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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農村商業銀行已經成為金融服務的重要力量，特別是已經成為農村金融服務的主力。
從數量看，農村商業銀行數量眾多， 2019年6月末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法人4597家：農村商業銀行1423家，農村信用社782家，兩項合計2205家，接近整個金融法人機構的近一半。
但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農村商業銀行也已經成為金融多事之秋，並出現農村商業銀行發展的“天花板”，農村商業銀行從而進入轉型的關鍵時期。
那麼，農村商業銀行出現哪些急需解決的難題和“天花板”呢？
首先，農村商業銀行高管出現違法高發期，並對農村商業銀行的發展形成較大的衝擊
2019年3月15日，連雲港東方農村商業銀行（以下簡稱“東方農商行”）董事長馮濤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東方農村商業銀行是連雲港市最大本土農商行，這一次的董事長落馬也是該行最近6年來第二次董事長在任上出事。
2018年5月26日，時任天津農商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殷金寶在辦公室割腕身亡；2019年2月天津濱海農商行副行長方堃被警方帶走調查。
2019年4月2日，懷化市紀委市監委發佈兩則消息稱，懷化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楊小峰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懷化市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洪江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蔣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經懷化市紀委監委指定，目前正接受辰溪縣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農村商業銀行由於其存在的特殊性，極易出現權力過於集中、與一些關聯客戶經濟不清、地方依附中涉嫌利益輸送等問題，而隨著法律的深化，農村商業銀行主要高管的違法行為將逐步浮出水面，從而對農村商業銀行短期內的影響將是巨大的，這種高管的“天花板”將對農村商業銀行的短期發展帶來影響。
其次，農村商業銀行曾經的野生髮展模式導致的違規經營，已經受到監管的嚴厲監管“天花板”的有效壓制，從而強化農村商業銀行的規範化經營
2017年以來，隨著銀行監管的從嚴監管、從嚴處罰，商業銀行也成為監管處罰的重災區。
2017年從嚴監管以來，農村商業銀行也感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截止2018年12月29日，銀保監會2018年已開具3718張罰單，其中農村商業銀行共收到740張罰單，涉及200家銀行，如果加上農信社收到罰單320張，合計1060張罰單，佔全部罰單數量的28.28%。
縣域級農商行吉林蛟河農商行前踩雷6億僑興債，後陷30億理財窟窿，最後除了收到監管罰沒7744萬元之外，蛟河農商行董事長與行長被取消2年的高管任職資格，監事長背上了警告處分，資金運營官、金融市場部總經理被禁業2年。
2019年10月，四川大竹農商行由於1000萬元的借貸訴訟被曝出銀行在知情的情況下，為9人辦理了借名貸款各1000萬元，合計9000萬“借名貸款”背後，法院認定銀行並未履行盡職調查。
銀保監會網站2019年5月6日公佈的泰安銀保監分局行政處罰信息公開表（泰銀保監罰決字〔2019〕1號、2號）顯示，山東新泰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貸款用途管控不到位，貸款資金迴流借款人等違法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泰安銀保監分局對其處以罰款60萬元。此外，相關責任人王敏慶對機構違規處置不良貸款行為負有管理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四十八條，泰安銀保監分局對其處以罰款5萬元。
最近有報道稱江南農商銀行客戶經理崔某幫助企業偽造財務資料，以騙取銀行貸款1500萬元，面對員工夥同企業一起作假騙取銀行1500萬貸款的行為，江南農商銀行表示了原諒，並希望司法機關對崔某從輕處理。這樣的結果受到專業人士的質疑，麒鑑文章《員工夥同企業造假騙貸1500萬，江南農商行希望從輕判決神邏輯》表示這樣的邏輯完全看不懂。
2019年8月在銀保監會發文強調高壓監管的第二天，農商行系統在一天密集收到14張罰單，包括紫金農商行在內的7家銀行及相關責任人被罰，罰沒總額超過600萬，部分銀行今年已是數次受罰。包含一家上市銀行（紫金農商行）、一家地級農商行（鄂爾多斯農商行）以及五家縣級農商行/農信社——內蒙古的陝壩農商行、科爾沁右翼中旗農信聯社；四川的涼山農商行冕寧支行；江蘇的大豐農商行和沛縣農商行。至少7名相關責任人員被處於5萬到6萬元不等的罰款，鄂爾多斯農村商業銀行張增強被禁業三年。處罰的主要原因是違規放貸。
違規放貸、違反監管規定開展業務是農村商業銀行違規的重災區，這也形成了農村商業銀行未來經營發展的巨大“天花板”，在規範經營的情況下，農村商業銀行如何發展成為一大難題。
其三，農村商業銀行巨大的不良資產壓力成為其未來發展的重大約束條件
不良資產不僅僅代表銀行的資產質量，嚴重地影響銀行的盈利能力，同時也嚴重地威脅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未來的持續發展能力。
而農村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狀況令人堪憂。
以2019年6月數據為例，農商行不良貸款率高達3.95%，遠遠高於城商行的2.30%、股份行的1.67%。同時農商行的撥備覆蓋率僅為131.52%，低於所有銀行類型（股份行和城商行分別為193.01%和149.26%）。
財報顯示，一些農商行在2017年末的不良率，已超過了20%。譬如河南修武農商行，20.74%；貴陽農商行，19.54%。有的專業人士透露，粵東地區農商行的不良率有的甚至達到了80～90%。
審計署發佈2019年第1號公告，對2018年前三季度審查出的問題進行落實，掃描31省金融風險並再次點名多家地方性金融機構。公告指出，7個地區的部分地方性金融機構存在不良貸款率高、撥備覆蓋率低、資本充足率低、掩蓋不良資產等問題。截至2018年底，河南浚縣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42 家商業銀行貸款不良率超過 5%警戒線，其中超過20%的有12家，個別商業銀行貸款不良率超過40%。
根據監管要求，2018年年末，農商行等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應在10.5%以上，不良率不應高於5%。此外，2018年2月，銀保監會下發的《關於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的通知》顯示，商業銀行的撥備覆蓋率由150%調整為120%至150%。
但截至2018年年末，安徽桐城農商行的資本充足率跌至2.28%，撥備覆蓋率下滑至25.2%;貴陽農商行的資本充足率為5.93%，撥備覆蓋率為61.16%。貴州烏當農商行的撥備覆蓋率截至2018年年底為38.62%，資本充足率截至2018年9月末為1.84%。
巨大的不良資產壓力對農村商業銀行未來的發展形成強大的“天花板”，併成為制約農村商業銀行發展的壓力和制約能力。
農村商業銀行存在的上述四大發展“天花板”，嚴重地影響農村商業銀行的發展，在逼迫農村商業銀行轉型的同時，必須通過制度設計、體制改革和風險規範等進行管理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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