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京津，恢复三所大学建制，前后不过八年。

在这短短八年中，西南联大培养出一大批名留青史的人才，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在那个雨打风吹的年代，西南联大务实又浪漫，艰苦而活泼，大师星布，尽显风流。

起点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南开，清华，以及北大的一众师生，终将于这个大时代，汇聚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上演震撼世界的传奇。

按下启动按钮的人，是三位校长：清华梅贻琦，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在庐山会议后并未立即返回京津，而暂时留在南京和上海。7月29、30日，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

长沙临时大学。

西南联大的成就，源自三位校长的团结。

梅贻琦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这个敬业中学堂，就是南开的前身，也就是说，梅、张二人，原本就有师生之谊。

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拍拍蒋梦麟的肩膀，对他说，我的表，你戴着。意思就是，哥们儿，你做我的代表。

北大校长蒋梦麟，办事能力很强。

傅斯年曾对胡适说，论学问，蒋梦麟不如蔡元培，但办事能力，比蔡元培高明得多。蒋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条狗。

蒋梦麟知道后，不以为意，表示认同。他说，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北大功狗。

这位办事能力超强的“北大功狗”，在进入西南联大后，崇尚起了“无为”。他说，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有一次，梅贻琦在提名联大院长时，清华所占比例居多，引起北大师生不满。

一些北大教授，跑到蒋梦麟那里“告状”，要求分校而治。这时，钱穆说了四个字，“此为何时？”周围人听罢，都沉默了。

钱穆认为，国难当头，当以和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而此时此刻，必须同舟共济。

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不可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

张伯苓、蒋梦麟以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而联大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梅贻琦的肩上。

梅贻琦倚重教授。

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在于有没有好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每当遇到重大事件，梅贻琦都注意听取有威望的教授的意见。别人问他办学主张，他回答三个字：吾从众。

梅贻琦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我这个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脊梁

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的灵魂。

有的教授拼颜值，有的教授拼才华，西南联大的教授，拼的是“命”。

朱自清开了三门课：国文、宋诗、文辞研究。

其中，文辞研究作为选修课，较为冷僻，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如此，朱自清仍然细心备课，安排考试，丝毫不懈怠。

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仍然坚持为学生批改作文。夫人看不过去，让他赶紧休息，朱自清说，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

为节省时间，朱自清在书桌旁放了个马桶，给学生改了一通宵作文，自己拉了三十多次痢疾。天亮时，朱自清脸色苍白，双眼凹陷，人都脱了相，仍坚持去给学生上课。

陈寅恪讲课，自成一派，只需看他肩上挎包颜色，便知道今天讲什么。黄色代表佛经文学，蓝色代表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上课时，陈寅恪喜欢平铺直叙，擅长引经据典。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单是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足足用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不敢随便走进他的课堂。

陈寅恪讲佛典时，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的助教和讲师，都赶来听课，本科生反倒没几个，为此，陈寅恪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

北大历史系学生王玉哲，曾对傅斯年研究《齐物论》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刊物上反驳。

后来，傅斯年在西南联大担任文科研究所所长，招研究生，王玉哲想报考，又怕傅斯年对他有芥蒂，几番犹豫下，还是壮着胆子报了，结果被录取，师生相处的很好。

杨振声指导大四学生写论文，题目是曹禺研究，这位学生迟迟未能完成。杨振声约其谈话，原来，该学生观点与他不同，怕导师通不过，故导致拖延。

杨振声对他说，只要认真研究，掌握材料，言之有据，便可写成论文，观点不必雷同。若师生一个模子刻出来，那学术还谈何发展？

沈从文教书，为了让学生省事，不怕自己麻烦。

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找不到，就自己抄在竹纸上，待到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有一次，有个学生写了篇小说，对话富有哲理，颇为自得。沈从文看后，说道，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写对话，要贴着人物来写。

该学生听后，受益匪浅，多年后，成为小说大家，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汪曾祺。

豪华的教师阵容，让西南联大声名远播，不仅惠及联大的学生，还吸引了很多社会各界的“旁听生”。

当时，有位30岁出头，体态丰盈的大姐，成为西南联大国文课上的常客。

这位大姐，有课必到，风雨无阻，坚持每堂课都做笔记。

当时有好事者，见她不像学生，便四处打听来历，一问才知道，这位大姐，就是赫赫有名的“民国奇女子”施剑翘。

1935年，施剑翘为报父仇，只身一人前往天津佛教居士林，用勃朗宁手枪刺杀了大军阀孙传芳。施剑翘投案自首后，因社会各界人士声援，于1936年被特赦出狱。

姜文电影《邪不压正》中，周韵扮演的关巧红，就是以施剑翘为原型。

西南联大的旁听生中，除了施剑翘这样的巾帼英雄，还有大才子，比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

教授牛，学生牛，甚至旁听生也牛，还都是世界级的牛，西南联大，不愧是中国大学的珠穆朗玛。

然而，西南联大并不是偏安一隅的象牙塔，当时炸弹满天飞的昆明也绝非世外桃源，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漫长的八年里，从始至终都面临着两个严峻考验：

第一个考验：没钱。

第二个考验：随时有生命危险。

散是满天星

1943年12月，林语堂应邀来西南联大演讲。

对于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奋斗，他用三个字评价：不得了

。

对于西南联大师生取得的成就，他也用了三个字：了不得。

西南联大的师生，取得了哪些成就？我给大家随便举几个例子。

陈寅恪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罗常培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

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半个多世纪，国内外尚未有一部著作，可撼动它的权威地位。

熊十力写出《新唯识论》。

华罗庚写出《堆垒素数论》。

洪谦向国内学术界率先介绍了维也纳学派。

钱穆写出《国史大纲》。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哲学丛书，大多由西南联大时期的青年学者完成。其中，贺麟系统介绍了黑格尔哲学，对新中国的黑格尔研究，有开山之功。

邓稼先、赵九章等西南联大人，研制出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成为两弹元勋。

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汪曾祺成为文学大家，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穆旦写下不朽诗篇。

王汉斌参与了新中国1982年宪法修订，以及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

许渊冲将《诗经》《楚辞》等古典著作翻译成英文，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

在西南联大灿若繁星的成就中，猫叔想单拎出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讲一讲。

前文提到：灭人国者，必先亡其史。

在日寇铁蹄践踏之下，钱穆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灭亡？这个思考，贯穿《国史大纲》始末。

《国史大纲》开头，写着这样一段话：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个人觉得，了解历史的同时，还需放眼看世界。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与旧，其实是西南联大的一体两面。

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西南联大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