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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称新安，以山水之美、林茶之富、商贾众多、文化之盛而蜚声海内。其历史悠久，行政区划稳定，自唐大历四年（769）形成一州辖六县的格局后，直至清代，基本未变。此外，徽州山高水险、天蹙地促，近人许承尧曾言“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可见徽州地理单元之独立。
相对“封闭”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维持了徽州文化传承的同质性，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化圈，使徽州文化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尤其表现在其地之人群的对金钱财富的态度方面。唐晓峰教授曾在《九州》创刊号中指出，要积极关注每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都与生俱来的空间属性。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及现有研究成果总结出：徽州人群在财富观方面具有节俭朴素、尤为追求财富，而后又夸富斗靡的特点；并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分析了上述历史特点产生的自然、人文地理背景。
据弘治年间所修的《徽州府志》卷一《风俗》记载：“黟则民朴而俭，不事商贾，祁门则土隘，俗尚勤俭，男耕女绩，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乡，素习诗礼，不尚浮华。”明人汪道昆也对家乡徽州的民风淳朴颇为自豪，《太函集》卷七十二《竦塘黄氏义规记》中说：“吾郡列故都三辅间，有司奉德，意唯谨，民俗织俭，务蓄藏。”
徽州人在生活中的最大特色就是节俭, 以至民间流传不少徽商节俭、甚至过于吝啬的故事。旧时有一则笑话说：一个徽州人出外做生意，带了一个咸鸭蛋在路上佐餐，每餐只用筷子蘸上一点舔舔。有一天，他正在吃饭，忽然刮起了一阵风，差不多只剩下一个空壳的鸭蛋被吹到河里去了，这个徽州人便聊以自慰的叹息说：“风吹鸭蛋壳，财去人安乐。”这则笑话的真实性如何很难考究，但的确刻画了徽州人的节俭品性，尽管口吻有点戏谑。这在文献上可以得到充分印证。许承尧在《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云：
家居务为俭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脔，贫者盂饭盘蔬而已。城市日鬻仅数猪，乡村尤俭。羊惟大祭用之，鸡非祀先款客，罕用食者，鹅鸭则无烹之者矣!
再如清人刘汝骥在《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歙县风俗志习惯·饮食》记载：歙山多田少，产米常供不给求。东西两乡犹能输其羡于邻境，惟南乡与北乡之黄山，农家多种苞芦以自食。非小康之家，几不易得米面不常食。商铺有定律，月四餐、六餐而已。肉食用猪，食牛羊者绝少。鳞族羽属亦不多得。寒素家风，以蔬豆为常用品，如新洲之萝卜，葛塘之白菜，问政山之笋，皆绝美。市中所制豆腐，亦远胜他处。有毛豆腐者，乃江浙各属所未有，惟卫生家不取焉。富有者早起，喜食盐茶蛋，且用以供客，酒则土酿与购自他省者参半，皆力薄，而性烈无深醇者。
徽州人群不仅在饮食方面精打细算，在其他生活细节上也有令人咂舌的记载。《我之小史》是徽州末代秀才詹鸣铎的写实自传。其中第三回记载：詹鸣铎少年首次跟随父亲出门去杭州，弃船上岸，已是疲乏之极，但“父亲生平节俭，不肯用肩舆，与我吃亏两个腿，总算不坏”。此次杭州之行，詹鸣铎与人捉迷藏，扯破长衫与马褂，父亲心疼之下，大骂一顿。当日，也许是希望与初次出门的儿子留个纪念，父亲“携我至一家照相馆，拟与我同拍照，嗣因价目不对，竞致作罢”，舍不得花钱拍照直接导致“父亲一生无照片，逝世之日，唤画工约略摹之，不得象形维肖，以致父亲容貌，至今竟无范本”。更有甚之，“徽州朝奉”这一原本含有尊敬意味的词语，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了刻薄吝啬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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