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地秧歌”是流传在山西省汾阳市、孝义市一带的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分为以舞蹈为主的“武场地秧歌”和以演唱为主的“文场地秧歌”。
汾阳位于北方游牧部落与中原民族交锋地带，素有“秦晋旱码头”之称，历史悠久。人民尚武习文，文化包容兼汇，唐代五律诗鼻祖宋之问、宋代名将狄青均诞生在汾阳这块土地上。
汾阳武场地秧歌，演员角色造型独特，其舞蹈形式由武术动作和势法演变而来，表演套路丰富，变化多端，主要有开场大阵、二龙出水、蛇褪皮、蒜辫子、单勾心、十字花、三十六连勾、两条龙双引等。
“汾阳地秧歌”历史久远，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对于研究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探究当地人民娱神崇祀等民俗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为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汾阳地秧歌载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2006年，评定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汾阳市还荣膺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体育先进市等荣誉称号。
历史渊源
汾阳地秧歌起源考证甚难，根据全国地方秧歌的起源推测，至少在唐代之前即应有其雏形，明清之时日趋成熟盛行。
由于地秧歌是民间相沿成俗的“下里巴人”的“把戏”，难登大雅之堂，因而不被官方与文人士大夫重视和关注，所以鲜有专门的历史文献记载。
汾阳地秧歌在当地民间有几种比较大的传说：
一是唐代宫廷舞变种之说，流传于汾阳栗家庄一带的村庄。唐代名将汾阳王郭子仪从长安城带过来的一种宫廷娱乐形式。
二是歌颂梁山好汉之说。传说北宋末年，河北猎户田虎占据汾州、平阳、潞安等五州五十六县，在汾阳起造宫殿，设文武官员，冒称晋王，与北宋分庭抗礼，宋江、卢俊义等梁山好汉曾来汾平乱。汾阳人民仰慕梁山好汉的侠义，于是在当地流传的秧歌中加进了许多歌颂梁山好汉的内容，演员的角色造型、服饰、道具均与梁山英雄好汉挂起勾来，磕棒小生是武松的化身，腰鼓花脸是时迁的扮相，小锣女子是孙二娘的装束。
三是祭神禳瘟之说。汾阳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易遭虫灾祸害。每年人们都要举行专门的活动，祈神求雨，禳除虫灾。这些酬神赛享的活动，都离不开地秧歌：明代嘉靖年间，邑人孔天胤在《谢郡侯张公祷雨辄应》中写道：“笙鼓水龙喧社处，儿童竹马跃城阴。”清光绪年间，邑人曹树谷，《汾酒曲八首》在描写汾酒新酿上市时写道：“最是新酿成熟时，蓬蓬铁鼓赛郎神。”这两处的“鼓”，代指的就是当地人祈雨酬神必不可少的地秧歌。清光绪年间，邑人白星炜《汾俗竹枝词》中写道：“绿阴深处听秧歌，金井银床此地多。”
清康熙《汾阳县志》载：立春先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里人行户装渔樵耕读，伶人为抵角诸戏剧，充十二行，各执事前导。结彩为楼，城关乡镇老幼男女皆聚观焉。至立春日，官吏各执彩杖，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意，造小春牛送缙绅家，谓送春。在这一年一度官府举办的重大祈福活动中，汾阳地秧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情渲染着春天到来时人们祈盼五谷丰登的喜悦心情。
过去，汾阳在遭受虫灾袭击，村民们捣着秧歌，将灭杀的蝗虫等尸体送入田间瘗埋。因而汾阳地秧歌演员的脸谱，常常绘有蝎子、蜘蛛、蜈蚣、蛇、蟾蜍等“五毒”的图案。
初时的地秧歌，人们只是围成圆圈敲打锣鼓，大家把这叫做“捣秧歌”。之后逐渐增加了一些舞蹈动作和场面，在宽阔场地上边打边舞，人们又把这叫做“掏场子”。为了进一步表达人们喜悦的心情，在敲打一会儿之后就停下来，让歌手即兴编唱几句带有恭贺新喜内容的“四六句子”（歌词），然后接着再敲打。随着地秧歌逐步成熟，有的地方把唱曲儿的装扮成一男一女两个丑角，或头上插朵小花，或翻穿皮袄，也有的拿把扇子作为歌手的标记。不管走到谁家门口，都要停下来唱几句“四六句子”，这叫做“打过街板”。由于唱的都是些恭贺喜庆、滑稽诙谐的词句，因此，家家户户为图吉利，都要厚备烟茶糖酒来酬谢。人们习惯地称此为“排街”。当时把这些唱曲儿的歌手称之为“蠢厮儿”、“蠢女子”。
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六句子”这种简单的唱法，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于是，运用流传在民间的传说和传奇故事编成的秧歌小戏就应运而生了，形成了汾阳地秧歌的另一分支“文场地秧歌”。演唱者表演，舞蹈者围在周围，一面为歌手拍打节奏，一面维持秩序。既而，在有舞台的地方就全部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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