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知青文學史,從柳青《創業史》一直寫到王小波《黃金時代》

張英

楊健,現為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教授。1969年畢業於北京72中學。1969年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支邊。1971年參軍。1975年退伍,在北京外文印刷廠當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1982年,在中央戲劇學院學報《戲劇學習》擔任編輯。1993年起,在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任教。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著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口述實錄,合作)、《中國知青文學史》等著作。

楊健:知青文學史,從柳青《創業史》一直寫到王小波《黃金時代》

楊健,現為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教授

楊健的《中國知青文學史》,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我讀過的寫得最好的知青文學史,涵蓋廣泛,時期劃分準確,十分難得。全面梳理中國知青文學發展的過程與軌跡,展示中國知青文學從前期、中期到後期的不同審美特徵和思想內蘊,是第一部有關中國知青文學的系統性、理論化的專著,填補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一項重大空白。

70年來,中國文學的歷史和命運,與整個新中國的歷史和命運同頻共振,從篳路藍縷到蔚為大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創作迎來黃金時代。無論大環境還是具體條件,都是文學發展的大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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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學"的提法始於1983年。最初"知青文學"指文革中下鄉的知青寫知青生活的作品。這些作品基本上是短,中,長篇小說。後來有些學者把知青文學的研究擴大到包括文革前及文革中描寫知識青年的作品。有的研究包括知青的地下文學作品或詩詞日記。稍後的有些研究把報告文學及知青回憶錄等,都納入知青文學。

以下內容為楊健專訪。

楊健:知青文學史,從柳青《創業史》一直寫到王小波《黃金時代》

楊健教授的《中國知青文學史》知青文學的發展分為五個歷史階段:文革前上山下鄉時期(1953—1966)、紅衛兵時期(1966-1968)、文革中上山下鄉時期(1969-1978)、新時期(1978-1989)、後新時期(1990-1998)。

1953-1966年是知青文學的形成時期。一階段分為前後兩個部分:50-60年代的回鄉知青文學和60年代初興起的城市支邊文學。前者以權力話語為背景,後者以權威話語為背景。

1966-1968是知青文學的過渡時期。紅衛兵文學在文革當局的直接領導和控制下發展起來的,但是到了紅衛兵運動的後期,新生代掙脫了權威意識形態的束縛,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紅衛兵文學為知青的民間寫作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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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978是知青文學的主幹時期。兩大知青群體──兵團知青和插隊知青,對應呈現出組織化與非組織化兩種文學形態。前者發展成為後權威陰謀文學的一部分,後者則進入民間寫的廣闊天地,為後知青文學提供了不同的寫作傳統。

1978-1989是知青文學的“新時期”。這期間的文學可以分成兩個時期,80年代前期,在權力話語沿革的歷史機遇中,知青文學作為權力話語的一部分得以重建。80年代後期,權力話語嘗試變革,為知青文學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歷史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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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0是知青文學的“後新時期”。知青文學裡, “私人敘事”與“宏大敘事”的話語分歧日漸突出,因為理想主義的幻滅,生存文學進入知青文學的主流敘事。2000年以後,知青文學全面衰落。

在那個時期,政治意識形態跟社會生活結合空前緊密,個人幾乎被擠壓得沒有任何私人空間。在文學中也是這樣,政治上的風吹草動,立馬可以在當時的文學作品裡找到痕跡,它的特殊性也在這裡。知青文學是上山下鄉運動的產物。政治運動對它的創作任務和藝術形態有直接影響。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這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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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國外一本書看到梁曉聲說:“那個時候,我只能歌頌雷鋒什麼的,有時候是出自內心的,有時候不能不那樣寫,不然發表不出去。”王小鷹也說:“忽然有一天,編輯通知我回上海改稿子,她要我加插階級鬥爭。”鄭萬隆也說:“受當時的文藝氣候影響是當然的事情。我就往裡面加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不這樣,就出不來。”

依照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階段性發展,可將知青文學分為前後兩個時期,頭一個時期的知青文學,寫的是農村回鄉知青;後來的知青文學,寫的是城市的下鄉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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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國家政策的反覆,許多不能升學的農村中小學畢業生,都曾到城市尋找過工作,由於“城鄉分治,一國兩策”方針的確定,他們只能回鄉務農。許多回鄉知青模範,在被樹立為先進典型之前,都曾有過四處託人找工作的痛苦經歷。

但是,回鄉知青內心的痛苦,並沒有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我們現在所能讀到的只是官方文學對這一群體的描述,聽到所謂“回鄉先進典型”發出的聲音。這段時期,文學基本都是政治的傳聲筒,純粹是政治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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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王汶石的《沙灘上》、《夏夜》,馬烽的《結婚》、《韓梅梅》,李準的《林業委員》、《耕雲記》,康濯的《春種秋收》,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豔陽天》、路遙《人生》都是寫回鄉知青那一時期最有名的作品。

1965 年8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報告文學集《在廣闊的天地裡》,內收十名早期回鄉下鄉知青的先進事蹟,他們是邢燕子(河北)、趙耘(天津)、劉品(山西)、柳昌銀、呂向陽(吉林)、董加耕(江蘇)、宋喜明(江西)、王敬璋(湖北)、韓志剛、王建元(陝西)。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政府對知青運動的各項方針政策,凝聚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念,經過寫作實踐的摸索,逐步完成了符號化、模式化的過程,對此後的知青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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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城市知青下鄉的時候,知青文學當務之急的任務是宣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塑造知青紮根農村的典型形象,宣傳下鄉務農的光輝前景。一批配合上山下鄉運動的作品應運而生,如《人民日報》上發表宣傳侯雋的報告文學《特別的姑娘》(黃宗英)、以董加耕事蹟創作改編的揚劇《耕耘記》與京劇《耕耘初記》話劇《年青一代》(陳耘、徐景賢)、豫劇《朝陽溝》等。

尤其是《朝陽溝》,它不僅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頌歌,而且是宣傳黨的知青政策的“小百科”,完整地描述城市青年插根農村的全景,並將這一上山下鄉運動命名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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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後來的文革時期,國家處於非常緊張時期,鬥爭,混亂,流血……產生了一個特殊的階級身份——紅衛兵,在狂熱和動盪中,出現了一些讀書沙龍團體,比如“張郎郎沙龍”。郭路生、牟敦白、王東白、甘恢裡等人,他們合編手抄雜誌《自由》、《格瓦拉》、《曼陀羅》,創作出一些有影響的“地下文學”作品。

比如楊三白的長詩《海洋之歌》、郭路生的《海洋三部曲》、《相信未來》、《4點零8分的北京》,孫恆志和史保嘉的舊體詩詞,臧平分的政治幻想詩《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都是當時社會影響較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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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社團中,以芒克、多多、根子等知青為主的白洋淀團體創作的詩歌,以學習外國創作為主,寫作具濃郁異域風情的現代詩,達到了不小的成就;內蒙古牧區插隊的知青們創作了一批舊體詩和散文,如以邢奇為代表的內蒙古知青詩人,將古典詩歌融入生活,質樸而不失儒雅,使傳統詩歌具有了現代審美格調;李三友《烏蘭寶力格的春天》、李大同的《雅幹錫力日記》等散文曾在各旗的知青點流傳。到這個時候,才出現了和意識形態無關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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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組織創作的短篇小說、散文集《邊疆的主人》,集中了梁曉聲、崔希賢、方文、劉晏惠等當時兵團知青創作的一批作品,突出了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和再教育的主題,還有張抗抗的《分界線》、江雷的《劍河浪》郭先紅的《征途》、王士美的《鐵旋風》,從不同側面塑造了一批知識青年、老軍墾戰士等的先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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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革結束,文學漸漸回覆了它久已不再的日常面貌,從各種角度生髮的作品豐富了沉默多年的文壇,盧新華的《傷痕》、劉心武的《班主任》、葉辛《蹉跎歲月》、路遙《人生》;北島、顧城、舒婷的朦朧詩;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張承志《北方的河》、《黑駿馬》、梁曉聲的《雪城》,王安憶的《小鮑莊》、葉辛的《孽債》、郭小東的《中國知青夢》、《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李晶、李盈的《沉雪》、戴思傑的《巴爾扎克的小裁縫》等等,一批又一批的文學作品出來了。

楊健:知青文學史,從柳青《創業史》一直寫到王小波《黃金時代》

今天回過頭來看,我並不覺得他們將來有誰可以稱得上一流作家。是的,他們受了巨大的苦難,但是苦難不一定能結出好的果實,這個絕不是苦盡甘來,相反,之前的曲折會深遠的影響後來的成就。這或許很殘酷,但事實就是這樣。

比如說當時著名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當時被定為“反動小說”,風靡全國,大多數知青的都看過,在整代人心裡留下了痕跡,影響是那麼大,但是它也不是水平多高的一個東西。盧新華的《傷痕》,它是首度揭露了文革給知青心靈造成傷害的小說,在社會上激起很大反響,它在文學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東西,但是它沒有什麼藝術、審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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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作品我們永遠看不到了。有一個叫做趙一凡的作家,我在文學史裡詳細摘錄了從他家“圍剿”得來的作品清單,有一百多號,多麼豐富的創作,他是上海一個知青文學沙龍的中堅人物,最後他因此獲罪致死。

就目前的作品來說,張承志的小說,神秘的帶著宗教原始美的哲理式描述,蒼涼宏大的敘事時空,有原教旨的東西在裡面,沒有反思,歌頌草原歌頌人民,都是些大詞兒;梁曉聲對社會現實問題尖銳的思考,小說過分強調意識形態,文革文學缺陷烙印太深。阿城的“三王“是可圈可點之作,奇特的視角,依靠某種宗教的力量來維持內心的平和與純淨。王小波的的《黃金時代》只有半部好的。前半部精彩絕倫,後半部則黯然失色,貫串人物王二的性格不統一,大結構也不夠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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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的《血色黃昏》最具有價值的一部知青長篇小說。它描述了知青真的人生,真的歷史。它是知青文學的一塊里程碑,至今還沒一篇知青長篇小說達到和超越這部小說的思想、藝術成就。但這部小說的缺陷也是明顯的,作者文學修養不足,結構、層次不夠縝密,內容文字粗率、簡單,次要人物的性格塑造,顯得粗疏草率,影響了小說可能達到的人道主義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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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那批80年代的詩歌,比如郭路生的《四點零八分的北京》,現在讀來還隱隱作痛,但再過一百年呢?會不會還有同樣的效果?還有顧城、北島的那些詩歌,是純文學、是美的,在整個知青文學史中還是很耀眼的。

但當我們把這些作家和他們的照片放在整個世界文學史裡面看,他們的作品沒法跟雨果、狄更斯比。把這段短暫的歷史放大來看,可以羅列出很多人,但最後從藝術上來分析,將來能夠留下自己的名字的,不會有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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