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1年，朱厚熜承统，为世宗皇帝，年号嘉靖，时年14岁。
嘉靖执政前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厘革缩弊、振兴纲纪等改革措施，开创了嘉靖年间的“新政”时期，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拥护。然而，到了后期，朱厚熜迷信道教，祈求长生不老，二十余年不敢回大内，置朝政于不顾，使贪赃枉法的首辅严嵩横行乱政20年，有识的官员不能为国出力，甚至惨遭屠戮。另在宫内外兴建大量宫殿庙宇，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得国家财政危机日益深重，朱家王朝也因此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宪宗的孙子，明孝宗的侄子，明武宗的堂弟。那么，皇帝之位是如何传到他手中的呢？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月十四日，武宗在豹房寿终正寝。武宗临终前心中似乎有所悔恨，断断续续地对身旁的人说：“国家治理成这种样子，都是误在我的手中。”看着病榻上衰弱不堪的皇帝终于醒悟，大臣们相继进言，宽慰了一番。武宗自知来日无多，命司礼太监转告皇太后：“天下大事，俱与内阁大臣审议处理。”武宗荒淫一生，竟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谁来继承皇位成了一个大问题。
皇太后张氏派太监张永、谷大用到内阁与阁僚们议论迎立皇帝事宜。大学士杨廷和从袖子里拿出《皇明祖训》，昭示于众说：“拥立皇帝的大事，应以祖训为本，兴献王长子入继大统，顺理成章。不知众位以为如何？”在座的阁臣梁储、蒋冕、毛纪等一致赞同迎立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入京登基。
当然，杨廷和的决策并非是他对朱厚熜有什么偏爱，而是执行传统宗法制度的必然结果。
所谓宗法制，主要是指西周以来为了维系统治集团的内部秩序而制定的一种继承制度，他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具体表现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再就是大宗小宗之别。
西周时，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儿子，在政治上是天下的“共主”，在宗法上是家族的“大宗”，王位由嫡长子世袭，世世保持大宗的地位。嫡长子之诸弟受封为诸侯，对周天子而言就是小宗，但在其封国则又为大宗，君仍由嫡长子世袭。诸侯的余子受封为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在其封邑之内则又为大宗，君位仍由嫡长子世袭，其余庶子为士。士与庶人的关系也都可以此类推。
所谓嫡长子就是由明媒正娶的嫡妻所生之长子，只有他才有资格承袭王位，妾所生之子即便年长，如遇正妻有子，也不具备承袭的资格。在宗法制度下，大宗要比小宗尊贵，嫡长子要比其他诸子尊贵，只有嫡长子才能被立为太子，世袭君位，由此形成了一套父死子继的继承原则。
同时宗法制又和等级制相配合，在宗法原则上是以兄统弟，在政治原则上是以君统臣，这就起到了抑制统治集团内讧、巩固贵族的等级统治的作用。
为了弥补父死没有嫡长子继承的缺陷，又有相应的兄终弟及的规定作为补充，但仍然以嫡母所生为其继承的依据。西周的这一套宗法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且广泛深入到民间，形成悠久的宗法文化传统。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特地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这就是按照宗法制度而制定的一套继承法。
但是，朱厚照和朱厚熜之间的皇位继承却有些特殊，它超出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须立嫡母所生者”的规定，却仍属于“兄终弟及”的原则。杨廷和在这里采用了一种上推法，即明武宗是明孝宗的独子，没有办法执行“嫡母所生”这一原则，就只好上溯到明宪宗。
明宪宗的长子、次子早死无后，三字即位为孝宗，四子即是兴王朱佑杬。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兴王朱佑杬应该以孝宗长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此时朱佑杬已经去世，如果他没有儿子，就要在宪宗十四子中再往下推，可巧的是兴献王还真留下了这么个儿子。按照宗法制的推断，“立嫡以长”，朱厚熜就以兴献王长子、明宪宗“嫡长孙”的身份获得了皇位继承的资格。
朱厚熜是幸运的，也正是这“伦序当立”的宗法原则，最终才使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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