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7日，多伦县土地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福全在直播间和网友交流。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24日《南方周末》）
内蒙古多伦县长刘建军是快手上唯一实名认证的县长，其直播时长超过了全国99%的用户。他不仅自己做直播，还要求全县科级干部都要注册直播账号。
刘建军也承认，直播问政能推动，有 “一把手”的因素，“至于我走了以后是不是还能继续搞，那我不知道。估计我后面的县长压力就大了。”
下乡时，刘建军经常会顺便给农牧民看病。他不是医生，他是内蒙古多伦县的县长，自学过一些中医知识。
2019年10月18日上午，在调研途中，这位“中医门外汉”又开展了一次“义诊”，地点设在蔡木山乡上都河村扶贫夜校。
那次“义诊”，刘建军通过自己在快手上的账号进行了全程直播。对他来说，用手机直播并不新鲜。
过去半年，刘建军几乎每天都用个人账号做网络直播、发短视频，每次下乡、往返县城和调研点的路上，也会用手机全程直播。
打理直播账号时，这位快手上唯一实名认证的县长不让秘书代劳，也没有助手。他的工作用车上，一个手机支架固定在副驾驶前挡玻璃下，便于在开车时直播。下车后，他会随手拾起座位旁的自拍杆，举着手机一路直播。
“刘县长”已成多伦的“网红”。在快手平台上，刘建军的粉丝数达到了4.4万，其直播时长超过了全国99%的用户。
不仅自己做直播，刘建军还要求全县科级干部都要注册直播账号，在其推动下，各部门“一把手”也走进直播间和网民互动。2019年7月，政务直播在多伦已经制度化，每个工作日，都会有一场直播问政。9月以后，需参加直播问政的人员范围，已从县政府各部门和乡镇主要负责人扩大到副县长。
2019年4月，多伦刚刚摘掉内蒙古“区定贫困县”的帽子。下一步发展计划中，刘建军希望“直播”能在宣传当地旅游、改善县域治理、促进政务公开上发挥作用。
先碰头：哪些问题不说？
2019年10月17日下午直播的主角李福全，是多伦县土地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农牧局本来安排副局长赵春兰去做那场直播，介绍土地确权方面的工作并接受提问，因赵春兰临时有事，便通知李福全参加。
2019年10月17日上午，李福全在笔记本上提前准备了直播的开场白和讲话思路，下午赶到位于县政府大楼3楼的直播间，那原来是个会议室，里面放置了一对桌椅、两部手机、两盏大灯和几个支架。
“北新村土地确权证怎么还不给办？”直播刚开始，就有网友向李福全提了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他的答复是：“北新村的情况较为特殊，目前暂缓确权，你下来可以单独找我沟通。”随后，李福全在直播间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
直播前，李福全和赵春兰就已“碰过头”，讨论过哪些问题最好不要说，当时就觉得“土地确权的事情比较敏感，如果有人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我们就委婉地答复”。
结束后，李福全感到“非常轻松”，“把我们的工作成果向大家交代了，挺好。”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北新村有大棚房需要拆除，导致一些利益纠纷出现，所以才暂缓确权，而大棚房的问题较为敏感，不适合在直播间里直接作答。
相比李福全，前一天进行直播的水利局副局长张树军则显得较为紧张。虽然已在水利局工作了20年，但他还是担心自己讲的专业方面的东西会让人听不明白。直播前，局办公室为他准备了一沓材料，他也做好了这样的打算：如果遇到回答不上的问题，就虚心地说“我再下去研究研究”。
李福全和张树军在直播时都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在介绍成绩，剩余时间用来回答问题。而10月15日参加直播的交通局副局长赵清晨则洒脱不少，他空手进了直播间，全部时间都用于回答网友提问。
逯若强是多伦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他表示，直播问政的目的，一方面是宣传多伦，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干部推进工作、发现问题，此外还能倒逼干部提高业务能力。
多伦对直播问政的管理较为开放。逯若强介绍，政府办公室没有对直播形式作出要求，“只要和网友互动、能解决问题就好”，也没有提前做培训，“相信干部有驾驭能力”，直播的主题由单位自己定，对于干部在直播中的表现也不会考核。
原则上，直播问政必须要“一把手”参加，有特殊情况的可以让副职代替，“但须提前报备。”逯若强说。
刚开展直播问政时，刘建军观察到干部们普遍有些害怕，担心直播中不小心说错话，“我跟他们说，那就是聊天室、座谈会”，“播了几次后，我看都挺好”。
虽然有制度在推动，但政府问政直播间的“热闹”程度远不及刘建军的个人账号。
多伦县政府的快手号目前仅有五千多名粉丝，每次一小时下来，往往只有近十个网友提问，时不时还会遇到尴尬的场景——没人提问，直播的官员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对着镜头不说话。
粉丝少与多伦地广人稀有关。幅员面积3773平方公里的多伦，只有近11万人口，其中城镇人口不到3万。
2019年10月13日，快手公司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活动，刘建军受邀参加，活动现场，刘建军向快手公司提出，希望快手能给予直播问政流量支持，“看的人多了问政的效果会更好”。
因乌龙事件蹿红
截至10月22日，刘建军的快手账号已经发布了1449个视频，除了宣传多伦、记录工作的内容，他正在上学的女儿和家里收养的猫、狗也经常出现。
48岁的刘建军是个“笔杆子”。1995年8月大学毕业后，他先在内蒙古太仆寺旗旗委宣传部工作了5年，之后长期在锡林郭勒盟行署办公室工作。2015年8月，刘建军调任锡林郭勒盟下辖的多伦县委副书记，十个月后升任县长，这是刘建军首次主政一方。
长期没有支柱产业的多伦，前些年一度重点发展化工业，引进大唐集团建设了多个项目，但化工厂的经营情况一直不太好。近年来，多伦县计划利用区位优势，重点发展旅游产业。
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的多伦，距北京三百多公里，是内蒙古离北京最近的旗县，处于丘陵向草原的过渡地带，景观多样，县内拥有“山水林田湖草沙”。
最初，刘建军使用快手、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就是为了宣传多伦的旅游和特产，教他这么做的是一位上级领导。
2018年4月，此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副局长的曲卫国到锡林郭勒盟挂任副盟长，分管旅游。2018年7月，刘建军向他征询在电视台做旅游广告的建议，曲卫国让刘建军关注一下快手、抖音等平台，说“在这些平台上做宣传效果更好”。
刘建军马上下载了快手和抖音的App，但没用多久就卸载了，“没啥意思，一刷都是美女、段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2019年2月，刘建军在调研时结识了一名当地的“网红”，经过一番交流，看法改变了，又觉得这些平台上传播的不仅是“美女和段子”。
重新下载了App，刘建军一开始只发一些短视频，4月起偶尔做直播，身份认证为“多伦县长刘建军”。不知不觉，到7月底时，刘建军在快手上的粉丝已有2.8万，“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可能跟县长身份有关。”
“当时就是聊聊天，没想成为网红。”刘建军说自己也不介意成为网红，只要能让更多人了解多伦就是好事。
让刘建军在网络上蹿红的，是一起“乌龙”事件。
2019年8月初，一段越野车故意碾压草场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视频中，数辆越野车在多伦县的草原上前行，草地被碾出多条车辙，植被遭到破坏。随后曝出的一条视频里，一个站在越野车边上的光头男子直接点了刘建军的名：“建军，我到家了，你还追呢？认识这车吗？开回来了，宝贝。”
“越野还是撒野？”“疯了也不会这样。”“谁给你的权力？”刘建军怒了，连发了8条视频谴责碾压草场的行为、敦促当事人接受调查。
经此一“战”，刘建军的快手账号几天就涨了1万多粉丝，但他却感到了不安，“说句实在话，我得罪了这帮人。”
多伦电子商务中心负责人白银峰也是当地一个小“网红”，据他回忆，在碾压草场事件发酵时，刘建军找到他，“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战斗？”刘建军号召大家都发视频来抵制轧草场的行为。
另一边，刘建军还找了一家中央媒体去报道此事，“希望他们能支持一下”。接着又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谴责破坏草场的行为，终于“有了压倒性的舆论优势”。
组织此次越野车活动的公司“扛不住”了，到多伦接受了处罚，那位光头男子也向刘建军作了道歉。
但刘建军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起“乌龙”事件。他事后才得知，越野车在多伦碾压草场确有其事，但那个光头男子根本没有到过多伦，只是想蹭个热点，在网上看到有车碾压草场后，故意拍了条挑衅县长的视频。
“其实他本身没啥恶意。”刘建军后来和这位光头男子成了朋友。
直播间成了“第二信访局”
“乌龙”事件发生之前，随着直播间粉丝数量逐渐增多，刘建军已开始利用新媒体宣传多伦，每发一条视频，都会带上“北京正北，多伦最美”的宣传语。
没过多久，刘建军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自己的直播间成了多伦的“第二信访局”，不少多伦本地居民在他直播时通过私信反映问题。他不得不在直播之外，每天再花一个多小时来回复私信。
如何将新媒体和政务服务相结合？刘建军又开始琢磨。2019年3月，他在县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政府所有工作部门都要在新媒体平台注册单位公众号，开通留言功能，并要求县政府所有副科级以上领导都要实名注册新媒体账号。
公开场合中，刘建军多次说过“直播平台相当于给每个人配了一部移动卫星电视”，有了装备，刘建军直播了带执法队伍突击检查酒驾、巡视草原的现场，希望以此形成震慑，网上有学生家长反馈学校食堂伙食费昂贵后，他又赶到学校调查食堂价格，并直播。
“那段时间把我累得够呛。”刘建军觉得网民反映的这些问题，不能总是由他一个人来回复、督办，得让具体负责的部门和领导知道，这样就产生了做直播问政的想法，“政府会有消极惰性，监督能让政府提高工作效率。”
刘建军称，网络直播问政的思路是仿照电视问政的，但他觉得电视问政的形式并不好，节目效果被看得太重，“记者把官员问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记者就厉害，视频就火。”刘建军直言，“有些问题可能在那个场合没法说，或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有些事还有隐情，如果把事说明白就把上级单位得罪了，那敢说吗？”
自2019年6月底，刘建军便要求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轮流走进直播间，和网友互动，试运行一个月后，多伦县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决定将直播问政制度化。据逯若强回忆，会上没有反对声，大家一致对直播问政表示认可。快手公司也对多伦的直播问政给予了支持，安排了一位技术人员进行对接。
随着多伦的直播问政进入第三轮，刘建军之前悬着的心也逐渐放下，“最开始我也害怕这种方式可能引起舆情，把本来不是热点的事炒成了热点，又控制不住。结果效果非常好，没有人在直播间里‘捣乱’。”
直播间里，大部分网友的提问都是咨询类的，比如问水利局领导种山药能否打井、问交通局领导某一段路什么时候能修好等。
被多伦视为直播问政“成绩”之一的是，一些本不用参与直播的部门，也主动要求走进直播间。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县环保局由县政府组成部门改成了盟环保局的派出机构，县政府便没要求环保局进直播间。但多伦环保分局最近还是向县政府办提出了申请，要求参与直播问政。
多伦环保分局局长朱永明10月22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发现其他机关做直播的效果很好，而环保工作中政策宣传的作用又很重要，便主动申请参与直播，他已安排一位副局长准备直播的材料，正在等政府办的通知。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刘建军看来，因为多伦没有太多不稳定因素，问政才能正常开展。而官员在问政中和公众的沟通、解释，又能够提前化解一些矛盾。
“县长是公仆， 但不是孙子”
刘建军火了，他所主导的直播问政也火了，但争议也来了。不少网友在刘建军的直播间里留言，认为工作时间“玩快手”是不务正业。刘建军也知道，时常有媒体报道某个干部上班玩手机被发现后就遭处分了。
他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认为县长的工作性质和其他干部不太一样，县长不是坐在大厅办证的，要经常下乡调研或者出门开会，“坐在车上睡觉就没人说会影响工作，直播就影响了吗？”“之前很多官员用微博，没人觉得不正常。”
无论作何解释，都有网友对他的直播行为表示质疑，有些话还很难听，有一次刘建军被惹急了，干脆直接“怼”了回去：“县长是公仆，但不是孙子”。
渐渐地，刘建军觉得没必要太较真，有些网友就是为了“蹭热度”的，或者是生活不太如意来发泄一下。
身边仍有同事对刘建军有“看法”。他听说，盟里有干部觉得他太高调了，甚至以嘲笑的眼光在看待他，“去盟里开会时，还有领导拿我开玩笑，叫我‘网红县长’。”
“我这种高调不是好事，我实际上非常清楚。官场文化谁还不知道吗？”刘建军自问自答，“我要是正常官员，在这个年龄我也不会这么高调下去。”
“可能有县长、市长注册了账号，但开直播的就我一个。”2019年10月13日，快手举行的论坛上，刘建军再次强调自己“唯一实名认证”这一标签，当天到场的还有数位来自国内各地的县长、副县长，仅有刘建军在现场用快手做直播。
多位多伦县官员表示，正是县长的力推，直播问政才能够在多伦开展下去。刘建军也承认，直播问政能推动，有“一把手”的因素，“至于我走了以后是不是还能继续搞，那我不知道。估计我后面的县长压力就大了。”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胡琪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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