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但翻来覆去也不过是为了钱、户口、编制等等，或许在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大事业、大理想和大情怀，但对于我这样资质平平的普通人来说，那些都太遥不可及了。平平稳稳地工作，体面一点地生活，也许这才是我人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真要考公务员了？大学四年白学了？新闻理想不要了？”
面对同学一半玩笑一半认真的打趣，刘静也自嘲地回答：“别问，问就是我乐意。”
真的乐意吗？在决定放弃储备多年的职业规划，参加公务员考试的那一刻，刘静隐约觉得心里有那么一个角落塌方了。
现在的她，一边摇着头，一边说着“我乐意”。
5年前，刘静带着学校文科状元的身份踏入了大学新闻系，那会儿“新闻理想”这东西还是个“值钱”的物件，尽管谁也不明白它到底是个啥，更不知道它怎么就成了那么多人的理想。
从大一暑假开始，刘静就奔波辗转于一家又一家媒体公司，大的小的，新潮的古板的，她来来回回穿越了小半个国家，造访过凌晨2点的北京三里屯，步入过梦寐以求的上海国际饭店，稚嫩的她躯体疲惫却心怀悸动。
不知不觉，实习证明已是不厚不薄的一叠，刘静的疑惑与不安却也在一点点累积。
熬夜剪片、疯狂码字、不断脑暴是这个行业的工作常态，每天都可能被迫见不想见的人，听不想听的话，写不想写的文章，有时刘静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和并不茂盛的头发哀叹：也许我的发量压根不适合干媒体。
有一次，刘静被指派去采访一位世界500强企业的中方负责人，老总聊了半小时的“成功学”，抽了七八根烟，门窗紧闭的会客室里犹如仙境般烟雾缭绕，刘静被呛得说话都跑调。
趁老总出去接电话的空隙，刘静利索地打开窗子，靠在一旁用力吮吸着室外渗进来的新鲜的空气，她忍不住朝门外翻白眼，固体的老总挪出了房间，可气体的老总还在屋里飘荡，阴魂不散，让她心里发毛。
马上就要毕业了，曾经被热情和信念禁锢着的怀疑，像个困兽，在刘静的身体里横冲直撞，颤得她心发慌。
偏偏这时候，家人又提起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考公务员”。
刘静总觉得家人的眼光是最短浅的，几年来对她职业规划的劝诫也无非是翻来覆去的那么两三句：“女孩子家家，回家来找个稳稳当当地工作有什么不好？你看那些搞媒体的、那些记者，跑东跑西，整天不着家，多辛苦多累，又赚不到几个钱，你干嘛非要给自己、给我们添堵？”
这话要放两年前，绝对能让刘静“原地爆炸”，她会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地反驳：“新闻理想是钱能衡量的吗？庸俗！难道我今后几十年就得喝茶看报，虚度一生？！”
没错，在刘静的意识里，公务员的本职工作就是“喝茶看报”， 以致于父母提及谁家的谁谁谁考上了公务员，她就自动联想起学校门口抱着大茶缸晃悠的保安大爷，她为此感到不耻，也为此和家人冷战了无数次。
“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考什么公务员？”她用同样的话术击退着一波又一波的“进谏者”，仿佛来者均无善意，一个个都在怂恿她去干些伤天害理的事。
但这一次，刘静迟疑了。
她没有反驳，此时在心里她不得不承认，家人的说法至少有一部分是客观现实，虽然只是一部分，但这些现实已足以让她动摇，无法再像之前那样义无反顾，坚持己见。
实习单位里的95后、乃至00后一个个都把网络热梗收拾得门儿清，标题起得跟开玩笑似的，却能轻轻松松骗来几万加的阅读，科班出身的刘静坚守着课堂上的那一套，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好不容易熬到研究生毕业，却发现自己在这个行当毫无优势。
她的无力与焦灼与日俱增，而“媒体寒冬”的论调也渐渐吞噬了当年至高无上的“新闻理想”。
“不好意思，我们今年不打算招人了。”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刘静实习的单位放了她的鸽子。
回家放空的那几天，刘静在图书馆遇见了吕晓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就这样重启了联络，渐渐地，刘静发现自己视为鸡肋的公考，却是别人心心念念好几年的白月光。
考公务员几乎是吕晓辰唯一的执念，3次考试，2次进面试，都没有着落。
过去以为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只需要翻越一行栅栏，如今她才看真切，那里杵着的根本不是什么栅栏，而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墙。
吕晓辰一次次地撞过去，一次次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撞出令人叹惋的悲壮。
当然，公务员也并非吕晓辰的第一选择。
大学毕业后，吕晓辰意气风发地南下广州，那是她上高中时就心驰神往的城市，她不止一次在心中勾勒出自己一副都市丽人的模样，踩着GUCCI拎着PRADA，出入各种高端场合，留下潇洒婀娜的身影。
当时的吕晓辰还年轻，至少心态是积极的，尚能靠着一个并不瓷实的职场精英梦撑着自己不轻易倒下，但职场精英哪有清闲的？
一次，在加班加点一个月终于完成一个大项目后，她咬咬牙给自己买了一双心仪已久的高跟鞋作为犒劳。
走在下班后灯红酒绿的广州街头，吕晓辰突然脚一崴，整个人狼狈地跌倒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她忍着剧痛，费力地爬起来，把自己安顿在路边的长椅上，掏出手机刚准备通过朋友圈发一通牢骚、撒个娇，却发现自己压根来不及委屈，因为一眨眼的功夫，工作群里又多了几条@她的消息。
吕晓辰一瘸一拐地蠕动着，倒不是脚踝的疼痛限制了她的速度，而是不停地回复消息让她分神顾不上抬头看路。
工作群里最后的一个指令是召唤她回公司加班，周五鲜活的夜晚突然晴空霹雳，吕晓辰脑袋里冒出来一句：“不值得”。
“我想我其实并不喜欢那份工作，只是被小说和电视剧里的情节冲昏了头，用别人编造的剧情强行给自己加戏…所以，本质上，那份工作和去餐厅刷盘子没有两样，都是为了赚钱糊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找个更轻松更稳定的工作，非要折磨自己活受罪？所以，我决定回家，考试。”
吕晓辰把自己的大彻大悟一五一十交代给刘静，她并不因此感到害臊，反而有种底气十足的光荣，她觉得自己在把刘静引向正确的道路，也认定刘静早晚会和自己一样放弃那些有的没的，以至于她都忘了自己还是个疲于备考的无业游民。
刘静的确被说服了，其实她内心早已投降，只是需要给自己曾经的心高气傲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而吕晓辰正是那个完美的台阶，能把如此“不体面”的事包装得这般理所应当，她觉得吕晓辰已经把话说到极致，她看得出来，就在吕晓辰摔倒在街上的那一刻，她的职业理想也一起摔碎了。
刘静完全接受了“考公务员”这件事情，出生于公职家庭的她第一次仔细地打量了父母的生活状态——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尽管职位不高，但终究是个有衣有靠的地方，论“功业”，她终于说服自己，一个新闻跑腿的作为也不见得比公务员高多少。
刘静的“妥协”在吕晓辰看来是明智的，尽管从此在公考的路上她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自诩混过几年职场，旁观了身边的人来来回回的换工作，吕晓辰意识到，也许在职业选择中，大部分的人都是意难平，相比之下，公务员确实算得上“性价比”很高的工作了。
为此她愿不惜代价再考第4次，如果有必要，还有第5次、第6次…
“每个人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但翻来覆去也不过是为了钱、户口、编制等等，或许在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大事业、大理想和大情怀，但对于我这样资质平平的普通人来说，那些似乎都太遥不可及了，平平稳稳地工作，体面一点地生活，也许这才是我人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刘静在图书馆啃着厚厚两摞公考复习材料，脸上的凝重和不苟仿佛在说：“我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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