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百川
做說客難不難？這不是廢話嗎？偉大的戰國時期的思想家韓非子專門寫了文章《說難》，就是探討這個難題的，此文遂成為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春秋戰國，都不太平。但真正的亂世是戰國，孟子所斥責的“春秋無義戰”，對比一下戰國就知道了，春秋相對而言還是比較“仁義”的，這當然是悲哀的事情！因為戰火燃燒，受害最嚴重的無非還是百姓。但是無論在春秋還是戰國，都湧現出了一批奇謀之士，竟然四處鼓動各國君王互相聯合或者鬥爭，從而從中謀利。這些人在很多人眼裡什麼都不懂，什麼都沒有，唯一懂得的就是耍嘴皮子，唯一的武器就是三寸不爛之舌，這就是所謂的“說客”。
說到說客，不可能不說蘇秦張儀，這兩人是其中的最高代表，真可謂光耀千秋。但說客這碗飯好吃嗎？肯定不好吃啊。蘇秦張儀之前無數人冒著很大的危險做說客，那是因為有利可圖。蘇秦張儀之後無數人同樣幹著這樣的活兒，還是為了封侯拜相的誘惑，最開始提到的韓非子就是這樣子。
說說說客韓非子的命運吧。這個人的下場一點不好，如我們所知的，他被李斯干掉了！但韓非子冤枉嗎？真的一點都不冤枉，他為了求取功名利祿，竟然建議秦始皇滅亡自己的祖國韓國。我的個乖乖啊，即使是個普通人都要愛國，何況你韓非子還是韓國的貴族呢？韓非子意識到了做說客很難，但這對他也太難了點吧，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是他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吧！請大家注意，千萬別認為韓非子被殺是“口才不好”，他這個人口若懸河，把秦始皇（那時候還沒稱帝）忽悠的一愣一愣的，內心非常稱許他，並打算重用他，但即使這樣，還是被嫉賢妒能的李斯找個藉口殺了。而秦始皇雖然內心糾結過，但終究釋懷了，因為李斯的理由是，這個韓國人怎麼會真心為秦國著想呢？這可真是冤枉韓非了！韓非他沒有祖國的概念，他的唯一理想就是輔佐君王統一天下，然後封侯拜相。但是，只能說，時也命也！做說客真難啊！
說客裡最最成功的，就是公認的張儀了，但即使他，命運都非常曲折。一開始，他被蘇秦所牽制，不能發揮。後來，蘇秦用激將法逼迫其去秦國，這才開始大顯身手（此處略去一萬字，因為張儀之前已經有了N次失敗遊說的經歷，在各國都不受待見）。經歷了千辛萬苦，總結了自己的經驗教訓後，張儀開始高歌猛進了，他的得意之作是把第二強國楚國玩弄於鼓掌之中，並讓楚懷王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但即使這樣，在秦惠王去世後，秦武王非常厭惡張儀，張儀深知自己的處境，於是請求到魏國去為秦國服務，做了一年魏國丞相併最終死在魏國。而我們前文提到的張儀的對頭蘇秦，風光的時期是真風光，掛六國相印，但死的時候也真是悽慘，“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作為說客，這是他臨死前給君王出的主意，他自己建議車裂了自己！
你還會問，在春秋戰國時期做說客難嗎？
通鑑智慧傳承—兔珞遙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一段社會大分離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大動盪的時期，邦國林立。這也客觀上造成了社會對人才的尊重，這段時期學術下移，新興的士人階層成為了民族主流文化精神的擔當者。諸侯之間戰爭不斷，為了合併他國各國紛紛變法圖強。人才的作用突顯出來，社會上的“養士”、“用士”之風就興盛了起來，士人擺脫了對統治者的嚴重依附關係，在人格上獲得了更多的獨立性，他們就儘可以自己奔走遊說闡述自己的思想見解。
決定說客命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君主，在“遊士日多”、“布衣馳鶩之時而遊說者之秋”[1](卷86《李斯列傳》)的春秋戰國時期，一個君主的性格、氣度、愛好、賢愚往往就會決定某個說客的命運。同時，一個君主的素質，對人的氣度也會影響到自己國家的發展。譬如戰國時期的秦國，自從秦孝公重用遊士商鞅支持變法之起，從秦惠王到秦王政百餘年間秦國堅持選賢任能的用人政策和“好用異國人”的傳統，大膽的敞開國門，又得到了張儀、范雎、蔡澤、李斯等各國的遊士，更有“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1]（卷86《李斯列傳》）之說。秦後來正是在這些遊士拜官的輔佐下，才完成統一六國的大業的。大凡有能力有氣度的君主都會明辨是非，重用一些懷才不遇的賢才。
一、遊說拜官
春秋戰國時期並沒有統一良好的人事制度，很多士人都想通過遊說踏上仕途從而施展抱負。在那個大分離動盪的時代，遊說拜官制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有“垂功於天下”[1]（卷87，《范雎蔡澤列傳》）之用。不僅如此，還對後世產生了“風流彌廣”[2]（卷5，《省事》）的影響。當然，在眾多遊說者中，他們有的之間命運是截然不同的。
遊說拜官的第一步，理所應當的就是與君謀面。如果連與君王見面的機會都沒有，那麼也就無所謂說了。當然，面君只是一個前提，遊說的關鍵還是要看你的想法能不能打動君王的心，《韓非子·說難》裡強調遊說進言的困難時就說道：“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之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遊說之士只有適應君主的心理需要，才能被接受和錄用。春秋時期，東郭民祖朝上書晉獻公“願聞國家之際，獻公召見，三日與語無復憂，乃立為師”[3]（卷11，《善說》）。孔子的弟子游說諸侯“大者為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1]（卷121《儒標列傳》）他們均以布衣身份被召見後被封官拜相，都是因為要提出一套能夠解決國家實際問題的方案。迎合統治需求。
在這一時期說客遊說拜官的目的也是有很大區別的，可以大抵把他們想取得仕途的目的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為了弘揚道義，二是為了功利。這樣的兩大類說客在思想品德上有截然的區別。
春秋中後期的孔子是士階層遊說的第一人，自魯定公十三年到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97-484年），孔子率弟子周遊列國長達14年。孔子認為自己遊說出士是為了實現“弘道”的理想信念，不是為了追求榮華富貴，並以此要求他的學生。十幾年間他始終恪守堅持他的出士原則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4]（《秦伯》第13章）；“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4]（《衛靈公》第7章）真正的做到“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4]（《衛靈公》第32章）。孔子最終沒有受到列國重用，只得回國講學。儒家的另一位大家孟子是深受孔子弘揚道義的影響，並留下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的精神警句。
單純從取得仕途來看，一些很看重功利的說客更能夠得到統治者的認可。他們對時局有清醒的認識，逐步的放棄自己的理想之道，走向迎合君主需求的這樣一條道路。吳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吳起是衛國人，在衛國遊仕不遂，又遊說到魯國，時正值齊國攻打魯國，魯軍欲任他為主將，但因其妻是齊國人而懷疑他。吳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表不親附齊國，魯君於是任命他為主將。後因遭人詆譭離開魯國遊說魏國，後又離開魏國遊說楚國，終在宗族作亂是被亂箭射死。以蘇秦、張儀為代表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縱橫家，他們遊說的目的更是隻為了一己私利。蘇秦在以連橫“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6]（卷3，《秦策一》）之後，轉而“以縱散橫”說斡旋於六國之間。張儀說楚遭陷後，輾轉從趙到秦，提出秦聯合韓魏攻打齊楚的連橫主張，並極盡狡詐欺騙楚王削弱楚國之能事。他們反覆無信、陰險狡詐、不擇手段。遭到後世人們的貶斥也就不奇怪了。
遊說拜官現象是在春秋戰國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才顯得如此廣泛的，它從很大程度上反應了這一時期的時代特色：文化的多元。
二：奉命遊說
pan > 奉命遊說，多是臨危受命，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繁，大國攻打小國的現象時常出現。許多小國面對大國的進攻時，沒有足夠的力量加以抵抗，小國君主面臨敵人進攻時往往選擇派遣說客說服敵國退兵。在這樣的背景下，說客就擔負起了國家存亡的直接重任了。
關於這類說客，最早有記載的是春秋時期的燭之武。鄭文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30年），“晉候、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7]（《僖公三十年》）。鄭國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鄭文公接受了大夫佚之狐的建議，派遣燭之武勸秦退兵。燭之武不計前嫌，勇於的承擔起了責任。見到秦伯後，他巧妙的利用了秦晉之間的矛盾，向秦伯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採取分化瓦解的方法，說明保鄭而有利於秦，滅鄭不利於秦的道理，終於說服了秦伯。秦不僅撤軍，還派兵保衛鄭國，迫使晉國也撤兵，從而消除了鄭國的危機。
與燭之武一樣在國家面臨進攻甚至是滅亡的時候，臨危受命的還有戰國時期的唐雎。安陵是戰國時期魏的附庸小國，秦滅魏後，原以為略施小計便可吞食安陵。安陵君派唐雎出使秦國。唐雎為了維護安陵主權與尊嚴，與秦王針鋒相對，寸步不讓。使得“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6]（《魏策4》）挽解了國家的危機。
越國的文種也是一位很有名的說客，越王被夫差包圍，退守於會稽山，國家危在旦夕，越王才開始廣納賢才，此時文種挺身而出，承擔起勸退吳國軍隊的重任他先用很卑謙的口氣增添了吳王的傲氣，然後軟中帶硬地陳述了利害得失以及越國上下抵制吳國的決心勇氣。從而說服了吳，使國家轉危為安。
三位說客在同樣國家面臨危機的情況下，都成功的利用自己出眾的說客技巧說服了敵人撤軍，保住了國家的安全。在面臨具體的不同情況與不同對象時，他們採取的說客方法途徑卻是截然不同的。不過就他們的思想而言，都是忠君愛民，而且胸懷韜略的。即使他們有的對國君有不滿之處，例如燭之武領任務時埋怨國君早不用他說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7]（《僖公三十年》），文種對於勾踐在退於會稽山才開始招納賢才、共治國事並沒有一開始就獻策而是通過比喻含蓄委婉的責備了勾踐。但是出於愛國愛民思想，他們並沒有推卻任務責任，並始終堅持正確的立場。
春秋戰國時期，還有一些其他原因奉命遊說的說客，他們也是擔負起了國家大計中的重要責任。比如齊桓公“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8] （卷6，《齊語》）。韓王安派水利專家鄭國入秦，遊說秦王修建一條從涇水通至洛水，長達300餘里的灌渠，以此消耗秦國人力、財力。使秦國在短期時間內無力東侵韓國[1]（卷6，《秦始皇本紀》）。
縱然無情
春秋戰國遊說君主的難度一般也不是特別大，但是也要具體分析。
因為那個時代生產力水平落後，有文化的人十分匱乏，各個大小君主，諸侯都想拉攏知識分子為自己的統治服務。這就有了春秋時期諸子百家文化繁榮的典型代表。再有孔子儒家文化，七十二賢才的誕生。墨家墨子，法家韓非子，道家老莊為代表。縱橫家鬼谷子及其弟子為代表。他們用自己的所見所學，去影響那些君主，如果他們的思想與某個諸侯君主契合，一般都能夠得到重用。
春秋前期社會穩定，儒家，道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肯定，諸侯們爭相聘請他們為官吏管理各個國家，到了春秋後期諸侯爭霸兵家孫武為代表的這些思想者就受到了重用。到了戰國七雄爭霸時期，兵家，法家，縱橫家等等集大成者都紛紛受到君王們的喜愛，一度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所以遊說君主在那個時期一個要看自己的代表思想，一個要看社會的整體思想，但是不管怎麼樣，人才匱乏，君主們也是想方設法去籠絡他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