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陽地秧歌”是流傳在山西省汾陽市、孝義市一帶的一種獨特的民間藝術。分為以舞蹈為主的“武場地秧歌”和以演唱為主的“文場地秧歌”。
汾陽位於北方遊牧部落與中原民族交鋒地帶，素有“秦晉旱碼頭”之稱，歷史悠久。人民尚武習文，文化包容兼匯，唐代五律詩鼻祖宋之問、宋代名將狄青均誕生在汾陽這塊土地上。
汾陽武場地秧歌，演員角色造型獨特，其舞蹈形式由武術動作和勢法演變而來，表演套路豐富，變化多端，主要有開場大陣、二龍出水、蛇褪皮、蒜辮子、單勾心、十字花、三十六連勾、兩條龍雙引等。
“汾陽地秧歌”歷史久遠，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對於研究黃河流域農耕文化，探究當地人民娛神崇祀等民俗活動有著重要的價值。
作為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民間舞蹈，汾陽地秧歌載入《中國民間舞蹈集成》。2006年，評定為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汾陽市還榮膺全國文化先進市、全國體育先進市等榮譽稱號。
歷史淵源
汾陽地秧歌起源考證甚難，根據全國地方秧歌的起源推測，至少在唐代之前即應有其雛形，明清之時日趨成熟盛行。
由於地秧歌是民間相沿成俗的“下里巴人”的“把戲”，難登大雅之堂，因而不被官方與文人士大夫重視和關注，所以鮮有專門的歷史文獻記載。
汾陽地秧歌在當地民間有幾種比較大的傳說：
一是唐代宮廷舞變種之說，流傳於汾陽慄家莊一帶的村莊。唐代名將汾陽王郭子儀從長安城帶過來的一種宮廷娛樂形式。
二是歌頌梁山好漢之說。傳說北宋末年，河北獵戶田虎佔據汾州、平陽、潞安等五州五十六縣，在汾陽起造宮殿，設文武官員，冒稱晉王，與北宋分庭抗禮，宋江、盧俊義等梁山好漢曾來汾平亂。汾陽人民仰慕梁山好漢的俠義，於是在當地流傳的秧歌中加進了許多歌頌梁山好漢的內容，演員的角色造型、服飾、道具均與梁山英雄好漢掛起勾來，磕棒小生是武松的化身，腰鼓花臉是時遷的扮相，小鑼女子是孫二孃的裝束。
三是祭神禳瘟之說。汾陽地處黃土高原，十年九旱，易遭蟲災禍害。每年人們都要舉行專門的活動，祈神求雨，禳除蟲災。這些酬神賽享的活動，都離不開地秧歌：明代嘉靖年間，邑人孔天胤在《謝郡侯張公禱雨輒應》中寫道：“笙鼓水龍喧社處，兒童竹馬躍城陰。”清光緒年間，邑人曹樹谷，《汾酒麴八首》在描寫汾酒新釀上市時寫道：“最是新釀成熟時，蓬蓬鐵鼓賽郎神。”這兩處的“鼓”，代指的就是當地人祈雨酬神必不可少的地秧歌。清光緒年間，邑人白星煒《汾俗竹枝詞》中寫道：“綠陰深處聽秧歌，金井銀床此地多。”
清康熙《汾陽縣誌》載：立春先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於東郊。里人行戶裝漁樵耕讀，伶人為抵角諸戲劇，充十二行，各執事前導。結綵為樓，城關鄉鎮老幼男女皆聚觀焉。至立春日，官吏各執彩杖，擊土牛者三，謂之鞭春，以示勸農意，造小春牛送縉紳家，謂送春。在這一年一度官府舉辦的重大祈福活動中，汾陽地秧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盡情渲染著春天到來時人們祈盼五穀豐登的喜悅心情。
過去，汾陽在遭受蟲災襲擊，村民們搗著秧歌，將滅殺的蝗蟲等屍體送入田間瘞埋。因而汾陽地秧歌演員的臉譜，常常繪有蠍子、蜘蛛、蜈蚣、蛇、蟾蜍等“五毒”的圖案。
初時的地秧歌，人們只是圍成圓圈敲打鑼鼓，大家把這叫做“搗秧歌”。之後逐漸增加了一些舞蹈動作和場面，在寬闊場地上邊打邊舞，人們又把這叫做“掏場子”。為了進一步表達人們喜悅的心情，在敲打一會兒之後就停下來，讓歌手即興編唱幾句帶有恭賀新喜內容的“四六句子”（歌詞），然後接著再敲打。隨著地秧歌逐步成熟，有的地方把唱曲兒的裝扮成一男一女兩個丑角，或頭上插朵小花，或翻穿皮襖，也有的拿把扇子作為歌手的標記。不管走到誰家門口，都要停下來唱幾句“四六句子”，這叫做“打過街板”。由於唱的都是些恭賀喜慶、滑稽詼諧的詞句，因此，家家戶戶為圖吉利，都要厚備煙茶糖酒來酬謝。人們習慣地稱此為“排街”。當時把這些唱曲兒的歌手稱之為“蠢廝兒”、“蠢女子”。
隨著歷史的發展，“四六句子”這種簡單的唱法，已經滿足不了人們的要求。於是，運用流傳在民間的傳說和傳奇故事編成的秧歌小戲就應運而生了，形成了汾陽地秧歌的另一分支“文場地秧歌”。演唱者表演，舞蹈者圍在周圍，一面為歌手拍打節奏，一面維持秩序。既而，在有舞臺的地方就全部登上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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