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极力吹捧民主的普适性，将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其中，美国更是不遗余力的在全世界推广这种民主制度。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和民众，包括中国，都曾被这颇具误导性的言论所迷惑。那些经历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大部分都在剧烈的转型中损失惨重，最终得到的只有低效不堪的伪民主制度。

实际上，民主这个词在西方的历史上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他一直与暴民政治相联系，被西方无数伟大的政治学家所嘲讽。西方一些政客说他们有民主的深厚传统，但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实行民主制度的时间可能连50年都不到。

今天对于民主的定义，第一条就是全国所有成年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因其贫富、性别、种族、文化、政治信仰而遭到歧视性对待。但这一条即使在美国也是上世纪70年代才得以实现。长期以来，西方各国都对选举权进行限制，限制条件包括财产多少、受教育水平和性别、种族等。今天的所有人都能参加普选的民主制度，不过只有不到50年的历史。

对于自古希腊到启蒙运动的广大西方思想家来说，他们所坚持的一直是对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他们主张的，也是那种少数精英参与治国的共和制度，民主在他们那里，从来是贬义词，在他们看来，这种大众参与的民主制是除了专制制度外最差的制度，不仅不能促进自由反而会损害自由，演化为不可控制的暴民政治。

一、苏格拉底、柏拉图都厌恶雅典民主

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在雅典，所有的公民都有投票、参政议政的权力，最高的权力机构公民大会是通过在公民中抽签组建的，就民众参与度和公平角度讲，雅典民主比今天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要公平透明的多，可操纵的空间很小，虽然他的公民只包括成年男性，不包括女人和奴隶，但从大众参与的角度讲，雅典已然是无可比拟。

（苏格拉底被民主的处死）

但是实行直接民主的雅典政治绩效却非常难看，不懂政治的平民肆意评论政治，作出了无数灾难性的决策，这是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修昔底德这些思想家对民主的评价非常之低。

苏格拉底评价雅典的民主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权力就集中在那些没有主见的群氓中，而不是贤人中。”他认为：“民众没有任何关于善的知识。”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观点，提出了哲人王和三个阶层各司其职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应该由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监护者统治，他最有智慧、受的教育最好，最聪明。他说：“如果三个阶层各司其职，监护者统治国家，辅佐者保卫国家，农民种田，鞋匠做鞋，社会就完美了。”

（柏拉图对于不同政体的归纳和评价）

古希腊之后，西方思想家依然对“民主”抨击不断，比如西塞罗，无论是西塞罗还是今天的学者，都不认为罗马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罗马共和国大权掌握在元老院手中，他们是世袭罔替的贵族，平民的权力不大，因此，罗马共和国是一个贵族共和，之后是寡头政体，与民主无缘。西塞罗认为：“人民是浑浑噩噩的，民主制给他们过多的自由，他们会变得任性、盲目、放纵、蔑视法律。”西塞罗认为罗马的贵族共和远胜于雅典民主。

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反对“民主”

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各思想家同样延续了西塞罗的思想，他们推崇的从来都是少数精英参与选举和治理的共和制，而非大众参与的民主制。

比如弥尔顿虽然主张：“对于暴君，人民有权反抗，人民的权力至高无上”，但他却坚决反对大众参与选举和决策的民主制度。他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话，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

古典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虽然极度强调个人自由，但却非常反对民主，他说：“人类的未来不能由多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孟德斯鸠虽然批判专制制度是最恐怖的制度，但他同时嘲讽大众民主：“在民主政体下，平等精神会走向极端，由此产生一窝窝的小暴君，他们与单一暴君一样可怕。”孟德斯鸠最赞赏的是当时英国有节制，只有3.5%精英才能选举参与的君主立宪制。

（孟德斯鸠最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而启蒙思想代表的伏尔泰，虽然主张人人自由平等，但他并不认为自然人的平等可以套用到社会地位上，相反，他之所以主张启蒙恰是因为大多数男人愚昧无知，女人更是无可救药，他们不经过深思熟虑就作出判断，不经思索就发表意见，真正受到理性光辉照耀的人凤毛麟角。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并不喜欢民主）

就连一向被视为最坚持人民主权，提出社会契约论的卢梭，也对民主政治的效果十分怀疑，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他说：“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其实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时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他们就是奴隶，就等于0了。”他还说：“真正的民主制从来不曾出现，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而康德也认为民主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因为他不是建立在从事物的永恒秩序中发出来的理智和正义之上，而是多数人随性而为的结果。

就连如今自诩最民主的美国，其国父们也是反民主的，最初的美国宪法一直在强调自由和共和，而从未提过民主。相反，在美国民主初期，民主是政客间恶斗的工具，民主派是政客用来谩骂对手的贬义词。汉密尔顿、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强调不能建立民主政体，而应建立宪制共和政体。麦迪逊同时说：“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是麻烦和不方便。

（美国宪法中强调的一直是自由，美国国父希望建立一个共和非民主的政体）

三、对群氓政治的恐惧：为何西方思想家都反对大众民主

我们发现，从古希腊哲人到美国国父，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想家都坚决反对民主制度，而原因出奇的相似，他们都认为大众是愚昧的、浑浑噩噩的、不可救药的，对政治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他们当然反对奥斯曼帝国、清朝那样的专制制度，但他们同样反对赋予所有人权利的民主制度。

他们主张的，一向是少数精英选举、治理的共和制，西方经典的代议制度就是这一思潮的体现，即人民选取有政治经验的专业人士来治理国家，变“人民统治”为“人民选择统治者”，变“民主”为“选主”，“人民”为“选民”。

（代议制部分消除了民主可能导致的群氓政治）

但这个人民在西方大多数的历史上，有严格限制，英国1679年则规定年收入超过200英镑的人才能参加选举。到18世纪中期，英国700万人口只有15万有选举权，占成年人口的2.1%，到1831年，也仅有4.4%。1884年，英国的成年男性才大致获得选举权，而直到1918，妇女才有投票权，1948年，英国才真正实现普选。在美国初期，则不仅有财产限制，还有文化限制、种族限制，选民需要通过一系列文化测验，通过背诵美国宪法的知识才能获得选举权，而黑人往往因为种族原因被刻意刁难而无法成为选民。直到60年代民权运动，黑人才拥有选举权，这个所谓民主的灯塔，居然在建国近200年后才实现普选。

（英国选举权的扩大）

而这些普选，也不是西方政客和精英推动的，而是底层人民不断的争取，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底层人民受损严重，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选举权来缓和矛盾。但是大众参与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个是政治的娱乐化，即严肃的问题大众无法认知，因此庸俗化、娱乐化成为主题，选举越来越成为政客骗取选民的工具。二是福利政治，大众参与政治必然索要自身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福利，政客为了选举成功竞相许诺福利，结果导致了国家巨大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停滞。而最可怕的则是族群政治，大众不懂得妥协，反而不断利用选举加剧冲突，导致政治极化，这是美国目前的大问题。

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虽然民主弊端很多，但民主的潮流似乎不可阻挡，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否有选举，大众都可以频繁参与政治讨论，这同时导致西方和中国，都出现了巨大的群氓政治，如何应对这种现象，将是未来所有国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