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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混亂的時期，因朝廷無法控制地方，地方上各自為政，中央也成為了名義上的中央，沒有實力駕馭地方。而東漢的一個特色便是世家豪族掌握朝權。
在西漢時期，朝廷為了遏制豪強大族，便將他們紛紛遷到長安附近，讓他們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活動，避免他們蓄意謀反。所以在西漢的時候，豪強地主是受到打壓與排斥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世家豪族在朝中沒有地位。到了東漢的時候，光武帝劉秀自己出身於地方豪強，也依靠著地方勢力當上了皇帝，這時候豪強地主開始走向朝廷，開始在朝廷上發揮自己家族的影響力。但是東漢前期世家豪族影響力並不大，因為皇帝都不算昏庸，可以遏制住他們的力量，但是到了東漢末年事情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皇帝已經說不上話，甚至宦官都比皇帝有話語權。而且世家豪族經過幾代的積澱，已經擁有了雄厚的實力，當朝廷陷入混亂之中，他們便可以動用自己的資源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利益。像袁紹的家族，是一個四世三公的家族，這說明他們家族當官歷史久，積攢了常人無法有的政治資源，正是這樣袁紹才能夠有較強的號召力。
世家豪族的崛起，是必然的一個結果，因為政權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形成了新的一批世家豪族，他們取代了舊有的世家豪族，並積澱了雄厚的政治資源，當皇帝無法遏制他們時，他們便開始掌握朝廷的權力。
歷史百家爭鳴
豪族的來源，主要在於土地的分封。漢是軍功和爵位制，爵位的高低決定著可擁有土地的數量。再者就是官員職位也能夠獲得相應的土地。其次就是富賈購買的土地。
前期制度保障還是比較好的，皇權對豪族具有控制力和打壓力。前幾任皇帝陵園修好後，都要遷移天下豪族至陵園所在地，也是打壓豪族的手段。
在後期發展過程中，皇權逐漸失去了對豪族的控制力。這和漢朝的察舉制也有一定的關係，各地舉薦的人在朝當官之後，便有能力為自己和舉薦自己的人獲取更多的土地，其實就是形成了一個個捆綁在一起的利益群體，這樣的一個個利益群體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獲取朝權便是必然的選擇。每個朝代後期皇權必然衰落，所以很多祖制也就難以堅持了。比如遷徙豪族充園陵後面也是搞不動了。
所以就形成了掌握朝權以兼併更多的土地，兼併更多的土地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實力去參與朝權的爭奪。可以說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皇權在和朝權的鬥爭中，難免就要依靠外戚權勢，所以這也是漢朝大多外戚當權的原因，而外戚也是從豪族中產生，所以皇帝死後，他所依靠的外戚在新的鬥爭中必然失敗，所以大多外戚都門戶不全，新的勢力或者之前相鬥的勢力不可能讓他繼續存活，想想這個滅門的外戚倒塌後他們的財產和土地會成為誰的？得以保全的外戚大多都是勢單力薄的家族，比如宣帝的許氏。每個皇帝大封外戚的時候，就有大臣上疏勸諫不要封外戚才能保全外戚家族，皇帝也是沒辦法，在和當權大臣為代表的豪族鬥爭中不得不扶植自己的勢力，而外戚是最可依靠的力量。
在兼併過程中，每個地方都會形成一個以上的豪族，當這些豪族具備的勢力之後，上任的官員不得不依靠他們才能執政。地方的權力大多也就落在這些豪族手裡，在博弈中逐漸脫離中央政權的強烈管控。王莽當政的時候改革，就是想解決政令不出中難嗨的問題，可惜難以實行，後來想要藉助當皇帝這個名號來推行，將矛盾推向極點而失衡，天下蹦亂，群豪奮起而逐之。
說到稅收問題，漢是按戶收稅的，中央政權對戶或者對人口的控制力決定了稅收的多少，稅收的多少決定了中央政府的經濟實力，經濟實力決定了和地方博弈中的能力。當年朱相分稅之前，中央窮得一逼，有的地方已經坐大了，分稅之後將稅收大部收歸中央，中央才能較好的控制地方。
回到漢朝，土地兼併之後，一個戶擁有大片土地，而這些土地便有佃農來耕作，而這些佃戶是算在這個戶頭裡面的，中央收稅也只能從豪族這個戶頭上收。那麼，稅收由誰來收呢？由吏，吏是什麼人，這些人不是中央任命的官員，中央也就任命了縣令或者縣長，縣令的工作得靠下面的吏來完成。當然縣下面還有鄉的三老，亭的亭長，裡的里長，而這三級也基本上是當地人。吏，三老，亭長，里長，這些人是屬於那個階層？他們為誰代言？為當地的窮人？想想你身邊的政府辦事人員對窮人和富人的態度，自然這些人都是為當地的豪族代言的，他們本身就是處於當地的豪族，那麼這個稅要怎麼收，官員如何打典，事情怎麼辦，怕是得請示請示當地的豪族頭領吧。從來沒有說是你在那個位置上別人就得聽你的，權力遊戲不是那麼簡單，當官看似容易，其實不簡單。
在土地兼併中必然產生流民，這又削弱了中央政府對人口的控制力，在農業時代，人口是稅收來源，想想秦朝為什麼那麼牛逼，分戶，軍功，郡縣，這些都是中央政權對人口的控制力和經濟來源，對於戰爭來說，那就是動員力，就是源源不斷的兵員。流民的產生必然變成強盜，呼聚山林，動政權的統治又造成不良影響。所以西漢末年那麼多的赤眉，銅馬，綠林。
西漢蹦了之後，以劉秀為代表的南陽豪族取得了天下，劉秀以個人能力得到南陽豪族的擁護，但他並沒有絕對的實力控制和約束這些豪族，所以在戰爭時期多有如鄧禹等敢違忤節度，定都洛陽，也是為了離南陽大本營較近。東漢並沒有解決土地兼併的問題，戰爭使得人口銳減，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土地供應矛盾。光武和明帝是想解決土地兼併，也就是限制擁有土地的數量，但是下面阻力太大，難以推行，後面的皇帝就更加無力了。東漢就在土地兼併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央政府也越來越弱，地方豪族越來越強大，東漢幾任皇帝是依靠宦官上位的，在權力鬥爭中又加入了宦官群體，所以後期變成宦官和豪族之間的鬥爭，新老豪族的鬥爭。東漢還有一大問題是隨著周邊少數民族漢化程度的提高，周邊叛亂不止，西邊有羌，北邊有內附的匈奴，匈奴漢化程度最高，也是後來五胡亂花第一族，還有鮮卑，東胡，內憂外患，最終拖垮了東漢這個孱弱的政權。東漢皇帝短命也是有點扯，加重內鬥和內亂。
東漢末年，群雄四起，本質還是豪族的權力鬥爭。曹操憑個人能力特別是戰爭的能力獲得了北方，但是曹魏政權終究不是最大的勢力，變換法度，觸動來豪族利益，隨著果實還是落入豪族代表司馬家族，本來就是豪族家庭，難怪晉武帝作為開國國君就那麼奢靡，大家都有錢，所以才有那麼多奢靡的故事。司馬政權還是沒有解決豪族之間的問題和矛盾，所以在解決東吳和蜀漢後不久，內部之間的矛盾大爆發，八王之亂玩得不亦悅乎。一部分豪族被趕到南方繼續醉生夢死，發展成為南方世家大族，繼續進行著落後的生產關係。北方進入了大的動盪，在動盪中先進的生產關係在醞釀著，最終北魏文帝創建了均田制。
隨著均田制的發展，逐步解決了土地兼併的問題，將土地從豪族控制轉入為中央控制，北方的上層建築在不斷的改進和發展，制度在不斷的改進和提高，最後碾壓南方的落後制度。
土地兼併的內因和民族融合的外因，是四百年的動盪和黑暗，均田制之後才解決了土地兼併的問題，其結果是強大的唐王朝的誕生。後來均田制的崩壞，加上安史之亂，又是幾百年的分裂，直到新的莊園經濟的產生，也就是宋明清的經濟形態，這樣的經濟形態也培育了現在的民族性格。
總的來說，還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一塊炸薯條
所有的人除了貴族就是部曲奴隸，自耕農沒有任何影響力，貴族驅動奴隸私兵工作戰鬥，和日本大名驅動武士那樣，皇帝不拉攏他們就是個光桿司令，三國是皇帝手裡的兵被董卓燒沒了家，洛陽變廢墟，自然無法和軍閥打，指揮不了軍閥
烏陵與土明
在隋朝沒有科舉制度前，舉孝廉和門閥制度、推恩令，是十分重要的維護社會穩定、吸納充實幹部人才隊伍的很好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