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台，山川秀美，人文荟萃。
杨步伟，就是石台众多名人中的一位，
更是名人中寥寥可数的女性。
说她是传奇女子，一点也不为过，
更是“实至名归”。
出生名门望族、留学海外博士，首创崇实女中、合办森仁医院、嫁与语言大家、远播中华美食……顶顶“光环”和件件“壮举”，构成了她与众不同、赏心悦目的传奇人生。杨步伟的传奇，不仅体现在这些大的方面，更贯穿于她成长与生活的细微之处。“我就是我，不是别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杨步伟以其特立独行的思想开辟出一条新路，成为新女性的楷模。
宁做“大脚片” 不要“金莲足”
自南唐后主李煜痴迷“弓鞋”，倡导缠足以来，中国女性被束缚近千年。在男人们呼喊着“毛发肌肤受之于父母”，却不肯伤及自己一根毫毛的时候，却被一种近乎变态的心理驱使着，口耳相传着女人小脚的千般妙处。明朝吴承恩在《西游记》第十二回《观音呈象化金蝉》中就有诗云“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可见明朝的风气对小脚是何等着魔！在封建男权的社会，为满足男人的审美观点，女性被动裹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裹脚已成为广大女性的自觉行动和美的追求，如有女子不遵从这一习俗，便成为人们眼中的“另类”。
然则，在这千年的时空里，仍不乏有个别“另类”。朱元璋的夫人“马大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也是“露马脚”的由来。生于清光绪年间，也就是1889年的杨步伟，也是个“大脚片子”，成为时人嘲弄的对象，但她却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裹脚多疼！‘大脚片子’就‘大脚片子’，行得稳、站得直、走得远，上得高楼、下得河流，没什么不好”。她是个胆大而聪慧、古灵而精怪的“淘孩子”，有着渴望自由、追求平等的初步想法和桀骜不驯、爽朗直率的文人性格。因为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她却敢干。这在当时一般的家庭，是绝不允许的，包括不裹脚，也是行不通的。然而，杨歩伟就不一样，她有一个见多识广、开明开放的爷爷——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大师、金陵刻经处创办人杨仁山。在杨歩伟后来的回忆录中，她谈到祖父杨仁山：他本不是大清帝国的忠实老百姓，一生不愿科举做官，还特别倡导废除缠足。正是在祖父的支持下，加上杨步伟的自身积极争取，“我就是我”，最终使她没有成为旧式的“小脚女人”，而成为新潮的“大脚片子”，为后来成为新女性的楷模奠定了外在和思想的基础。
杨步伟与丈夫赵元任
“我的婚姻，我作主”
杨步伟的传奇，还表现在她的婚姻上。不要父母包办，自己的婚姻自己作主，与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完美结合，被公认为“神仙伴侣”。两人在茫茫人海中相遇，虽是大龄青年，但携手后却一直恩爱无比、比翼双飞，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甜甜蜜蜜和风风雨雨，真正做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或许，他们从相遇就有了“你就是我今生的守候”的同感。
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婚姻由父母包办居多。1904年，杨步伟16岁，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到了旧时该“出阁”的年龄了。家里要她嫁给指腹为婚的二表弟，杨步伟坚决不同意，自己拟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家里被她闹得鸡犬不宁，最后还是开明的祖父出面，此事才得以收场，她以不屈的抗争换取了自由，这件事也让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由此也就有了后来的完美婚姻和“我就是我”的讲述。
杨步伟与赵元任的结合，处处充满着“新潮”。1920年9月的一个晚上，赵元任从国语统一会散会出来，回不了清华大学，就去表哥庞敦敏家过夜。表哥家正好有客人，都是一些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朋友，其中就有杨步伟。此后赵元任便成了由杨步伟等人开办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的森仁医院的常客。没过多久，32岁的杨步伟和29岁的赵元任结婚了。他们在住处请老朋友胡适还有杨步伟的同事朱徵小姐一块儿吃饭，由杨步伟下厨做了几道家乡小菜。饭后，赵元任微笑着取出了一张手写的“结婚证书”，请朱徵和胡适“签名证婚”。为了合法化，还贴了四角钱的印花税。对于他们突然就要结婚的消息，作为老朋友，被称为“民国第一‘红娘’”的胡适心里早有准备，及时送上了一本由他本人考证的《红楼梦》。第二天，采访了胡适的《晨报》记者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了这件事。其实，如果凭杨步伟与赵元任两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办一场轰轰烈烈的豪华的“世纪婚礼”，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打破了旧有的婚姻制度。
对于他们不落俗套的婚礼，杨步伟一直引以为豪：“我们当时这无仪式的结婚仪式，不但是在那时轰动一时，就是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要说学赵元任夫妇的结婚仪式，但是没有一次学像了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女儿们也学不像。”
“闲着就难受，总想做点事”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的事业，当起了家庭主妇，但她是位“闲着就难受，总想做点事”的女性。
赵元任在清华任职期间，杨步伟出资400银元，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开办了一家小饭馆——“三太公司”（别人起的诨名）。虽说初衷是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同时提供一个好友们聚会的场所，但最后因亏本太大，而“关张大吉”。为此，杨步伟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饭馆关张后，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办起了公益性的“生产限制诊所”。可是，在1926年的学潮中，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遭到当局“窝匪罪”的指控，再次被迫关门。此后，她还担任了清华大学为解决教师子女教育问题而创办的小学的董事长，并争取开通了清华到城区的“公交车”。
杨步伟在照顾家庭、从事公益活动之余，还出版了《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华食谱》、《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等书。其中，《杂记赵家》是杨步伟写的回忆录，记录了她嫁给赵元任后的生活，文字平实，不拖泥带水，却又栩栩如生，趣味四溢。《中华食谱》并不是专讲做菜与配料，还包括中国食物和各处饮食风俗等，文字简洁优美又生动幽默，所以一版再版，几十年后依然是海外的畅销书。就食谱反映一个时代的饮食文化来说，杨步伟的《中华食谱》有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同样的价值，而就流传范围而言，更加广泛。
杨步伟神采飞扬地过了一辈子，发生在她身上的传奇还有很多，这些都缘于她特立独行的思想，正如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扉页上所说的：“……可是最要紧的，我就是我，不是别人”。她的一生，真应了这句话！
人物简介
杨步伟（1889—1981）祖籍石台，出生南京。1912年（22岁），她担任中国第一所“崇实女子中学”的校长。后到日本学医，1919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博士毕业。回国后，在北京绒线胡同和同学杨贯中合办一所私立医院“森仁医院”。32岁与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结为伉俪。1981年3月去世。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华食谱》、《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等书。
审稿：周劲风 监制：潘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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