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乌:民俗文化“禁忌”之背后,也许存在另一种信仰

第一次去日本时,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满大街乱飞的乌鸦了,无论在城市还是郊野,总能听到它们那极为嚣张的啼叫,还得留防着随时可能光顾你头顶的粪便,实在是不堪其扰!

神乌:民俗文化“禁忌”之背后,也许存在另一种信仰

我当时倍感疑惑,在中国如此不受待见的乌鸦怎么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就摇身一变,成为“天降神鸟”了呢?

待我查阅了一大堆资料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乌鸦在我国也曾享受过无数人的信奉与崇拜,是高高在上的“神鸟”,直至后来跌下神坛,变成人人喊打的对象,实际上是经历了一段相当复杂而漫长的演变过程。

套用班尼女士的一句话就是:每一种为人所厌弃的事物背后,许也存在过一种信仰

一、“金乌”文化

“乌鸦”最著名的神性物象,可能要数《山海经》中的“金乌”了。

神乌:民俗文化“禁忌”之背后,也许存在另一种信仰

在远古神话中,乌鸦与太阳为一母同胞,两者总是形影不离,故而,太阳又被称作“金乌”或者“阳乌”。

在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上,也能发现“金乌负日”的图案,学者据此分析,金乌的崇拜,可能源于太阳与鸟崇拜的两种文化融合,再结合太阳黑子等天象,乌鸦与太阳就被等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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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同样也存在类似的乌鸦崇拜,从中我们似乎可窥探到远古社会乌鸦备受推崇的缘由。

据传,上古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先知能通晓乌鸦的语言,经过乌鸦的转述,提前获知老虎等猛兽的行踪,因此,在乌鸦的通风报信下,人们在狩猎时总能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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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们认为,乌鸦也不是一开始就黑不溜秋的,洪荒时代,为了帮助人类求得火种,乌鸦飞到天上与天神沟通,未曾想,天神不仅拒绝了乌鸦的请求,还派人把它痛打了一顿,在慌乱逃窜之中,乌鸦掉到了锅底,这才染了一身黑,最后还是神女于心不忍,悄悄告诉了乌鸦钻木取火之法,人类自此才有了火。

乌鸦的嗅觉比猎犬还要灵敏,如果出现成群渡鸦之地,其附近一般存在大量腐肉,这很有可能就是远古人类寻找食物的重要方法之一,乌鸦的这一特殊本领,在先民的眼中,逐渐被视作可与天意相通,从而具有了“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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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与饱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乌鸦为人们获取食物指引方向,太阳为人们带来温暖,所以,乌鸦与太阳并肩,成为了人类崇拜的对象;

同时,太阳东升西落这一日复一日的行为,人们无法解释,就猜测可能存在某种会飞的动物在运载它,“金乌载日”的传说由此而来。

二、意识的分流

不过,随着人们见识的增长,在春秋战国时期,远古神话渐渐式微,乌鸦的神圣地位开始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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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天问》中提出:所谓后羿射日,其真正射中的应该是乌鸦吧?

在《涉江》中,屈原直接把乌鸦视为“恶俗之鸟”。

汉代三足金乌的出现,也可成为一个例证。

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乌鸦与太阳已经成为原始信仰的一部分,可是直到汉朝,三足金乌的形象与记载却突然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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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如此?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愈加强大,不再需要依靠乌鸦来寻找腐食,所以,这只远古的神鸟重新回归平凡,但自然界中仍存在大量人类无法解释的想象,为了寻找新的解释,人们只好对神话传说进行再创造,这时流行起来的阴阳数术学恰好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持:

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三”这个数字在古人眼里充满了神秘的力量,于是,象征“阳”的金乌就被画蛇添足般赋予了三足。

自此以后,乌的象征意义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流。

三、祥瑞与孝鸟

董仲舒的眼里,赤乌是祥瑞的代表,他在《春秋繁露》中曾说:周朝即将大兴之时,就有赤乌嘴衔谷种降于屋顶,武王与诸侯见之大喜,而果然后兵不血刃,打败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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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在注释《诗经》里的“莫黑匪乌”时,却认为乌鸦就是恶的代表,暗喻群臣的恶行;更甚者,到了宋朝,朱熹直接解读其为“乌鸦是不祥之兆,暗示国之将乱也”。

乌鸦的神性在汉以后虽然逐渐消失,不过,由于儒家文化的兴起,在“

孝悌”等观念的影响下,“乌鸦反哺”的生理特性被人为地赋予了“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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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嗷嗷林乌,反哺为子”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江浙一带还出现了慈乌衔土帮助孝子葬父的感人故事,后来,人们还把故事发生地称为“乌伤”,这也就是后来的义乌。

可以说,

最晚到隋唐,乌鸦作为“祥瑞”或者“孝鸟”的象征仍是主流,在唐诗中,可找到很多案例:

比如,李白《扶风豪士歌》里有:

东方日出啼早鸦,城门人开扫落花。梧桐杨柳拂金井,来醉扶风豪士家。

杜甫《西山》有诗云:

今朝乌鹊喜,欲报凯歌归。

李商隐的《赋得鸡》也有:

可要五更惊晓梦,不辞风雪为阳乌。

但同时,“乌鸦为恶”的观念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酉阳杂俎》就有“乌鸣地上无好声”的说法。

四、乌鸦的吉与凶

到了宋朝,尤其是南宋,“乌啼为凶”之说开始占主导地位,而这,很可能与宋都南迁,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南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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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的很多文学作品,如《容斋续笔》、《信乌赋》里都明确记载了南北文化中,乌鸦的差异:南方人喜鹊厌乌,视乌啼为凶兆,必驱逐之,而北方人恰恰相反,喜乌而恶鹊

宋元以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南方为主,受其影响,乌鸦的地位当然也就一降再降。

深究乌鸦地位变换之原因,除了南北文化差异以外,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

其一、乌鸦喜腐食。因此,乌鸦逐渐与“死亡”、“尸体”等不祥的字眼等同起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变成不吉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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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黑色之文化内涵的流变。黑色在先秦时期,一直是尊贵的象征,秦汉也沿袭了以黑为正朔服色的传统;宋以后,黑色在民间变成了“幽冥”与“阴暗”的不祥之色,乌鸦通体为黑,故而,连带着不为人所喜。

其三、利益关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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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及的,随着农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不再需要依靠乌鸦寻找食物,并且,除了腐肉以外,乌鸦也喜欢偷吃果实、谷物,这在以食为天的百姓眼中是最不能容忍的,在收获之季,总能看到村中老幼用石块、弹弓驱逐扑打乌鸦的景象,因此,在人们心中,乌鸦从“有益”变成了“有害”。

然而,无论是“神圣”,还是“不祥”,乌鸦其实一直未曾改变,变的不过是人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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