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南宋守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最後一個據點崖山（今天廣東江門一帶），與蒙元追軍展開了一場生死戰，戰鬥結果：宋軍覆滅，十萬軍民殉國，丞相陸秀夫揹著宋朝最後一個皇帝——八歲的宋少帝趙昺投海自盡。
這場戰役，史書稱為“崖山海戰”。“崖山海戰”不僅是宋亡標誌，而且還被很多國外史學家視為“華夏陸沉”“中國古代歷史的終結”。即“崖山之後，再無中國”。
依我看來，作為一個地域，中國何時都客觀存在，無論統治者是誰，稱“宋”抑或稱“元”，不能說元不是中國，即便是中國被征服史，也是中國歷史。但對中國主體民族華夏族即漢族而言，元滅宋，確是亡種危機，準確地說，是“崖山之後，第二紀華夏人亡（注：第一紀是先秦遠古華夏人，第二紀就是以漢唐宋為代表的中古華夏人）”。
關於這場改變中國歷史的海戰，日本作家田中芳樹的歷史小說《海嘯》描述得驚心動魄：
公元1279年，人類古代史上規模最為宏大、戰局最為慘烈的一場海戰不可避免的在新會崖門海域爆發。交戰的雙方一方是由草原興起的強大蒙古帝國，它正以摧枯拉朽之勢踏遍亞歐大陸，集中全力準備給敵人最後致命的一擊。另一方是國力衰落的南宋帝國，積弱不振的它已經苦苦抵抗了近半個世紀。這是兩個民族之間異常殘酷的一場絕世之戰，對壘雙方共投入兵力50餘萬，動用戰船2600多艘。蒙古帝國已經吞併了大陸上若干個吒叱風雲的國家，意圖借這場戰爭徹底消滅這片廣袤土地上最後的強勁敵人。而南宋帝國在蒙古鐵騎的大舉入侵之下, 一批忠貞的大臣擁立幼帝從杭州退到福建，再退至崖山建立起海山朝廷，捍衛著保衛江山的最後一絲希望。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以“宋末三傑”為代表的壯士們，慷慨赴國難，踏上了歷史留給他們的最後舞臺。一群宋王朝僅存的精英，就這樣置身於這天涯海角的一隅，保衛著風雨中飄搖不定的流亡政權。
然而勇氣終究不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英雄壯志亦不能阻擋波濤般的蒙古鐵騎。宋軍在初次交鋒得勝後，其被動的戰術使自己陷入了敵軍的圍困。數日後，在滔天的巨浪中，缺乏補給的宋軍在蒙古軍團強勁的攻勢下兵敗如山倒，全軍覆沒，結束了這場持續二十多天的海戰。
落日的餘暉是何其悲壯！“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被囚禁在元軍船中的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戰中最慘烈的一幕——無力迴天的丞相陸秀夫揹負著年幼的皇帝，揹負著他為之堅持的沉重理想投海而亡。其餘宋朝軍民也紛紛投海殉國，七日後，海上浮屍十餘萬，山河為之變色。
田中芳樹的這段描述十分生動，但忽略了一個關鍵因素：滅宋的元軍，主力不是蒙古鐵騎，而多為漢人水軍。因為蒙古軍隊不善水戰，所以，這一次是漢人“帶路黨”張弘範領軍主攻。滅宋後，張在崖山石上大書“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字。後來有人在這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為“宋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表達了“漢人滅漢人”的千古悲憤——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蒙古滅宋，開啟了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的先河。漢民族遭受了第二次亡種危機，甚至可以說是“亡種之難”。
在宋朝之前，漢民族從來沒有被外族征服過，遊牧民族雖在漢朝時就很強大，但充其量與華夏並立平行。“五胡亂華”雖然征服了中原，但不足以征服全中國。而崖山海戰這一仗，導致南宋政權滅亡，則是中國全境再無一個漢族政權，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民族徹底成為被征服者，史學界所言的“華夏陸沉”蓋因如此。
據呂思勉《中國通史》記錄，蒙古帝國太宗成吉思汗的三子窩闊臺當初進佔中國北方的時候，本打算是想將北方漢人全部殺掉，因為他的近臣別迭說：“漢人無益於國，不如空其人，以其地為牧地。”漢人沒有任何用，不如殺光他們，把地空出來，變成我們的牧場，讓我們這裡放牛馬羊。但窩闊臺的另一個近臣，契丹人耶律楚材出來勸阻，說不可，漢人有用，可以給我們種糧納稅。你殺了漢人，誰給你當牛做馬？於是，窩闊臺打消此念，將漢人當作農奴使用。
史料顯示，蒙古人征服前的南宋，人口約6500萬，基本全為漢族；北方漢族人口1000萬，而蒙古總人口約100萬。
也就是說，總人口不足100萬的蒙古人，征服並統治了7000多萬的漢人，人數對比超過1：70。無疑，這是繼“靖康之恥”後的又一次巨大民族恥辱。華夏的兩次滅頂之災，曠世之恥，俱為兩宋創造。
為什麼唐朝創造了漢民族無尚榮光，宋朝卻兩次把漢民族送入羔羊境地？
這裡從政治層面做個小結：
比之大唐總結兩宋，至少有國家政治方面的“三大失策”：
其一，保皇權之至高無上，不受“有動手能力者”威脅。就像2013年新編歷史劇《精忠岳飛》中，秦檜在宋高宗趙構面前，給出殺岳飛理由的經典臺詞——“不在於他想不想反，而在於他有沒有造反的能力。”此言一語中的，趙宋皇室搞崇文抑武，就是要徹底扼殺國民“尚武精神”及“造反能力”。
其二，保皇權之高度統一，思想收緊、儒家接受理學改造。宋朝臣民不僅統一受教儒學，還要戴上更加趨於保守的理學緊箍咒——存天理、滅人慾。
這是比“崇文抑武”更具殺傷力的洗腦運動，令宋版漢人失去“人之本能”，無慾無力，日漸衰萎。對於遊牧軍隊，北宋軍隊尚有還手之力，南宋軍隊卻已無招架之功。南宋一降，塞外鐵騎南下攻城擄掠猶如探囊取物。原因就是“以儒立國”的副作用到了南宋已經積重難返，經過“理學”洗禮的儒教嬗變為“閹割文化”，儒家文化“剛”的一面消失，原來的兵家文化不見了，剛柔相濟的華夏文明變成了陰柔見長的雌化物，南宋軍民已整體雌化。宋軍的功能主要不是抵禦外敵而是嚇唬國內百姓。
其三，中原文化與胡人文化的融合被割斷。大唐中國，奉行對外開放式的“海納百川”“胡漢合流”，而兩宋中國，卻奉行自成一統的內斂“小國策”，對於遊牧民族部落國，宋人是鄙視加卑微——“牛並孫子著”。
例如，宋人當時對女真統帥的稱謂是“狼主”，如果以“狼主”稱中原將帥，那可能是一件大不敬的事。中原大臣誰與“狼”粘上干係，那就難逃奸逆貳臣。而在遊牧民族當中，“狼主”可以成為尊稱，比如在傳統評書《岳飛傳》中，岳飛老對手完顏宗弼的帳下漢人，便人以“狼主”稱之，如此稱謂女真統帥，除了表面的“尊重”，不能排除其中暗含對敵首的譏諷。
對於這一點，完顏宗弼可能也心知肚明。不知“狼主”這個稱呼是從中原而來還是塞外叫起的，他不拒而笑納。漢人的嘲諷稱謂，絲毫沒影響到牧馬人的自信心。
而歷史反覆證明：你怎麼稱呼對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實力上真正藐視對手。以稱呼之汙，掩蓋現實之怯，其實是一種弱者文化的表徵。宋朝由君及臣，既不能戰勝敵人，又不想學敵人之強悍精神，只想花錢買和平，在文化上藐視對方，所以最後只能淪為野蠻人的“戰俘”。
關於精神，美國作家海明威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可以被消滅，但是不會被打敗。對應海明威這句的，是中國一句古話：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
這一中一外的兩句話，都在說明一個道理：一個民族真正的失敗，首先不是經濟崩潰、軍事失敗，甚至不是文化落後，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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