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昭宋聋
在有关“春秋五霸”的诸多版本中，楚庄王的威望值仅次于齐桓、晋文，是一个争夺霸主名号极其热门的人选。然而事实上，楚庄王并没有实现所谓的霸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蛮夷的身份使其无法履行霸主的职责，更在于他北上中原的步伐在邲之战结束后不久就戛然而止了。到楚庄王去世时，楚国的势力也仅仅扩张到了黄河岸边，并没有完成对中原的征服，而这一切又与发生在宋国的一场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
楚国要想进取中原，除了要征服郑国之外，宋国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只要宋国还坚挺着不肯低头，东方诸国便有恃无恐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说宋国实际上就是守护中原平安的南大门。可自从宋楚之间爆发了泓水之战以后，宋人对楚国的仇恨就一刻也未曾泯灭，这就使得他们在晋、楚之间的站位选择很是坚决，宁愿国破家亡都不能改变心志。
宋国人对这份深仇大恨的执着，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似乎也深深地刻入到了他们的民族性格当中。战国时期的不少寓言故事在讲到宋国人时，往往会赋予他们一个呆萌蠢笨的形象，毫无顾忌地向他们开起了地图炮。跟固执呆板的宋国人比起来，与之相邻的郑国因为晋楚拉锯被揍得最多、打得最惨，其外交态度也就相对灵活一些。当时的楚国人就发明了一个成语，叫“郑昭宋聋”，就是说宋国人顽固不化的样子就跟聋子一样，外面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就都跟没听见一样，可不像郑国人那样耳聪目明，善于听风辨音察言观色。
那么宋国人究竟固执到什么程度呢？单说邲之战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看清楚了一个形势，那就是晋国败了，这几年是翻不起什么浪了，以后看见楚国可就不能乱招惹了。偏偏宋国人就不信这个邪，楚国人出兵攻打他的附庸萧国，就算是他们做得不厚道，可毕竟时机不对，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他偏不，还真就拉着蔡国一起去救援萧国，结果当然是无济于事，萧国还是被灭掉了。
与此同时，晋国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在战败后安排先縠与宋、卫、曹等国的大夫在清丘会盟，声明各国要“恤病讨贰”、共克时艰。参会各国基本上都是听听算了，当不得真，可偏偏宋国人就认真起来了，他们积极响应晋国的号召，大举入侵陈国，结果还被卫国人给摆了一道。
楚国人一看宋国人的操作，有点看不懂，就干脆以宋国救援萧国为由，出兵试探试探，看看他们是不是真傻。结果也不出所料，宋国人就是硬气，坚决出兵抵御就是不肯跟楚国妥协。既然如此，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再怎么着我大楚国连晋国都打败了，总不能折在你这小水坑里吧？于是乎，本来打算休养生息的楚庄王只好重整旗鼓，准备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聋子。
九月围城
不过话说回来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伐罪所需要的兵员数量需要和对方所犯的罪对等才行，否则就是罚不当罪，是要被人骂的——楚庄王跟中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也懂得了不少的道理。为了能够体现罪罚一致原则，楚庄王决定要给宋国人提供一个犯罪的机会，为自己找一个施加酷刑的借口。他让之前曾公开羞辱国宋昭公的文之无畏（申舟）出使齐国，并明令其不允许向宋国借道以此激怒宋人以求得出兵的借口。
宋国人果然就是直脾气，楚庄王想让他们做什么，他们还真就会照办。等到申舟被杀的消息传到郢都，楚庄王简直要激动死了，脸也顾不上洗、头也顾不上梳，穿着睡衣甩着袖子就跑了出去，兴奋之情难以自制。侍从们也不知他发的什么疯，急忙抱着衣物和随身物品一路猛追，一直追到前院才把鞋子给他穿上，为他提宝剑的人到了寝宫外才追上来，至于套车赶车的人就更慢了，等他们找到楚王的时候，已经是在宫外的街道上了。
在申舟出使后的这段时间里，准备伐宋的军队早就布置停当严阵以待，看到楚庄王这幅德行也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因此申舟死了还没几天，楚国的大军就已经抵达了商丘城下。
然而，尽管有着周密的布置和准备，战事进行得还是极不顺利。这场围城战从晋景公五年九月开始，一直打到了次年的五月，在这九个月的时间里，宋楚双方围绕商丘的城防工事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树叶黄了又绿，山野枯了又荣，商丘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在此期间，宋国告急的使者如北归的麻雀接踵而至，求救的文书如雪片般纷至沓来，晋景公难免会心焦如焚。不过晋景公想要出兵的想法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已经有不少大夫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有一个叫伯宗的人更是生生造出了“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告诫不要轻率地在对方风头正盛的时候再起冲突。为了让晋景公放下心理包袱，他还形象地比喻说：“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那些在我们看起来无比美好的事物也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山川水泽也会藏污纳垢，美玉白璧难免也有微瑕，做人又何必追求事事完美呢？
解扬不辱使命
闻听此言，晋景公只好忍痛打消了救援宋国的念头，但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特意委派解扬为使到宋国传话说：“晋军已经出发，不日便可抵达。”
解扬走到半路上，不慎被郑国人抓住送到了楚营，楚庄王给他许了不少好处，让他更改口信劝降宋国。解扬起初不答应，但在经过几次劝解之后突然计上心来，假意答应了楚人的要求，然后借着楚军的楼车，在商丘城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楚庄王闻听大怒，派人质问解扬：“你既然已经答应了不谷（我），却为什么又临阵反悔？不是我言而无信想要杀你，实在是你自寻死路，怨不得别人。”
解扬回答说：“国君制定命令为义，臣下接受命令为信，我谨守信用执行君命为利，以利为本保卫社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因此君臣之间就要互守信义没有二心。我既然接受了君命，哪怕是死也要执行到底。如今你以君主的身份贿赂我，让我违背信义，这是为君之道吗？既然你不守信义，我也就只能将计就计以完成寡君给我的使命，为君命而死那是死得其所，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使者把解扬的话带回给了楚庄王，楚庄王听了之后深受感动，认为解扬是个君子，就把他释放了。不过有了解扬带来的口信，本来疲惫不堪的宋人士气陡增，生生地将楚军给拖垮了。
眼看着播种的时节已经到来，围城依然看不到希望，楚军将士都想起家里的良田来，这种思乡的情绪一旦开始，就迅速蔓延开来，连楚庄王也不由得萌生了退军的念头。若不是申舟儿子申犀的坚持，这样一场倾尽了全国资源展开的一场战争就要虎头蛇尾的收场了。后来楚庄王听取了申叔时的建议，下令在商丘城外修盖房屋、翻耕田土，做出要打持久战的姿态，才迫使宋国人放弃抵抗。
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奋战，楚国勉强打开了通往中原的最后一道门户，但也因此耗尽了最后的心力。三年后，征战一生的楚庄王怀着满腔的愤懑溘然辞世，他奋力打破了以晋国为中心的中原政治秩序，却没能建立以楚国为中心的新秩序，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乱世。
楚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楚共王走上了历史的前台，面对民疲财竭的困顿局面，哪怕是不世的天才也难为无米之炊。为了能够保住已经取得的战果，楚共王也只能忍气吞声，在中原寻求盟友，而这个需求恰好与齐顷公不谋而合。于是乎，一时间使者的车架在临淄与南郢都之间穿梭不息，呈现出一番热闹非凡的景象，公然宣示着两国之间如胶似漆的亲密关系。我们虽然无法窥知两国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但二者共同对抗晋国的意图却是昭然若揭。然而面对此番情景，晋景公的态度却很是耐人寻味。
晋景公的难题
晋景公名獳，有时也写作据。公元前600年，晋成公在出征救郑的路上因病去世，时年大约二十多岁的晋景公只得承袭天命成为晋国的新一代君主。然而就在即位的第三个年头，奋发有位的少年君主刚刚亲政理事，就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军事挫败。当武力的神话被打破，头顶的光环突然暗淡了，平日里始终伴随你的鲜花和掌声就会迅速离场，怀柔的政策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忽如一夜秋风来，人们猛然惊醒倏然发现，原来维系中原联盟固若金汤的纽带竟然如此脆弱。
墙倒众人推。晋景公三年冬举行的清丘会盟，响应者可谓寥寥，只有宋、卫、曹三国参加了会盟。不仅如此，当宋国为了力挺晋国而出兵伐陈的时候，卫国还公然背弃盟约与宋国对着干。晋国派去讨罪的使者在卫国盘桓不去，扬言如果卫国不认罪，就要出兵讨伐。盛压之下，曾经多次为国背锅的孔达只好再次出马，用自己的生命冰释晋人的怒火，以换取国家的安定，却也浇灭了卫国人亲近晋国的火苗。
到楚军大举伐宋的时候，一向心思活跃的鲁国人也开始动起了杂念，时任上卿公孙归父频繁开展外交活动，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先后造访了齐襄公和楚庄王，试图在后晋国时代中原权力的空窗期内为国家生存寻找新的靠山。
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中，除了晋、楚、齐、秦这几个实力玩家之外，能够对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无非就是宋、鲁、卫、郑区区几国而已，如今主要大国纷纷转变了风向，给晋景公造成的打击可想而知。一朝权势尽丧的无力感，众叛亲离的落寞感，让他不得不痛定思痛，沉心静气地反思过去几十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
在三军六卿竞争体制下，晋国的贵族并不缺乏进取心，他们有着蓬勃的朝气，有着势不可挡的锐气，有着可以吊打天下的赳赳武夫。但也正是由于对自身武力的迷之自信，使得不少人总是会对自身实力形成误判，从而盲目冒进，最终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后果。
这种过度膨胀的心理在赵盾的身上体现最为明显。赵盾为晋国带来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构建出了世卿世禄制的雏形。任何改革都会有阵痛期，世卿世禄的形成过程尤其如此，其造成的恶果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会不断重现，邲之战前的利益纷争只是一个开始。
另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晋国长期以来受戎狄侵扰，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手段相对灵活。但到赵盾执政时期，在其强硬外交风格影响下，北方的白狄、东部的赤狄与晋国的关系逐渐被激化了。特别是狐射姑出逃之后，注入了新鲜血液的赤狄潞氏更是如虎添翼，对晋国的威胁与日俱增，极大地牵制了晋国的精力。
与此同时，赵盾还进一步激化了与秦国的关系。我们知道，晋襄公时期因崤之战的爆发，秦晋之间曾发生过一系列的冲突，但随着秦穆公的去世，事情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可谁知没过几年，赵盾“先礼后兵”又闹出了一场令狐之战，写就了晋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同时也使得本已降至冰点的两国关系彻底决裂，秦国也彻底倒向了楚国，成为与晋国永不妥协的宿敌。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间，晋国不得不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中，秦国也就成了长期困扰国家安全、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晋景公的执政思路：先内后外，先易后难
人们常说，挖坑不填是最可恶的。在赵盾铁腕之下，晋国西有秦国复仇心切，东有赤狄时刻侵扰，南有楚国虎视眈眈，北有白狄时不时要来打打秋风，而在中原共同体内部，为了尽可能地收取保护费，总还得发挥家长的作用，到处为那些不听话的孩子擦屁股，可以说是四面起火。然而赵盾制造了一系列的外交冲突，却没能够集中精力将其逐个解决，反而使得晋国军队如同救火队员一般，总要在不同的战场之间疲于奔命，一旦中原再闹出什么乱子来或者有敌情发生，难免会顾此失彼无法应对。
晋国的公卿大夫醉心于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太过于依赖霸权带来的红利，无暇进行自身建设，使得晋国的整体实力和在诸侯中的威望都在持续下降。郑国的主动叛离，鲁国的三心二意，齐国的反复情绪，不能不说都是晋国消极作为造成的后果。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只是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依靠诸侯的贡赋过日子，这样的霸主是很难长期维持的。
内部斗争升级，后院起火不断，中原诸侯离心，这也就构成了晋国战败的三个重要因素，而若要在这三个因素中加以甄别的话，内部斗争又显然是导致晋国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当下国际政治环境下，真正决定霸权稳定的因素，还是在晋国内部，在战场上打败楚国、获得诸侯的认可，都只是国家财力丰厚、人民安居乐业、政治秩序稳定的必然结果。
找到问题症结之后，晋景公执政的主要思路也就渐渐清晰了。在他看来，将晋楚之间的争端甚至中原事务暂时搁置起来，紧抓主要矛盾，缓解国内斗争形势，才是恢复霸权的关键。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晋景公正是依循着这样一个思路进行施政的，他对内坚持奉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外则进行了战略收缩，致力于为晋国寻求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面对郑国的远去和宋国的困境，他并没有意气用事，而是选择了隐忍退让、及时止损；面对齐国的挑衅和诸侯的谩骂嘲笑，他悄悄地转身擦干了眼泪，默默地开始了他恢复霸业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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