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孺：第一个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的银川人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档案馆众多的历史档案中，珍藏着两张宁夏宁朔县徐宗孺的文凭：一张是清宣统二年

（1910年）甘肃政经学堂（今兰州大学前身）颁发的毕业文凭，另一张是民国5年（1916年）甘肃巡按使张广建（相当于甘肃省省长）颁发的俊士文凭。

这两件由宁夏档案馆收藏的档案珍品，不仅是十分珍贵的实物档案，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宁夏初期教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求学路上取得两张文凭

1885年，徐宗孺出生于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乡。

他天资聪明，少小学习勤奋，立志成材。当时宁夏没有中等教育学校，胸怀大志的徐宗孺，背井离乡考入了甘肃法政学堂。

经过6年的刻苦学习，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成为宁夏银川第一个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的人。

甘肃法政学堂给徐宗孺颁发的毕业文凭，是国内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的文凭之一。

文凭中录有“甘肃全省法政学堂”、“法政讲习科”所学课程“伦理”“宪法”“法学通论”“经济”等14门课的名称以及任课教师的名字和各科考试、毕业考试分数。

文凭最后除录有学生年龄、籍贯外，还录有其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名字。

文凭上盖有“甘肃法政学堂关防”印章，还盖有满汉双文的“甘肃提学使司”印鉴，最后是文凭发放日期和编号。

这张毕业文凭为白色宣纸印制，四边印有八条飞龙，“毕业文凭”四字分置四角，文凭的前一部分文字，刊录的是慈禧懿旨，全文800多字。

徐宗孺当年就读的甘肃法政学堂，原为学吏局于1880年附设的学馆，1901年改为法律馆并移交甘肃省按察使署，1904年改为课吏馆，1908年改为法政馆，当时有官生60名，客生20名，绅生72名，教授、学习吏法、律例等。学生上学有政府补贴，官、客、绅班每人每月分别领取银子四两、三两和二两。

1909年奉学部令改名为法政学堂。

据有关资料介绍，兰州大学档案馆现在还存有光绪皇帝的建校训旨。

民国以后，甘肃法政学堂数次易名，于1946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

1916年，甘肃巡按使张广建颁发给徐宗孺的俊士文凭，为徐宗孺参加甘肃省宁夏道试，荣膺优等第一名后获得的一张“俊士文凭”。

“俊士”一词，古而有之。自周代起，称优秀而入大学的子弟为“俊士”。其后各朝代就把“俊士”指为“俊秀之士”，也就成为民国政府依循旧例，对于在各省、道考中成绩优秀者的一种官方褒奖的认证。

宁夏档案馆所珍藏的“甘肃法政学堂毕业文凭”和“俊士文凭”，实属国内罕见。

宁夏初期教育的奠基人

1930年初，徐宗孺再次任宁夏中学（前为“五中八师”）校长。因他的思想比较守旧，引起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不满。

当年秋季开学后，因为对几个所谓“闹事”的学生处罚不当，引起学潮，被迫辞去校长职务。

这一次的失败，对徐宗孺思想触动很大。

从此，他开始接受民主爱国思想，逐渐摆脱封建守旧思想的束缚，向社会进步力量靠拢。

之后在担任宁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和宁夏中学校长期间，办学方向明确，教学质量大有提高，为宁夏中学教育作出了贡献。

1939年1月，民国宁夏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徐宗孺被推选为副议长。

在当时马鸿逵的统治下，徐宗孺是唯一能当面批评马鸿逵的人。

1946年11月，徐宗孺以教育界人士的身份被推选为国大代表。

在南京参加第三届国大会期间，发生了“雷案事件”，当时宁夏国大代表雷启霖联络袁金章、司以忠等人，公开在大会上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和暴行，掀起了一场“反马”风波，搞得马鸿逵恼羞不已。

会后徐宗孺返回宁夏时，马鸿逵派人将他堵在银川南门外，叫他直接到马公馆见马鸿逵，但他执意回了家。

次日，马鸿逵把他叫去，指责他在南京为什么不制止他的学生雷启霖等人“闹事”，徐宗孺说：“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了，何况学生！”马鸿逵拍案大骂，徐也拍桌子抗辩。之后，他一气之下回家务农，表示与马鸿逵政府公开决裂。

徐宗孺的孙女，新华百货公司原董事长徐鸣凤深情地回忆说，1910年，徐宗孺从甘肃法政学堂毕业后回到宁夏，投身于宁夏的教育事业。

1923年至1934年先后出任“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兼第五中学”“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及第一师范”“省立师范学校”“省立女子中学”“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务，还担任过宁夏省磴口县县长、宁夏县县长、省参议会议长等职。

徐宗孺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人师表的学风教育影响着宁夏一代代莘莘学子。

宁夏早期共产党员孙殿才、张子华、李天才、梁大均等人在银川上中学时，都曾先后在徐宗孺担任宁夏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时耳濡目染过，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坚强的革命者。

1949年宁夏解放后，徐宗孺先后担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厅厅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宁夏省支部副主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宁夏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等职。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马鸿宾出面召集宁夏军政委员会委员和社会名流组成和平代表团与解放军谈判。徐宗孺被请回银川，担任谈判代表团社会团体负责人。当时解放大军已进至中宁。

徐宗孺和李芝秀、姚启圣等社会团体代表前往中宁与解放军洽谈，欢迎解放军迅速进军银川和平解放宁夏。

9月23日，徐宗孺又和全体代表亲赴黄河仁存渡口，迎接解放军入城。

1949年10月7日，银川市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银川东门外举行隆重的盛大集会，庆祝宁夏省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在盛大集会上，身穿长袍年过半百的徐宗孺老人慷慨激昂、心潮澎湃，代表宁夏省教育界在盛大集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徐宗孺用自己历经宣统、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切身感受，深刻揭露了旧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

他说，我们宁夏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维护好宁夏的社会安定，推动宁夏的各项事业发展。

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政府主席邢肇棠对徐宗孺的爱国热情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他们说，徐宗孺作为民主党派的开明绅士，学识渊博，是宁夏第一大秀才，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宁夏和平解放谈判，为和平解放宁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徐宗孺任第一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宁夏省分会主席，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统一领导下，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和人民的新宁夏。

他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积极热情地参加了宁夏省和银川市的筹建工作，为抗美援朝捐助房产买飞机。

1952年9月至1954年9月，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宁夏分会主席，为新中国的人民体育事业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0年，他参加了民盟，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活动和公益事业，接受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带头将自己的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1954年宁夏和甘肃省合并后，徐宗孺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万人空巷送老人

1957年4月9日上午，徐宗孺因患肺结核症久治不愈在银川逝世，享年73岁。

回首往事，徐鸣凤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饱含热泪地说：“1957年4月18日送葬的那天，银川中山南街、新华街、柳树巷街道两旁都站满了市民，他们翘首目送一位和蔼可亲老人的灵柩。”

那年徐鸣凤才9岁，在送葬队伍的灵柩前披麻戴孝，拉着长长的白幛子走在前面，悲戚的场面令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徐宗孺逝世后的追悼大会声势浩大，追悼仪式隆重。

1957年4月18日，甘肃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在兰州市文化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缅怀为宁夏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奠基人——徐宗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