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经济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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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诸葛亮时代：复兴局面难以为继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到，刘备入蜀后，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加之铸行虚值货币，导致蜀中经济日益衰退。到刘备去世、诸葛亮接盘时，蜀汉经济已经濒于崩溃。诸葛亮通过盐铁专利、开发南中和蜀锦贸易，阻止了蜀汉经济的进一步下滑，甚至可能使经济形势重新好转，出现了经济复兴的奇迹。
但是，这种复兴是诸葛亮通过透支自己身体和蜀汉社会活力来维持的。诸葛亮去世后，无人再能够将这样的局面维持下去。蒋琬、费祎尚不能挽救蜀汉的局势，那么在刘禅亲政以后，蜀汉就只能江河日下了。
在后诸葛亮时代，费祎是最有政治手腕的人物，但是对蜀汉的颓势无能为力
由于集权效应，蜀汉公正的法治实则建立在人治基础上。要维持政治清明，依靠的是执政者自我约束。作为克里斯马型的人物，诸葛亮留给蜀汉最大的遗产，莫过于廉洁奉公的精神。如蒋琬“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好恶存道”；（《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姜维“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董允“秉心公亮”。（《三国志·蜀书·董允传》）
然而，人治终究是不稳定的。费祎、董允死后，刘禅亲政，重用陈祗、黄皓，蜀政渐乱。与此同时，姜维重新启动了大规模北伐。姜维虽然录尚书事，但常年军旅在外，实则只统军，不统政。诸葛亮时代以一己之力维持军事行动与财政平衡的机制，此时彻底无法维持下去。
说刘禅是弱智实属侮辱人，但把刘禅吹成明君圣主这是啥操作……
这种平衡的打破，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姜维连年北伐，或有惨败，这使得蜀汉对效率的要求变本加厉，蜀汉经济被进一步掏空；而刘禅重用佞臣，政治混乱，也使得公平无法维持。诸葛亮时代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建立的平衡机制彻底崩盘。
而且我相信，诸葛亮时期全力打造的国营经济体系，即盐铁专卖与锦官企业，伴随着蜀汉乱政，在这时也一定出现了效率低下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还是在诸葛亮时期，蜀汉的军工企业“作部”即出现过人浮于事和严重的质量问题。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发动第三次北伐，进攻曹魏武都，命部队拆除魏军的鹿角，结果“一日鹿角坏刀环千余枚”。所幸在此时，魏军撤退，“若未走，无所复用”。随后，诸葛亮“自令作部作刀斧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方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靠着诸葛亮的事必躬亲，对作部工作及时监督和调整，才在未来的战争中没有酿成“败人军事”的惨祸。（《太平御览》卷337、763引《作斧教》，见《诸葛亮集》）
诸葛亮时期尚且如此，就更不要提刘禅亲政时期了。
此时的蜀汉，就好比一个身体严重透支、已经生病的人，没有及时就医，只是简单休息了一阵，又开始熬夜加班；不仅如此，竟然还要花钱充值熬夜打网游。
那么这个人的命运，也只有死路一条。
益州人的诅咒
作为被剥削最为严重的益州人，越来越多地诅咒蜀汉灭亡。如蜀中大儒谯周，诸葛亮去世时，他“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担任太子刘璿家令期间，对太子多有规劝。从这里来看，经历了诸葛亮时代的谯周，与那些严重抵触刘备的蜀中大族并不同，他对蜀汉政府并没有那么排斥，工作也可谓尽职尽责。或许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曾一度感染了谯周。
不过，随着蜀汉经济的再度崩溃，谯周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谯周乃作《仇国论》，号召停战。（以上见《三国志·蜀书·谯周传》）又散布谣言，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若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甚于穆侯、灵帝之祥也”，（《宋书·五行志二》）诅咒蜀汉早日亡国算了。
谯周因为劝降而被骂了千百年，但其实谯周早年也曾竭力辅佐刘禅，比其他益州世家大族上心多了
国势日蹙，不仅导致益州人再度对蜀汉离心离德，也导致蜀汉统治集团内部崩解。代表刘禅扩张皇权而干预朝政的宦官黄皓、主张休养生息的执政大臣诸葛瞻（诸葛亮之子）、主张用兵自强的军事统帅姜维，矛盾日深。
各种动荡，对蜀汉的经济无疑雪上加霜。蜀汉末期，刘禅又铸行了新钱“定平一百”。此钱最重者不过1.7克，稍大的1.1克，而大多数不过1克以下，甚至有大量0.4－0.5克的轻钱；与此同时，直百钱也疯狂减重，出现了0.3克的劣币，比定平一百有过之而无不及。
蜀钱减重贬值至此，是蜀汉政府在主动减重、对蜀中人民疯狂抢劫，还是被盗铸者带坏节奏被迫贬值，一切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的后果都一样：“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吴书·薛珝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薛珝语）
蜀汉经济破产，蜀民的正常生活已经无法维持。即便诸葛瞻成功挡住邓艾，即便姜维逼退钟会，等待刘禅和蜀汉的，仍然是被蜀民抛弃的命运。
西晋主政：世家大族的解放
炎兴元年（263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在益州大族谯周的劝说下，刘禅决定投降，蜀汉灭亡。
司马氏控制的曹魏政府，将进入益州的人士大量迁出，“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华阳国志·大同志》）同时下诏：“劝募蜀人能内徙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三国志·魏书·陈留王纪》）又宣布“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三国志·魏书·陈留王纪》）
自中平五年（188年）遭到入侵的益州人，特别是自建安十九年（214年）被捆绑在蜀汉战车上的益州人，终于获得了解放。
在“九品官人法”为基础的曹魏和西晋的统治下，在善待蜀人以争取孙吴的策略下，益州的世家大族不仅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蜀人治蜀”之权，更获得了在朝廷中晋升的空间。
息民、免税、停战、自治，一切都来之不易，一切又是那么美好。
是的，很美好，但这并不是全部。
不仅“死诸葛”可以吓退“活仲达”，“死诸葛瞻”也可以拿出来给“活司马炎”搅局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钟、邓之役，放兵大掠，谁复别楚、蜀者乎！”
《晋书·王濬传》：巴郡“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直到王濬接任太守，“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这才“所全活者数千人”。这不仅让人想起那句名诗：“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甚至在泰始四年（268年），蜀中还爆发了假托诸葛瞻的起义。“故中军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闾术缚富送州，刺史童策斩之。初，诸葛瞻与邓艾战于绵竹也，时身死失丧，或言生走深逃。瞻亲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华阳国志·大同志》）
这就是被曾经的蜀中大族寄予厚望的西晋。也许，当“解放者”晋军来到蜀中后，对他们夹道欢迎的，也不过是那些重获权力的大姓豪强。至于蜀中小民，依然苟且，不过继续做待割的韭菜而已。
“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不见其比。”（《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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