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时代才女的坎坷一生,荣耀背后的荆棘满途

萧红:时代才女的坎坷一生,荣耀背后的荆棘满途

萧红(1911-1942),民国著名作家,四大才女之一,一度受到鲁迅的高度赞扬,曾被誉为“文学洛神”。然而这诸多的光环下,掩盖着的却是她饱经坎坷的苦难人生,是长达数十年的凄风苦雨和颠沛流离。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曾经讲述过一条光荣的荆棘路,那些敢于追求和奋斗的人,都勇于走上那条充满荆棘的道路。萧红的人生,大概也是漫长的长满荆棘的旅途吧。

01

1911年,萧红出生在呼兰的乡绅家庭,第二年便爆发了辛亥革命,腐朽的清王朝在声势浩大的对民主与共和的呼唤中宣告了它的终结。

家庭富裕优越,可萧红的出身仍然是十分不幸的。母亲姜玉兰在她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正是一个本该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纪,却经历了与至亲的生离死别。母亲死后,她的父亲张选三苛刻成性至于无情,他身居高位,为黑龙江省教育厅的要员,对外政治上极为圆通,治家却冷漠而吝啬。

在回忆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记述了令她印象深刻的两件事:一是远房亲戚有二伯在家中任劳任怨当了三十年长工,却被剥削得一贫如洗,不光丁点家底都攒不下,还每顿只能吃残羹剩饭,张选三甚至仅仅因对其不满而将其打倒在地,直至口吐鲜血;二是张家的房客为着房租被张选三强抢了全套马车,而萧红的爷爷张维祯出于心善将两匹棕色的马归还后,张选三竟同他的父亲吵了整整一个晚上。

张选三对妻子儿女,也丝毫不掩盖其冷漠与暴躁,萧红就算偶然打碎一个杯子也会遭到令人难以承受的谩骂,以至于萧红和弟弟张秀珂一度怀疑张选三是否为自己的亲生父亲。

“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呼兰河传》

1927年,萧红在龙王庙小学毕业后,被父亲勒令回家,等待完成与呼兰游击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的包办婚姻。可是已经升入初中的同学们不断给她传来关于中学生活的消息,这种诱惑使她抑郁不已,并开始生病,且病情不断加重。终于,拗不过她的张选三允许她在当年秋季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女子第一中学校。

但走不出家庭阴影的萧红,在同学中间依然不苟言笑,感情内敛,形单影只。

所幸同学们都是友善的,活泼的,他们一同讨论理想和时政,一同写文作画,一同嘲弄专制顽固的校长。此时白话进入校园,萧红也因此认识了鲁迅,接触了他的作品,如《秋夜》,如《伤逝》。

好景不长,1929年,最疼爱萧红的祖父,被萧红视为人世唯一依靠的张维祯去世了。

萧红不得不回到暗无天日的家庭,被父亲张选三重新禁锢。由着闭塞地区的封建礼教压制,父亲竟动用权力,使初中取消了她的学籍。被强行逼婚的她,在愁苦和抑郁中学会了抽烟喝酒。

后来,她背着家里人,跟随表哥陆振舜来到北平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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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居住在一个叫“二龙坑”的地方,有人说他们同居了,彼此热恋,也有人说他们只是在孤独中彼此取暖,分居别院,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萧红又可以继续求学,每日和她那些东北的旧友畅谈欢聚,获得了新生。

新生是短暂的,很快陆、张两家纷纷展开了经济封锁,断绝费用来源,逼迫二人返回东北。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萧红,不但居住环境简陋,甚至连上学用的课本都被拿到旧书摊变卖了,寒冷的冬天,她无钱买冬衣,直到元旦仍然穿着薄薄的单衣,以至于周围的女同学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她,屋里像结了冰似的,她躺在床上蜷缩着,颤抖着。

陆振舜很快便弃萧红而去,偷跑回家,而萧红失去唯一依靠后,也只好返回呼兰。

因为败坏了家风,萧红被送到阿城的伯父家,汪家单方面解除了婚约,张选三被降职调任,弟弟张秀珂和堂弟也为了躲避舆论风波转学到了巴彦。

萧红被族人视为耻辱,大家对她无比敌视和猜疑。她必须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整日在院子里做活,天黑了便睡觉,与外界隔绝。

“九一八”事变爆发,阿城却像是毫不知情似的,可是暗潮汹涌却无法瞒过她敏锐的观察力。终于有一天,萧红逃出生天,来到了哈尔滨,可是没有人知道她是如何脱逃的,她在作品中丝毫不谈及此事,好友李洁吾问过她很多次,她却始终避而不答,无人能想象到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痛苦折磨。

此时的萧红没有任何依靠了,她一个人游荡在哈尔滨的街头,衣食无着,连住所都没有,可是孤傲如她,更不敢去烦扰从前的同学。

绝望之际,终于有个老婆子肯收留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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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了门才知道,老婆子是个鸨子。在担惊受怕中,萧红挨了一夜,好容易迎来了逃离的时机,老婆子却不光偷走了她的套鞋,还强行要走了她唯一能避寒的单衫。

哈尔滨的冬天接近零下五十度,夜晚更是漫长,寒风彻骨,萧红要忍受怎样的煎熬啊!

万般无奈下,她只好又找到了汪恩甲。

当代的很多人并不理解萧红抗婚后又投奔前夫的行为,甚至认为她品行不端,朝秦暮楚,这其实是对民国社会的一种不了解。旧社会女子饱受三座大山压迫,对自己的人生几乎毫无选择权,像林徽因、凌叔华那样安心接受教育的女性,只是因为有幸生于开明进步的家庭,而更多人依然只能遵守三从四德,情况好一点的还能上个小学,有的却甚至毫无受教育的机会,就要嫁人了,故而民国知识女性,都把反抗包办婚姻,当作走向进步的标志。

萧红憎恶汪恩甲并不仅仅是对包办婚姻的抗拒。汪恩甲是哈尔滨的小学教师,后来又辞职入读哈尔滨法政大学,是有着相当的学识涵养的,但出身于官僚家庭的他,又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甚至还有吸鸦片的习惯,这样的人,是为追求进步和解放的萧红所不容的。

汪恩甲把萧红安置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旅馆,因着旅馆老板和汪廷兰的密切关系,两人在此同居七个月,住宿费都是赊账的,后来,汪恩甲借口回家取钱还债,便失去了踪影。

更可怕的是,萧红怀孕了。

老板将她赶到发霉的阁楼,并常来逼债,言语威胁,周围的住客对她也没有好眼色,贫穷,饥饿,卑微时刻打击着她。万般无奈之下,萧红给《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写了封信,终于迎来了转机。

主编裴馨园看到她的来信,为这个年轻妇人的文章所折服,为她的遭遇所伤感,他召集哈市的作家商议如何进行援助。后来,萧红又给裴馨园写信想借几本书看,裴馨园便派了一个人去帮助她。

那人正是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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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见到她时,便为这个落魄又羸弱的女性所吸引,两个同样落魄却不羁的灵魂互相敬慕,直至契合。

八月,哈尔滨发了大水,萧红终于得以逃出生天,她与萧军寄居在裴馨园家,日子久了,却又招致了裴太太的不满。后来萧红的产期近了,无钱请医的萧军挥起拳头,威逼医院的医生给爱人看病。而女儿生下来,窘困的萧红却摇摇头,把孩子送人了。

是要经历怎样的抉择,才会使一个母亲抛弃新生的孩子?

孩子走了,萧红又要经受病痛折磨,在医院时贫血、头痛、脱发,日后又要长期忍受着时常复发的头晕和腹痛。

出院后,萧军带着萧红来到了一家白俄罗斯人开的欧罗巴旅馆。由于贫穷,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光秃的床板,寒冷也围绕着他们,甚至饥饿。

1932年,萧军找到了给铁路局的处长女儿做家庭教师的工作,他们的生活终于有所改善。而矛盾也随之开始,萧红成了全职妇女,白天萧军去工作,她在家里收拾家务,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也逐渐显露,他对萧红求职表露了不满,对她的家务开始挑剔,两人开始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爆发争吵,甚至——萧军开始频繁出轨。

在萧军以及一众朋友的鼓励下,这时期的萧红以“悄吟”的笔名开始发表作品,《王阿嫂之死》、《弃儿》等名篇均出自此时。后来,二萧甚至出版了一个合集《跋涉》,这时,萧红的女性主义写作风格也逐渐成型。

《跋涉》刺痛了日伪敏感的神经,二萧不得不出逃青岛,随后,在鲁迅先生的邀请下,他们又辗转来到上海。

得力于鲁迅的引导和扶持,萧军萧红接触了诸多左翼作家,并出版了著名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但萧军此时又开始了频繁的出轨,无奈之下的萧红便经常出入于鲁迅家中,将善待年轻人的鲁迅当成倾诉对象,后来又为排解苦闷,前往日本留学,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孤单度日。鲁迅去世,萧红又写下了《海外的悲悼》等诸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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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九月,胡风等进步作家纷纷撤往武汉,端木蕻良也是在这时出现在了萧红的生活中,他不但处处表现对萧红的关心和尊敬,甚至大胆称赞萧红的文学成就高于萧军。

阎锡山在临汾创立民族革命大学,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艾青等人纷纷响应,奔赴临汾。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2月,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山西,此时萧军和萧红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因为萧军胸中有着一腔热血,一心想打游击,而萧红厌倦战争与流血,只想找个地方安静写作。后来,两人正式分道扬镳,怀了萧军孩子的萧红跟随端木蕻良与丁玲等人南下。

萧红并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朋友,她的朋友事实上都是萧军的朋友,所以二人的分离招致了朋友们的冷漠和排挤,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后,更是遭到疏远和敌视。

1938年六月,日军包围武汉,危难重重之时,端木蕻良竟把萧红独自抛下,自己求了张船票扬长而去。

骆宾基回忆此事时,将端木的行为称为“遗弃”。而萧红确实自始至终都处于从属于男人的地位之中,她的个性从来都遭受着忽视。

萧红在离开武汉的前夕,因朋友病倒,她只好独自去找船,却带着腹中九个月的胎儿摔倒在码头上,后来她辗转来到重庆,于1939年夏天与已成为复旦大学教授的端木蕻良重聚,此后端木蕻良开始渐渐不愿承认与她的关系,其性格的种种弱点也逐渐暴露,如生活作息随意、脾气暴躁、甚至于一反常态,不时对萧红的创作冷嘲热讽,而萧红的社交生活也渐渐减少,后来竟把自己完全封闭。

1940年,萧红与端木飞抵香港。到达香港后,她开始生产,可是此时自小过惯了少爷生活的端木不是沉浸于浪漫风流,就是干脆不知所踪。后来,写作成了萧红唯一的慰藉。这期间,她又先后出版了《狂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以及《呼兰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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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和潦倒,总令她回忆起呼兰,那个魂牵梦萦而阔别已久的故乡,那些在压迫中奋力挣扎的底层民众,还有唯一能给她爱与温暖的祖父。

在孤寂和潦倒中,她倒下了。玛丽医院确诊她为肺结核,为她进行了隔离救治,然而终究没有争过死神。

骆宾基在最后的时光里,匆匆赶来看望萧红,听萧红讲起呼兰河,讲起萧军,讲起自由与斗争。

“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作为“新五四”的女儿,在民国女性普遍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极低的年月里,她靠着信念与理想,勇敢抗争,用她漂泊而苦难的一生,写下了无数名篇,成就了她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名人与凡人表面上的遥不企及,不是因为天生丽质,而恰恰是因为其不甘于平凡,无惧于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九死而犹未悔,这些苦难也会和他们的荣耀一道,载于恢恢青史。

“历史拍着它强大的翅膀,飞过许多世纪,同时在光荣的荆棘路的这个黑暗背景上,映出许多明朗的图画,来鼓起我们的勇气,给予我们安慰,促进我们内心的平安。这条光荣的荆棘路,跟童话不同,并不在这个人世间走到一个辉煌和快乐的终点,但是它却超越时代,走向永恒。”

——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

策划:鱼羊史记 监制:鱼公子

撰文:广陵客人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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