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陋室铭》可以算是耳熟能详了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写散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形散意不散，字数越少越难。
这篇《陋室铭》通篇八十一个字，用极其精粹、凝练的文字，表达出来的意境令人折服。
上学的时候爱这篇，无非是因为字数少，朗朗上口又好背。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能体会到这篇散文的意境，及表达出来的一种生活理想状态。
尤其是环顾自己几十平的小房子，连张像点样的床都放不下，却塞着几百本书的时候......再读此篇，更是觉得备受鼓舞。
实际上，刘禹锡在写下这篇传世佳作的时候，住的房子或许真与我现在的居住条件差不多呢！
这篇文章大概作于和州任上，也就是公元824年至826年之间——彼时，他被贬职在当地，又受到地方领导的排斥。据说，连安排的住所从三间三厢的房子改为一间普通的斗室。
尽管居室简陋、物质匮乏，但只要居室主人品德高尚、生活充实，那就会满屋生香，处处可见雅趣逸志，自有一种超越物质的神奇精神力量。
我在被这种精神力量鼓舞的同时，也好奇为什么他会被贬？他后来怎么样了？
刘禹锡的祖上能追溯到中山靖王刘胜，他本人出生于公元772年，是唐代宗统治年间。
唐代宗是公元762年登基，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安史之乱”平息——当然，这个是站在军事角度上来看的。
我在另外一篇
写过“安史之乱”期间，政府采取“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就包括了卖官鬻爵、出售委任状、操纵通货，以及开征商业税和生产税。在战争从军事角度胜利之后，这些政策带来的影响，并不会比战争时代对社会秩序破坏更少。
而且，最终的胜利是依靠回纥盟军的干涉及对叛乱者全面的宽大取得的，这样的“胜利”是暗淡的，并不能令人鼓舞欢欣。
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代宗治理的十几年间，是艰难的。他始终致力于如何让社会安定，以及百姓安于生产——平复民心是他政策出发的基准点。
779年，代宗去世，德宗登基。
历史上对于德宗的评价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有些史学家指责德宗是位刚愎自用的皇帝，另一方面有些史学者则认为德宗是容易轻信和柔弱的。
通过这些矛盾的评价至少能肯定一点，德宗是一位力图振兴中央集权，恢复帝国权威的君主。只是，当时的背景条件下，他个人的能力或许无力支撑他的远见与野心吧。一方面他需要维持代宗时期集权和安定民心的政策连贯性，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稳定的局面更好发展经济又不得不对藩镇及宦官做出部分妥协与认步。
换句话来说，德宗某些政策或者是审慎之法，在中央权力受到压抑的时代所不得以而为之！因而，在德宗一朝，政治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说，刘禹锡出生及成长的时代并不算是最坏的一个时代。至少经历了战乱的统治者与官僚阶层是有心且有一定的能力发展生产，实行"以养民为先"的方针。
790年，刘禹锡开始去长安游学，并且结交了当时一些社会名流。
唐代的科举制是注重“行卷”及考察考生日常，且唐代没有地方考试或者公共教育像后世（宋朝）那样让举子们在州县备考。因而，全国各地的学子都会来到首都长安游学，或者定居为考试做准备。
这些学子喜欢住在国子监及考场附近，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通过诗文等方式结交，渐渐形式联系，这样的友谊在之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可能一直持续着。
793年刘禹锡中了进士，和他同榜的有后来同样被贬的柳宗元......对，就是那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柳宗元。
刘禹锡两年后通过了吏部取士，释褐为太子校书。丁忧居家几年后（公元800年）先是入了杜佑的幕府，后（公元802年）又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
唐代很多文人的从政生涯也是如此的轨迹。对于刘禹锡来说，他最初的政治生涯虽然不算是多高的官位，但是也并不差。
尤其是到了御史台之后，当时柳宗元和韩愈（就是那个“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韩愈）也在御史台，三个人关系很不错，政见相同，文采相当。
有适合的职位，身边有懂自己的朋友，这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来说，都算是人生赢家呀！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其子登基，就是后来的唐顺宗。
唐顺宗是历史上有名的当太子时间长，但是亲政时间短的皇帝——亲政时间仅为八个月。
唐德宗即位当年，即大历十四年(779)十二月便诏立其为皇太子，到了第二年即建中元年(780)正月备礼册立。到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德宗遗诏传位，二十四日宣遗诏，他于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即位。
这样算来，唐顺宗做皇太子整整二十五年，按照当时习惯，就是二十六年。
当然，他不算是历史上当太子时间最长的。看看现在英国查尔斯王储，自1958年，被封为威尔士亲王以来，经历了两次婚姻，儿孙成群，还是一直在待机中。
唐顺宗在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已经十九岁了。在做太子的二十六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由于几十年来的治理，国家在经济方面也显得手头稍微宽裕一些。百姓也通过这几十年的安业，民心算是比较平顺。
在唐顺宗看来，这一切都是有利于他想要实现的政治理想推进的。
这样的念头和想法在顺宗做太子之时便已经产生，并且他为了计划也物色了能执行的人，就是王叔文与王伾。这点，从他登基之后，便马上重用这两个人，也能看出来他试图变革的决心是比较强烈的。
刘禹锡与柳宗元这时候的政治主张是与唐顺宗一致的。准确来说，他们俩都是以“王叔文与王伾” 为首的朝中革新集团的骨干力量。除他们之外，还有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抑制藩镇与宦官，能够整肃朝纲。
于是，他们的计划内容主要为:收夺宦官兵权，制裁藩镇跋扈，打击贪官污吏，废除宫市、五坊小儿及进奉等弊政，免除民间欠税和各种杂税，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为官等。
如果将这样的政策放到整个历史进程中评价的话，顺宗及革新集团是有政治远见的；但是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的话，冒然推进执行是件异常凶险乃至不可能实现的行为。
在当时来说，宦官虽然执掌部分兵权，却依然能为皇帝所控制，尤其是当时矛盾并没有爆发出来，宦官基本上还是忠实于中央的；官吏问题及其他一些弊政，属于几朝积政所致，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更不能轻举妄动；真正的心腹大患其实是当时尚未完全成“气”的藩镇问题。
如果联合其他的势力，先解决藩镇问题，或许事情就不是这样的局面了。然而，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革新集团，上手便是“全线”推进要大力整改。
这样一来，原来动态平衡的政治矛盾，也全线爆发出来。这直接将宦官群体推向对立面，也激发了藩镇的“自保”念头。
于是，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反对，革新彻底失败，也导致了后期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和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钧、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联合起来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并暗中策划宫廷政变。
当年三月，便迫使顺宗立李淳(后改名纯)为太子。顺宗久病失语，又遭宦官与藩镇激烈反抗，八月被迫禅位给宪宗。第二年的正月，顺宗李诵便因病去世了。
顺宗失势，革新集团自然日子不好过。
唐宪宗在805年登基后，很谨慎处理了“革新集团”。
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
这样的处理，算是给“群激众怒”的朝野一个交待，也在最大限度保全了这些人的性命及他们的主张。
宪宗实质上是赞同顺宗的政治主张的，这点从他后来执政的政策中可以看得出来。只不过，宪宗在目睹了政变全程后，对政局的判断与顺宗还是有所区别的。
从历史的评价来看，唐宪宗是一位比较重实干的皇帝。
他登基后，摆在他面前最直接的问题是先恢复朝内的和谐关系——顺宗在位几个月的时间，搞出来的“革新”得罪的人太多。
宪宗同样有意改革，但是推进的方式与顺宗不同。他更为谨慎见机行事，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做主的全面计较。
最为重要的是，宪宗并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去看待管理问题，而是更着眼于“制度”。于是，他通过财政新立法等政策性的举措，在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剥夺藩镇官员非法收入。以及，利用藩镇内部矛盾来制造不和，从而削弱其对中央政府的威胁等办法。
由于宪宗并不急于去夺取任何军事相关的权力，这令宦官集团及藩镇等地方势力有了相对的“安全感”。于是，在宪宗执行生涯中，政局渐稳，也进入了一下各方相对平衡的和平时期。
尽管宪宗并没有过于深究刘禹锡等人政治主张引发的朝局不稳的“罪过”，但是也没有再重用过他们。不过，宪宗没有因为刘禹锡等人而殃及与他们关系较密切的其他朝臣。比如像韦执谊的岳父杜黄裳也做了宰相，并没有受到牵连。
由于得不到重用，刘禹锡的日子过的并不怎么样。总体来说，纵观宪宗一朝，刘禹锡不是呆在被贬到离京城远的地方当小官，就是在被贬去更远地方的路上。
《陋室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
一直到唐敬宗时期情况才好转。
敬宗执政是从公元824到公元827年。他是位“少年天子”，对朝政的事务并不是太有兴趣，也受限于朝中势力，因而他在位期间政策可谓一言难尽。
不过，对于刘禹锡个人而言，敬宗算是他的“恩主”。因为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
从初次被贬到这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
敬宗去世后，827年，文宗登基。
文宗统治时期，刘禹锡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836年开始又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当然，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刘禹锡换了这么多地方任职，且又改为闲职，必然是不利于他的政治主张实现的。
实际上，在文宗治理下，这样的状态属于“常态”......文宗在位期间，交相使用李党与牛党。文宗的政治热情总是变化太快，以至于两三年朝内掌握实权的官员都要轮换一波。像刘禹锡这样的官位变化，那就没什么好意外的了。
公元840年，唐武宗继位。841年，刘禹锡被加检校礼部尚书衔。842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葬在河南荥阳。
关于武宗的部分评价，在上一篇 中也提到了。
晚年，刘禹锡已经不再对政治主张的实现有所期待，生活状态还真是达到了曾经在《陋室铭》中所写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庄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
刘禹锡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获得了与他政治主张及才能匹配的名誉。但是，在晚唐的政治权力轮转中，他始终没有真正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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