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梅兰芳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以国宾身份赴苏联访问演出。3月12日，当梅剧团抵达莫斯科时，由苏联文艺界著名人士组成的“梅兰芳招待委员会”，以及数千名观众，到车站热情迎接梅兰芳一行。
梅兰芳在苏联拍摄《虹霓关》电影。
在欢迎梅兰芳到来的人群里，“梅兰芳招待委员会”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电影蒙太奇理论的奠基人、享有“现代电影之父”美称的爱森斯坦（1898－1948），正指挥着摄影师们，摄录了车站上苏联人民欢迎梅兰芳一行的热烈场面。
亲切交往
1925年，爱森斯坦为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第一次运用蒙太奇手法导演了《战舰波将金号》，影片以磅礴的气势和惊人的独特性，完善地发挥了蒙太奇技术的魅力，给人以崭新的美和力的享受，开创了世界电影的新纪元，27岁的爱森斯坦因此而名扬四海。
爱森斯坦十分喜爱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戏曲艺术，早在1930年他应邀前往美国好莱坞派拉蒙公司拍片子时，就曾从查理·卓别林那里了解了伟大的中国艺术家梅兰芳的卓越成就。1935年初，爱森斯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语言问题并不能隔阂苏俄观众对梅兰芳所感的兴趣。”“四百年来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比日本的歌舞伎旧剧较为纯粹些，所以它影响苏俄现代戏剧的潜能性很大，不过，很明显的我们并不期待要摹仿梅兰芳氏的风格。”为了欢迎梅兰芳的到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版了《梅兰芳和中国戏剧》一书，其中，爱森斯坦在《梨园仙子》一文的开头这样写道：“梅兰芳的声望远远超越了中国的疆域：你在旧金山每个华裔知识分子家里，在纽约唐人街的店铺里，在柏林时新的中国餐馆里，在墨西哥约卡坦州的酒馆里——在凡是有一颗记得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在跳动的地方，你都能发现他的肖像或侧身像。梅兰芳遐迩闻名。你到处都会发现他遵循中国戏剧的传统在他表演的那些著名舞剧中所塑造的雕像般姿态的照片。但是梅兰芳不仅在他的同胞中享有盛名，他那伟大的艺术也征服了其他国家具有不同传统的人民的心灵。”爱森斯坦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过中国戏曲，但是他对中国艺术的重视和在观念上的理解使梅兰芳深受感动。
到莫斯科后，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梅兰芳等人举行的招待宴会上，梅兰芳又见到了爱森斯坦。爱森斯坦潇洒英俊，身材不高却很敦实，满头卷发，一双蓝色眼睛，给梅兰芳留下了深刻印象。饭后，主人放电影招待他们。这时，爱森斯坦和梅兰芳坐到了一起。首先放映的是梅兰芳一行到达莫斯科车站时的一段新闻记录片。接着，放映了苏联名片《恰巴耶夫》，也即《夏伯阳》。放映前，爱森斯坦特地向梅兰芳作了介绍：“这是苏联很成功的一部影片，不仅思想内容深刻，戏剧性强，人物性格也鲜明可爱，你看了一定会喜欢。”果然，《恰巴耶夫》的第一个镜头就深深地吸引了梅兰芳的注意。当梅兰芳看到一半时，以为最后的结尾，应该以立下许多汗马功劳的恰巴耶夫把敌人扫荡干净、“奏凯还朝”的欢乐场面来结束。然而恰恰相反，恰巴耶夫送走了政委之后，和战士们在一起说说唱唱，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狡猾的敌人却趁他们熟睡之际，突然冲进来偷营劫寨。从梦中惊醒的战士们虽然顽强应战，但寡不敌众，负伤的恰巴耶夫在乌拉河上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阵亡。最后，恰巴耶夫的部下带兵赶到，歼灭了敌人，为他们的师长报了仇。梅兰芳深受感动，他激动地对爱森斯坦说：“我以前看苏联电影比较少，想不到你们的进步如此之快，拿这部电影来说，不仅故事内容动人心魄，编剧、导演、演员的技巧也都极好，它从头到尾把我们整个带进戏里去了。虽然，我们很不愿意看到这位可敬可爱的英雄战死沙场，但影片却并未给人以悲观的感觉。”爱森斯坦告诉梅兰芳，这是苏联革命后培养起来的两位同名的年轻艺术家瓦西里耶夫合作编导的，前不久刚刚荣获苏联举办的世界电影节的头等奖。说着，他还把在场的恰巴耶夫的扮演者巴保其金和其他几位电影演员介绍给了梅兰芳，并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爱森斯坦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对中国京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拘于形似而追求神似、在讲究形神兼备的同时侧重神韵的艺术特色十分欣赏，对梅兰芳的精湛演技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年轻的电影艺术能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几天后，爱森斯坦在拜访梅兰芳时，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名义，邀请他拍摄一部舞台记录片，以满足广大苏联观众的热切要求。爱森斯坦对梅兰芳说：“我想请您拍一段有声电影，目的是为了发行到苏联各地，放映给没有看见过您的苏联人民看。剧目我想拍《虹霓关》里东方氏和王伯党对枪歌舞那场，因为这一场的舞蹈性比较强。”等梅兰芳同意之后，他又妥善地安排了开拍的日期，最后笑着说：“现在我们是好朋友，等到拍电影的时候，您可不要恨我呀！”梅兰芳也笑了起来：“何至于此？”爱森斯坦解释道：“您不知道，演员和导演，在摄影棚里常常因为工作上意见不合，有时会变得跟仇人一般哩！”
合作拍片
到了约定的29日晚上，梅兰芳和梅剧团全体成员来到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爱森斯坦早已在大门口迎候。
开拍之前，梅兰芳和爱森斯坦首先商讨如何拍摄这场戏。梅兰芳希望能把剧中两个人物全拍进去，多用中景、全景，少用特写与近景，他认为这样才能充分表现中国戏剧的特点。爱森斯坦听毕点头称是，不过他又说：“我尊重您的意见，但特写镜头还得穿插进去，要知道广大的苏联观众是多么渴望能清楚地看到您的容貌啊！”随后，爱森斯坦又重复了他的目的：“这次拍电影，我打算忠实地介绍中国戏剧的特点。”面对爱森斯坦如此诚恳的态度，梅兰芳本着演员服从导演的原则，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拍电影应该服从导演，我们就听您的指挥吧！”
因为拍摄的是有声电影，事先需要试音，而录音筒是悬挂在空中的，乐器的震动率有高低强弱之分，所以乐队的位置就不能像舞台演戏时那样集中在一起。像单皮鼓、大锣的位置就要远一些，而胡琴的位置则要近一些。在布置灯光位置时，剧作家特列杰亚柯夫提议：梅兰芳和爱森斯坦这一次的合作，是值得纪念的事，应该摄影留念。于是，梅兰芳和爱森斯坦站在带门帘的绣花幕前演区里照了像，又请特列杰亚柯夫加入进来，三人一起合了影。
正式开拍时已接近午夜。当时，苏联拍摄电影的条件十分艰苦，而爱森斯坦对拍片的要求又极为严格，不准有丝毫马虎，他处理镜头的方法，比梅兰芳在美国拍《刺虎》时还要来得复杂，斟酌布置的时间耗费得相当长，镜头的角度、远近，频繁变换，拍了停，停了拍，一个镜头往往要拍好多遍；再加上录音、画面有时也出现问题，不时地重拍。原本只有十几分钟的戏，由于精雕细刻，拍拍停停，四五个钟头下来，扮演东方氏的梅兰芳、扮演王伯当的朱桂芳和乐师们渐渐地有些支持不住了。拍最后一个镜头时，因录音发生故障，一连拍了两次，爱森斯坦还是不满意，要求重拍第三次。这时，梅剧团成员的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打鼓的鼓师已经收拾乐器，把紫檀板收进套子里去，梅兰芳更是疲惫不堪。因为京剧中旦角的头部化妆，需要将水纱网子勒在头部，演员很不舒服，在舞台上坚持两个小时左右还勉强凑合，像这样没有时间限度地延长，即使梅兰芳也感到受不了了。就在梅兰芳感到异常疲倦，想要赶快卸装休息时，爱森斯坦走到他的面前，亲切而诚恳他说：“梅先生，我希望您再劝大家坚持一下，拍完这个镜头就圆满完工了。这虽然是一出戏的片段，但我并没有拿它当新闻片来拍，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来处理的。”梅兰芳听了爱森斯坦的话，不仅为他诚挚的态度、严谨的风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所感动，立刻振作起来：“您看好镜头，马上再开始拍摄，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把它拍好为止。”最后一个镜头终于拍完，这时已经是凌晨3点左右了。梅兰芳卸装时，爱森斯坦笑着走了过来：“前天我对您说的话，现在证实了吧！我相信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您剧团的艺术家们一定在骂我了。”梅兰芳对爱森斯坦肃然起敬，不由得笑了起来：“刚才我的确有这个意思，现在仔细想一想，觉得您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等到上了银幕以后，看出毛病就后悔不及了。”爱森斯坦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在这短短一天的合作中，我已感到您是一位谦逊的善纳忠言的演员，您如投身电影界，也必定是一位出色的电影演员……”这出戏后来被称为“伟大的爱森斯坦拍摄的伟大的梅兰芳”。
影片完成后，梅兰芳终于理解了爱森斯坦在拍摄之前所说的“演员和导演是矛盾体”这番话的含意，不过他们不但没变成仇人，反而成了艺术上的知己。因为梅兰芳对拍电影并不陌生，他在国内拍过电影，在美国也曾与电影明星范朋克合作拍摄过电影片段，但只有在与爱森斯坦合作过程中，特别是耳濡目染他对电影的执着和近乎苛刻的认真细致，才真正深刻理解了京剧与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异同，认为电影有电影的长处，戏剧也有存在的价值，二者可以互相借鉴，但绝不可替代。随后，他们又就电影和戏剧之间的关系交流了看法。
临别时，爱森斯坦将自己新出版的一本美学著作赠给梅兰芳，作为这次愉快合作的纪念。那是他1931年在英国电影刊物《特写镜头》第8卷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电影造型的原则》的论文，写于他拍摄《墨西哥万岁》时期。爱森斯坦在扉页上的题词是：“谨将我论述造型这一问题的文章赠给最伟大的造型大师梅兰芳博士。谢·米·爱森斯坦”
梅兰芳十分珍视他同爱森斯坦之间友好交往和合作的情谊。直到50年代末，他还曾多次对人谈起这段往事：“我们相聚的日子，只不过短短的一个多月，而我们的友谊和我对他们的怀念，却是深厚绵长，永恒无穷的。”爱森斯坦拍摄的这部短片，对于中国戏曲艺术在苏联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梅兰芳逝世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梅兰芳》传记片，特意从苏联借来了这部影片，采用了其中的片断。
閱讀更多 團結報黨派e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