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已有的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或许不是最早进入文明时期的文明。但在已知的古老文明中，我们却是唯一一个一直延续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国我们硕果仅存，耀眼如爱琴海文明，也都归于尘埃。在灿烂的人类文明之中，我们不好评判文明的优劣，但却要问一句：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遗存下来？

想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其他文明的消亡历程。古埃及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进入文明时期，历经三个时代三十个王朝，其辉煌主要是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进入新王国时期就被频繁入侵吞并，最终被马其顿和罗马先后征服，其文化受到来自希腊、罗马乃至后来阿拉伯文明的入侵而灭亡。

而古巴比伦文明主要是指古巴比伦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前者遭到来自赫梯帝国、迦勒底人以及亚述帝国的入侵而灭亡，后者被波斯人武力征服。古印度文明又称“哈拉巴文明”或“印度河文明”，其在公元前十八世纪神秘衰亡，其后被从西北方来的雅利安人入侵，建立起后来的印度文明。由此可见，文明最大的敌人来自于外敌入侵。

那么，中华文明没有遭受过外敌入侵吗?答案肯定不是，早在神话时代我们就有炎黄大战蚩尤的传说，如果那次战争失败了，也许也就没有炎黄子孙了。而进入奴隶制王国时代的我们也时常在和蛮族交战，西周就是被犬戎灭亡的。进入封建时代后的民族战争的规模就更大了，五胡十六国、蒙元入侵、满清入关，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近代的西方入侵与日军侵华也一度使我们陷入危机之中。但同样遭受了侵略，为什么我们能够幸存呢？这就涉及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了。

地理的隔绝

如果说我们足够幸运，那就是我们生在东亚。古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但如果以社会环境去考量，我们是应该被划到世界边缘去的，中东才是世界的要冲。我们常说中东地处亚欧非三大板块的交界地带，这里是真正的“十字路口”。中东的地形是通达的，同时又是破碎的，因为这里有三洲五海。

作为核心地带而不具备缓冲，只能是强者居之，预示着这里必然是王朝迭起，盛衰无常。

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 ——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而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身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及太平洋的环抱之中。在中古时代，三面无强敌，生存条件十分有利。而我们的祖先起源于黄河流域，当时的东亚地区，黄河流域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当时的南方偏僻落后，受限于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无法开发利用。因此无法养育太多的人口，无法形成较大的规模的文明，也就无法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

我们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但北方的气候环境相对较差，使得游牧民族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而农耕民族的发展相对比较稳定，其生产能力更强，比游牧民族更具生存能力。

我们就生活在这大山大海与高墙的后面，自成一方天地，因此免受了西欧社会那般诸蛮族的连番洗劫，也免受了阿拉伯地区几千年中四面八方敌人的侵残。虽然我们也曾遭受侵略但对比其他地区，我们遭受的侵略强度、持续时间、破坏程度都要低于他们。而且往往是中华文明对入侵者起了反作用，双方产生了文明的融淬。结果每一次入侵都是中华文明的一次数据更新，而没有对中华文明产生生存威胁。基于这一点，地理上的隔绝对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的确功不可没！

庞大的人口

这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人口。每每提到我们的十四亿国民，我们都会自豪的说中国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人多力量大”也一直是我们热衷去提说的话。在人口问题上，我们现在所能认识到的直接的好处就是人口红利与市场潜力。在改革开放的起步时代，正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优质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世界各国纷纷来中国投资设厂，人口红利为我们前三十年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助力。而在当代，十四亿人口所蕴藏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已经被世界各国所重视，这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以及更多的消费选择。

估计公元前10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5000万。估计公元前5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1.0亿，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此年有25,000,000人口。估计公元前4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1.62亿。估计公元前200年时的世界人口有1.905亿。估计公元前256年的孔雀王朝有50,000,000人口。—— 百科资料

但除了这些直接经济效应，人口对于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帮助，那就是保证了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不管是任何时候，人口都不能被看做是人类发展的包袱，因为文明不能离开人而存在。三大古老文明的灭亡就是因为创造、掌握并享用文明的那一批人已经死亡而没有人继承其文化遗产。中华文明持续稳定发展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人口体量十分庞大，这使得我们相比于其他民族有了更多的延续的可能。

在秦朝时期，中国人口就已经有两千万，比同时期的欧洲人口之和还要多。在西晋早期中国大约有三千六百万人口，而五胡十六国时期汉族人口急剧下降，一度衰减到五六百万，只有原来的七分之一的水平。在此后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人口规模都相对比较稳定，到了明清时期才因为粮食产量的增长与人头税的取消而大幅度增长，最终突破一亿人口大关，并在清朝末年达到了四亿五千万之众。蒙元与满清的入侵都是伴随着血淋淋的屠杀的，各个朝代的混乱时期还伴随着军阀的混战与屠杀。在近代，一场抗日战争中国就死伤超过三千六百万人口，仅这个伤亡规模都够三大文明古国一起灭亡十几遍了。可见，如果没有庞大的人口体量，哪里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

而所谓的文化优势在人口体量面前也不值一哂，文明的演进并不严格按照层级递进模式。就比如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的衰亡，要说日耳曼文明是否比希腊罗马文明先进并不见得，但希腊罗马文明的消亡却是事实。而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薪火相传也不在于我们总是先进的，蛮族不管先进与否，只要他们愿意并且能做到，他们很乐意把华北平原的农田变成牧场。他只知道喂马靠的是草料，铸铁靠的是矿石，而圣贤书只能给炉膛再添一把火。所以，蛮族真正消化不了的是人口，而不是文化。

文明延续的代价

我们正是凭借这两大优势确保了我们文明的存续，但这样的存续对我们来说未必是好事。如上所说，中华文明在外族入侵中一直处于交融，是事物原态上的再改造，体现的是文明的时代差异性和适应性，但毕竟是原态上的，这有利于文明的传承却不利于其革新。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在欧亚核心区后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从而根本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三至六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而正因为蛮族对西方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一方面造成了西方文明的衰落，另一方面却为新文明的发育生长创造了空间。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古典文明的消亡中论述的也是这一点。古典文明的衰落是遗憾也是契机，其为近代文明产生创造了条件。因此，西方人能在近代领先于中国步入近代化不得不感谢其开放的自然环境。隔绝的自然环境带给中国人以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使文明的更新变得困难。割裂传统，妄言新术，怎么想都会被当做极端的大逆不道的狂悖之论。毫无疑问，在出现文明真空的地区更易于产生和推广新文明。

参考资料：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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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