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传统或可称为“道义文化”，庄老道家则可称“自然文化”。西方如希腊、罗马，既无道义可言，亦非可用自然二字作解释，宜当称之为“手段文化”或“工具文化”。一切人生作为皆属手段，一切物质建设亦尽作工具。即如科学机械，亦尽属人生一工具、一手段，今人以庄老道家“自然”二字说西方之科学，则远失之矣。
试问一切科学机械，那一件由自然来？此真大非其伦矣。至于其手段工具外之人生目的，即其终极之内心意图，则实甚简单，可谓只剩一项目的，求能到达。而此项目的，因其简单已极，乃有无可明白陈说者。必以中国语说之则恐惟“人欲”二字庶为近之。自古至今，西方文化莫不如是。
日本系一岛国，其地理位置虽与中国邻近，而其情况形势则实与中国大陆迥异。故其民族性，实际较近于古欧洲之希腊罗马，亦与大陆中国人相距遥远。故日本人一切行事作为，自近代明治维新以来，实际上皆仅为一目的，其它尽属手段或工具，备供使用。此乃日本人之真性情所在。
中国文化无论其为儒家之道义，或庄老之自然，一切人生皆兼天地大自然而会通和合言之。倘专论人生，则仅为一大目的、大标准、即其大趋向，大归宿，即为人生之“和会团聚”、“可久可常”，成为一大局面。其它一切手段，一切工具，则全不重要，尽可放弃。故《中庸》特提一“诚”字。
西方人之手段文化，其大病即在其衷心无诚，尽出于伪。其工具文化，则一切尽在物，不在心。
日本人虽早受中国唐代以来传统文化之陶冶与影响，然其本性真处，实近欧洲人。只因其处境近于中国，遂先接受了唐代以下之中国传统。然主要则在佛教，其一切皆在外，不得深入于其内。直到晚近与欧洲人相接触，乃真获其性情之所近，唐人诗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是矣。故在其明治维新以后，实有其内心深处不自觉之一大转变。
本文选摘自《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穆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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