展开。
公元1418年，明成祖朱棣遣使赴朝，正式册封朝鲜国王。朝鲜王朝对明朝采取“事大”的尊奉政策，此时明朝已经迁都至北京，距离朝鲜更近，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密。
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完成统一日本不久的丰臣秀吉直接给朝鲜国王写信，让朝鲜借道，他要带军攻打明朝。
丰臣秀吉提出以朝鲜为跳板，假道入明，侵略大陆，构建以贸易重镇—宁波为中心的大东亚帝国。
丰臣秀吉在信中说道：
“自壮岁领国家，不历十年，而不遗弹丸之地，域中悉统一也，遥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
信中向朝鲜国王说明了出兵具体日期和计划，主要分三步走：
1. 占领朝鲜
2. 攻占明朝
3. 以明朝为中心，向南洋群岛扩张
建立大东亚帝国。
这封给朝鲜国王的信透露出丰臣秀吉军事野心膨胀，态度及其狂妄。
同年四月十三日，丰臣秀吉发动二十万大军出征朝鲜，从釜山登陆，兵分三路向京城进发，一路势不可挡，朝鲜军队望风而降。
朝鲜国王被迫逃出京城，同时写信请明朝出兵救援。
万历皇帝收到来信，立即下旨兵部：
“朝鲜危急，请益援兵，你部看议来说，若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
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抗倭援朝，接纳朝鲜国王避难的决定。
从1592年日本出兵侵略朝鲜，到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撤退，战争结束。前后七年，中国和朝鲜丧师数十万，花费军饷数百万，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
1598年（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万历皇帝破例来到午门城楼，迎接征倭总兵麻贵班师回朝，并向全国颁发诏书：
“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丰臣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朝鲜）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
朕念朝鲜称臣世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观！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乃肩背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阻定乱，在予一人。
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谈迁《国榷》卷78朝鲜从国王到臣民，都认为明朝抗倭援朝是“再造之恩”，对明朝心存感激。朝鲜的肃宗国王说过：“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导致国力损耗，明朝不会那么快灭亡。
甚至在明朝灭亡多年以后，清朝统一了全国，朝鲜成为清朝藩属国，但在大部分朝鲜主流文献中仍然使用崇祯年号，出现过“崇祯两百多年”的记载，显了朝鲜民间对明朝的怀念。
因此，在1643年大明朝京师告急之时，尽管朝鲜迫于军事压力，已经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朝鲜君臣上下都想报答五十年前的“再造之恩”，必定会同意明朝海上登陆计划，甚至可能组织民兵配合明朝的军事行动。
目前已经满足了两个条件：
1. 明朝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能够击败清军；
2. 朝鲜必定会同意海上攻心计划，配合明军进攻清朝腹地。
还剩最后一条
明朝中央政府能否调动水师和勤王兵马
实施海上攻心计划？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六日，崇祯皇帝发勤王诏书：
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
吴三桂远在宁远，又向皇帝索要大量军饷作为安置费用，鞭长莫及。
山东总兵刘泽清拒不奉诏，竟然纵容士兵大肆抢掠后率军南逃。
只有唐通带领8000士兵进京勤王，崇祯皇帝非常高兴，特拨军饷赏赐唐通。但崇祯皇帝生性多疑，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指派心腹太监充任监军。
这一下激怒了唐通，他借口：
“寡于贼，不敌，战此平地，尤不敌，当往居庸关设险以待。”
不顾崇祯皇帝的挽留，离开了北京。
勤王诏书成为一纸空文，大明朝没有一支军队奉诏入京。
崇祯末年，明朝水师主要由东南水师和后期的江北四镇组成。
东南水师以郑芝龙为首领，坐拥军队40万，战舰数千艘，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郑芝龙海盗出身，为人精明强悍，一手建立起这个庞大的海上帝国，每年都有巨额的海上贸易收入，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又远离京城，基本不会听从明朝的命令。
郑成功说过：
要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
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
只愿遥奉，不能受制于人。
明朝根本无法调动郑氏家族的东南水师。
江北四镇是淮安、扬州、庐州和泗州，主要将领为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和刘泽清。
江北四镇跋扈自雄，气焰嚣张，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已经尾大不掉，自行其是，不听朝廷号令。
勤王诏书成一纸空文，南方水师又不听调遣
海上攻心计划如何实施？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朝廷自造战船，组建水师出征
造船是工部的职责，作战归兵部管。
1642年10月，工部侍郎陈必谦复奏：
“按老规矩，和作战有关的工程，由兵、工二部分任，请兵部分造战船一千五百艘。”
造船的工料成本约600万两白银，工部和兵部根本无法承担这笔费用。
1642年11月，工部上奏：
“战船经费，虽已有整体计划，但如今京师戒严，九门紧闭，工匠绝迹，无从兴工。
原有都水司主事奉派到淮安船厂打造漕船，彼处物料现成，工匠众多，不如就令带造战船，庶不误东征大事。”
工部将这个棘手的任务推给了淮安船厂。
1642年12月，淮安船厂没有拿到一分钱，要造3000艘战船，自然办不了，上书朝廷：
“造船攻心，事关国家大计，当然拥护。不过本厂所造是河内运粮之船，并非破浪出海之船。运船、海船、构造不同，形式不同，材料不同，索缆器物不同，操驾水手不同，建造的工匠也不同。如随便敷衍承造，一旦误事，负不起责任。
要造海船，需到福建、广东去造，材料和工匠都合适，不如特敕闽广抚臣勒限完工，就于彼处招募水手，由海道乘风北上，直抵旅顺口上岸，奋武以震刷皇威，快睹中兴盛事。此系因地因材，事有必然，并非推诿。”
到了1643年2月，内阁票拟，奉旨：
“下部移咨福广，敕限造船，
以纾京畿倒悬之急。”
造船的任务落到了福建和广东两省督抚头上。
1643年5月，清军撤回关外，京城解除戒严。
1643年9月，两广总督沈狄龙和福建巡抚张肯堂联名上奏：
第一段称颂阁臣的妙算，圣主的神威。
第二段说已经召集工匠，预备木料，拥护攻心之计，成陛下中兴盛业。
第三段笔锋一转，说如今清军已撤，北方安定，而两广和福建民穷财尽，与其劳民伤财，造船而不用，不如暂时停工。
1643年10月，内阁票拟，奉旨下部：“是！”
前后折腾了一年的海上攻心计划就这样戏剧般地搁浅了。
崇祯末年，大明朝仍然拥有全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同时朝鲜又愿意全力配合登陆计划。
只是中央朝廷已经无法调动地方军队，自建水师又无钱无人，海上攻心计划必然难以实施。
皇帝与大臣离心离德，地方势力割据，大明朝表面上仍然统一，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
历史上有很多时代，军权、政权、财权等一切大权，始终握于中央政府之手，各级地方政府唯唯听命，中央之于地方，由躯干之于手足，令出必行。地方之于中央，犹众星之拱北辰。
历史上还有很多时代，中央朝廷大权旁落，地方政府自成单位，更有甚者操纵中枢，尾大不掉，中枢政令只及于及直属地区，枝强干弱，失去平衡。
前者是政治向心力大于离心力
后者是政治离心力大于向心力
王朝建立初期，基本属于政治向心力时代，
王朝的中后期，往往是政治离心力时代。
汉代初年有文景之治属于向心力时代，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至三国，是离心力时代
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属于向心力时代
安史之乱把唐朝的国运拦腰斩断，从此中央衰弱，藩镇割据，进入离心力时代。
明朝前期洪武之治、永乐之治属于向心力时代
明朝中后期，北方有蒙古，东北有满洲，沿海有倭寇，还有全国各地的农民战争。
明朝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分布之广，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之最，属于离心力时代。
清朝初期康乾盛世属于向心力时代。
清朝后期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太平天国，东南互保，北洋军阀割据，进入离心力时代。
中国两千年封建政治，历朝皇帝都生怕天下江山坐得不稳，或是依赖皇族外戚，或是重用心腹权臣，或是信任内朝宦官。
开国一两代皇帝尚能励精图治，均衡各方关系，形成政治向心力。
而后期幼主临国，难以控制各股势力，外戚或地方军阀尾大不掉，必然进入离心力时代。
无论向心力还是离心力，若以独夫之心，操纵数万万人之事，都将逃不出历史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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