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曾经比较过古希腊的所有政治制度，最后把民主制定义为比君主制更坏的制度，因为，君主制最坏的结果是暴君制，但只有人民站起来推翻暴君，就可以解决暴君制，但民主制一旦发展为暴民制，暴民怎么推翻暴民？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只挡住了法国的游行示威人群不足5天，20日，约9000名法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贫富差距巨大，并要求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显然，相比于艺术和宗教，法国人更重视实实在在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利益，就像帮助特朗普以摧枯拉朽之势战胜希拉里的美国民众一样。

圣母光芒下的法国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整座教堂在1345年全部建成，历时180多年。自建成以来，虽然经历了几次浩劫，但依旧屹立不倒，这次大火虽然烧毁了塔顶但，但由于圣母院主要以石头建成，其主体依旧得以保留。

大多数法国人信奉天主教，与坚持三位一体（即耶和华、耶稣和圣母玛利亚是一体的三种表现形式）基督新教（基督教分为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中国国内传教者口中的基督教通常指新教）的圣母玛利亚在天主教的教义中有着超然的地位。

对于圣母玛利亚的信仰让法国人的性格中少了些男性的理智却多了几分女性的情绪化。无论是法国男性还是女性，给世人的最大印象都是浪漫。他们既不像英国人一样凡事精于算计，也不像德国人一样处事一丝不苟，他们的性格中透露着奔放、直接。

这种性格让法国人能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积极的口号，但是，热爱自由的法国人因为自己偏于感性的性格，先天就缺乏一种更好的实施自由民主制的性格基因——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英国人可以和国王达成协议建立君主立宪制，而法国人必须在法国大革命上杀的流成河的原因。

法国人的“圣母危机”

“博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重要口号之一，在一段时间内法国人也确实是发挥了博爱精神，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西方阵营信心爆棚，法兰西斯·福山甚至提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的最后一种制度”的“历史终结论”。

没有了来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法国人自以为应该肩负起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新议题，这时的法国人会觉得自己头上的圣母光环闪闪发光。不可否认，法国确实为人类的幸福做出过一些事情，对于一些落后地区的经济援助确实存在，对于世界的文化、艺术、社会等方面发展也确实有些进步意义。

在世界舞台上法国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博爱”精神，但任何一种精神一旦被玩坏就会变成一场灾难。

一种精神一旦被默认为一种政治正确就非常可怕了，因为一定会有人利用它为自己谋利，法国的资本家们利用博爱把工厂搬到外国去，他们可以说这是为了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能享受到现代化的果实，政客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要像爱法国人一样爱世界其他人，于是他们放非法移民进入法国，而这些人一旦成为合法的法国公民，立刻就会成为放他们进入法国的政客的“铁票仓”，甚至战争贩子也可以披上“爱”的外衣，因为别国的现政府的残酷统治本国人民，正义的法国必须出兵。

于是，商人、政客要么赚到了钱，要么得了选票，而广大法国中产阶级却失去了工作，逐渐沦为“新无产者”。

林肯说过：即使是最高明的骗子也不可能在所有时候骗过所有人，法国政客和资本家的把戏也逐渐被法国人看破，他们不再要“自由、平等、博爱”那些空泛的口号，他们开始寻求实实在在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利益。

这样的事在美国刚刚发生过，但正如前文所说：法国人的民族性格更偏于感性，他们无法像美国人那样嘴上说着“希拉里”，背地里却把票投给特朗普（民调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远高于特朗普，但结果是特朗普当选，唯一的解释就是面对记者和民调机构，美国底层人民集体说就谎），法国人还是还是更喜欢小鲜肉马克龙于自己老师的浪漫爱情故事，于是把票投给了马克龙，即使马克龙的治国理念依旧不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