崗上遺址，位於滕州市東沙河鎮陳崗村東北500 米，1977年12月23日，被授予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於1955年由著名墨學研究專家、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知寒教授考古發現，徹底否定了長期在我國史學界流行的“山東無彩陶”的觀點，在史前文化考古學上有重大價值，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引起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高度重視，雖早於大汶口文化遺址發現，卻惜因種種變故未能命名成中華文明發展史遠古文化時期代表，“崗上遺址”失去了在考古學上的應有地位，淪落成眾多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中的一個，形成了一個無法彌補的歷史遺憾。
崗上遺址位於村東里許隆起的高地上，當地群眾呼其地曰“桃行”，其餘部緊靠漷河，水自南向北折向西流淌。崗上遺址因河流而分為東西兩塊，遺址南北長約300米，東西寬約200米，總面積約6萬平方米。從河岸西部的土嶺上，採集到鼎足、豆盤、高足杯殘片、白陶片、泥質紡輪、石質紡輪、彩陶罐片、象牙筒殘片等大量遺物。在東部土嶺上，採集到鬲（li）足、豆盤、甗（yan）腰等遺物。1961年夏，為了進一步瞭解該遺址的文化風貌，由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山東大學歷史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聯合組成考古試掘小組對崗上遺址進行發掘。在這個發掘過程中，歷時半月，共清理墓葬八座，灰坑一個，開鑿探溝一條，獲得文物、標本百餘件。
崗上遺址的年代從六千年前開始，大約經歷了兩千餘年。在這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崗上的先民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化。那時，人們已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房屋有圓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發展成為地面建築，面積由五、六平方米擴大到二十平方米。他們的石斧、石鏟等工具由厚而薄，越做越精，大大加快了耕種收割的進度。豬和狗成了主要的家禽。手工業有石器、骨器製作、製陶、紡織、木作、編織等。晚期出現的薄胎彩陶罐片、白陶片，代表著製陶工藝和材料方面的重大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在崗上遺址發現了象牙筒殘片，它表明我國商代象牙雕刻工藝淵源於這類文化。在崗上遺址的墓葬中，發現了男女合葬或男女帶小孩合葬，標誌著母系氏族社會已經結束，開始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在後期墓葬中，發現隨葬品有多又少，意味著貧富開始分化，私有制開始產生，原始社會趨於解體，向階級社會過渡。
崗上遺址的發現揭開了大汶口文化的第一頁，在我國考古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雖因各種原因沒能恢復其應有的歷史地位，但後來也受到某種程度的重視。1977年，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公佈崗上遺址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繼崗上遺址之後，國家和山東省的考古工作者又先後在滕州境內的前大宮莊村南、官橋東村、西康留村北、軒轅莊村東北、北辛村北薛河故道北岸、北辛村北寨牆裡、東於村東北、羊莊鎮土城村西南、石樓村東、孟家莊村東、毛堌村西南、腰莊村西、南界河村東、陶莊村東、城郊鄉土城村東、崗子村南、後堌堆村、壩窩村東、前皇甫村西、前壩陵橋西等處發現了大汶口文化類型的遺址。從這些文化遺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可以進一步展現出那個時代先民們的生產與生活情境。
那時的先民們，為了用水方便，選擇河岸高地安家建村。遠遠望去，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草房周圍，冒著燒飯和製陶的縷縷青煙。每天早晨，成年男子迎著朝陽去種地、捕魚打獵，婦女和老人留在家中照顧孩子、餵養雞豬、操持家務。村外的草地上，可以看到放牧的牛羊，遠處的樹林裡，狗隨主人追捕獵物。太陽落山了，男子們各自回到家中，孩子高興的迎上去接過勞動果實，婦女端上了煮熟的粟米和獸肉。他們邊吃邊談各自的收穫和見聞，商討明天的行動計劃。晚飯之後，全家擠在鋪著獸皮或軟草的地面睡覺。雄雞高叫，把他們從夢中喚醒，又開始了新的艱苦而愉快的生活。就這樣，年復一年，世代相傳，繁衍生息，用血汗滋潤了這塊土地，用勞動改變了自然面貌，步出了原始社會，跨入了文明歷史的門檻，誕生了滕、薛、小邾等文明古國，歷史又揭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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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盛夏，剛剛發過大水的小漷河，兩岸的樹木一片蔥綠，河岸邊被山洪衝發的犬牙交錯，大片的茅根露出了鮮嫩的白根，被衝歪的大樹懸在河岸。一名青年不顧天氣炎熱趴在河岸上，撿拾著裸露的一塊塊殘瓦碎碗，仔細觀察上面的紋飾……
他就是山東大學歷史系學生張知寒。張知寒利用暑假時間，來到了城東9公里處的陳崗村考察。村東有一片隆起的高地，一條自南而北的小河從高地中間穿過。河水清澈見底，游魚在河中歡唱，金色的沙子鋪滿河岸，這河叫小漷河又叫明河，發源於東部山區，蜿蜒曲折從上游的靈丘古國的護城河奔襲而來。
張知寒根據學到的知識，從河岸兩側斷層觀察，土層中暴露出許多灰層，夾雜著一些紅燒土、人骨、彩陶器殘片等。這意外的發現震驚了年輕的大學生，他雖還未識“廬山真面目”，卻意識到發現了“新大陸”。張知寒欣喜若狂，心中好像發現了寶貝一樣高興。他把精心蒐集到的幾百片彩色陶片運回學校交給老師們研究。經初步確認：張知寒發現了山東第一片彩陶。這也是在中國境內發現的第一處彩陶遺址，對於研究我國古代彩陶歷史和原始社會後期人類活動，又著劃時代的意義。
這一發現，也驚動了山東大學的專家教授，接著山東大學派出劉敦願副教授率隊到崗上進行了大面積考古發掘，充分證實了崗上遺址在考古學上的重大價值以及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從而徹底否定了長期在我國史學界流行的“山東無彩陶”的觀點。這一重要發現很快引起了中國科學院漷沫若院長的重視，他親自寫信鼓勵張知寒：“你在滕縣崗上發現的含有彩陶的遺址，認為是有別於山東龍山文化的另一種文化遺存，這是很有可能的。你這個發現，填補了山東境內無彩陶的空白，值得讚許和重視。”並介紹張知寒去見尹達和夏鼐先生，畢業後到中科院考古所工作。山東省文管會主任、著名文獻學家王獻唐先生稱讚“劉敦願和張知寒是考古學界的後起之秀”，也表示願把張知寒留在身邊當助手。
張知寒，原名張振衡，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生於山東省滕縣（今滕州市）城北顧家廟村一個沒落的書香門第。他的祖上在清代曾經出過三個舉人、五六個秀才。載入山東史冊的魯南抗戰領導人孔昭同、彭畏三、董堯卿等人，都是他的族伯張敬齋、張傳舉老先生的學生和摯友。由於家庭的影響和薰陶，張知寒六、七歲時即能背誦《三字經》、《百家姓》、《論語》、《朱子治家格言》等，在滕北一帶素有神童之稱。
１９４５年秋，張知寒在徐州讀師範時經劉子衡先生介紹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以後３年多時間裡，他以經商為掩護，來往于徐州、滕縣等地，一方面為我黨蒐集、傳遞情報，一方面購買解放區所需的醫療器械、藥品等送往魯南軍分區。１９４７年春，他在徐州遭到國民黨軍統特務的追蹤和逮捕，後經中共徐州地下黨組織營救脫險。後受黨的委派，他跟隨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劉子衡先生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之後又參加了渡江戰役、抗美援朝。在一次空軍訓練當中，他不慎摔傷了身體，1951年轉業到魯中南幹部療養院任秘書工作。1954年他以選幹生的身份，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
當時坐落在青島市魚山路上的山東大學，以文史著稱於世，張知寒把聰穎的天資與勤奮的努力結合起來，學業大進，被推舉為本班班長和歷史系學生會工農兵調幹生學生代表。正當張知寒和他的師友們潛心研究崗上文化，準備把相關的系列成果公開發表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橫禍壓垮了一個史學新星，也擊碎了張知寒一跨入山大就篤志追求的“陶行知夢”。他被定為右派。張知寒因研究崗上文化被打為右派，而他發現的“崗上遺址”也因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失去了在考古學上的應有地位，崗上遺址的研究申報工作也因此被停止，而這個最閃亮的絕對能稱得上東夷民族的原始圖騰遺址，卻與張知寒、與陳崗、與滕州無緣，被永遠地定格在稍晚幾年的發現地——山東泰安大汶口，崗上遺址變成了眾多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中的一個。一個無法彌補的歷史遺憾就這樣形成了。1977年崗上遺址定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張知寒發現發掘的崗上遺址，開啟了對於一個時期文化的研究。1961年夏，為了進一步瞭解該遺址的文化風貌，由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山東大學歷史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聯合組成考古試掘小組進行了發掘。歷時半月，清理墓葬8座，灰坑1個，開挖深溝1條，共得到遺物百餘件。根據發掘資料分析，此處遺址的年代，最早的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大汶口文化，並含有龍山、商周等幾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堆積，在遺址中採集的含碳標本，經放射同位素碳１４測定，其年代距今６０００至４０００年左右，延續時間約２０００年。
“文革”中，崗上遺址遭受了嚴重破壞。當時，在中心部開掘了一條東西向水渠，破土時，發現了許多完整的人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松綠石等文物，其中一件人面紋玉飾特別精緻，其長3.2cm，寬3.9cm，用陽線刻劃人面輪廓和橢圓形眼眶，眶內刻短線表示眼睛，三角形鼻，口用短橫線表示，人面神情含蓄恬靜，距今約5000年，具有明顯的宗教意義。這件人面紋玉飾，不僅為研究史前雕刻藝術，同時也為探索東夷部族的原始宗教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崗上文化的年代從六千年前開始，大約經歷了兩千餘年。在這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崗上的先民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化。那時，人們已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房屋有圓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發展成為地面建築，面積由五、六平方米擴大到二十平方米。他們的石斧、石鏟等工具由厚而薄，越做越精，大大加快了耕種收割的進度。豬和狗成了主要的家禽。手工業有石器、骨器製作、製陶、紡織、木作、編織等。晚期出現的薄胎彩陶罐片、白陶片，代表著製陶工藝和材料方面的重大成就。特別是在崗上遺址發現了象牙筒殘片，它表明我國商代象牙雕刻工藝淵源於這類文化。
崗上遺址經考古專家的發掘、研究，從而揭示出社會關係是母系氏族社會轉至父系氏族社會的階段，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首先是婚姻關係，它已由族外群婚發展到對偶婚，也就是一個男子和女子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不穩定地共同生活。對偶婚的出現，促使了母權制的瓦解，父權制的產生。因為此時的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均有很大的發展，男子在生產中佔居了主導地位，婦女則被排擠到次要的地位。在崗上遺址的墓葬中，發現了男女合葬或男女帶小孩合葬，標誌著母系氏族社會已經結束，開始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在後期墓葬中，發現隨葬品有多有少，意味著貧富開始分化，私有制開始產生，原始社會趨於解體，向階級社會過渡。
張知寒後來被安排回老家改造，他夜以繼日地鑽研中醫理論，在家鄉一帶行醫十多年，診治痊癒的病人不計其數。鑑於張知寒行醫的名聲越來越大，1976年秋，經滕縣衛生局推薦，張知寒受聘為滕縣衛生學校醫古文、醫學史的代課教師。他在認真教書之餘，出版了《中國婦科識要》和《中國醫藥史精華錄》，1987年獲國家教委、文化部頒發的全國優秀圖書（醫藥類）一等獎（金鑰匙獎）。
1978年，張知寒的冤案得以平反，他謝辭了省中醫學院的邀請，毅然走上了山東大學的講壇。他憑藉著深厚的家學和紮實的古文基礎，贏得了領導和老師們的好評和認可。從1979重返山東大學，到1988年按規定離休，10年間他從講師、副教授、教授，一步一個臺階；從班主任、優秀教師、全國教書育人先進工作者，到山東省和全國教育工會委員，一步一個腳印。
繼發現崗上遺址之後，點起了張知寒對東夷文化研究的薪火。國家和山東省的考古工作者又先後在滕州境內的前大宮莊村南、官橋東村、西康留村北、軒轅莊村東北、北辛村北薛河故道北岸、前皇甫村西、前壩陵橋西等處發現了大汶口文化類型的遺址和前掌大、北辛文化兩個國家級保護遺址。從這些文化遺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可以進一步展現出那個時代先民們的生產與生活情境。
張知寒教授崗上遺址的發現與研究，奠定了他在考古界的地位，也激起了他對家鄉山山水水的熱愛，激起了他對家鄉歷史人文研究的興趣。張知寒想起了童書業先生５０年代對他說過的一句話：墨子很可能就是你們滕縣人。於是他就下決心首先解決墨子裡籍這個千古之謎。張知寒經過縝密考證，先後發表了大量論文和考證文章，確認了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墨子應為魯國所屬的小邾國（今山東滕州市）人，並得到了我國學術界大部分專家的普遍認同，這為山東大學和滕州市合作推進墨學研究事業提供了重要契機。他以墨子為榜樣，跑遍大江南北，遍請海內外專家學者，迎來了首屆全國墨學研討會的召開和中國墨子學會的成立。從而點燃了對墨子和墨學這一顯學研究的高潮。張知寒教授被中國著名的傳統文化研究專家蔡尚思、張岱年、任繼愈、楊向奎諸先生讚譽為“墨家傳人”、“富有墨子精神的傳奇人物”。
天有不測風雲。正當墨學研究事業凱歌猛進的時候，張知寒先後患腸癌、肺癌、肝癌。三年之中，三癌加身，張知寒以驚人的毅力，忍受著巨大的病疼與癌魔抗爭，在病榻上夜以繼日地為墨學操勞。直到１９９８年７月上旬，在他生命垂危之際，他還在口述給中央領導的書信，提出繼續推進墨學研究的各種建議。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６日，張知寒先生辭世。在他的呼籲、組織和推動下，從上世紀９０年代初開始，墨學研究漸趨高潮，被學術界稱為墨家學說的第二次復興。
隨著滕州高鐵新區的開發建設，對於崗上遺址與崗上遺址文化研究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崗上遺址的保護工作已列入滕州高鐵新區的戰略規劃，一個展示原始社會向氏族社會過渡人類活動的文化產業園將佇立在魯南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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