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桑蒂佩（Xanthippe）是蘇格拉底的妻子，在西方文化中是“潑婦”、“悍妻”的代名詞，大概相當於中文語境中的“河東獅”。
據說蘇格拉底之所以選擇克桑蒂佩，就是因為她暴躁潑辣，蘇認為如果他能忍受克桑蒂佩，他就能順利地跟所有人打交道了。不過關於克桑蒂佩具體做過什麼，並沒有太可靠的詳細記載，“悍妻”的形象，大抵出自於蘇格拉底自己的抱怨和評論，比如把妻子的嘮叨比喻成鵝的咯咯叫，把他們的相處比喻成騎馬者對烈馬的駕馭等等。傳說中克桑蒂佩最大的“罪狀”，大概是她有一次在大怒之後，把一盆水——也有的版本說是洗腳水或是尿壺——倒在了蘇格拉底身上。
對此蘇格拉底的回應是，“我就知道雷霆之後是會有暴雨的。”於是一場爭吵就這樣在幽默中化解了。
蘇格拉底並不是唯一一個用幽默來應對婚姻之煩惱的古希臘人。希波納克斯說：“你的妻子給你快樂的生活只有兩天：婚禮那天和她下葬那天。”米南德則寫道：“在陸地和海洋中有許多怪物，但所有怪物中最大的還是女人。”有意思的是，穿越兩千多年的時光和整個歐亞大陸，古希臘人的這些抱怨和調侃，在今天我們網上流傳的各種段子裡仍然迴音不斷。比如下面這個：
在這個笑話裡，妻子被描述成一個愚笨而無理取鬧的形象，而對於丈夫來講，妻子“愉快地去洗衣服做飯”，才是最重要的關鍵所在。雖然“總結”裡戲謔地提到“和諧”、“情緒”、“溝通”，但在這個故事中，丈夫顯然並不想要跟妻子“溝通”，或是真的跟她共同享受一場棋局，他在應付和“退讓”之中的優越感一覽無餘。如果可以“總結”一下他的“總結”，那只有一句話：女人都是蠻不講理的笨蛋，跟她們有什麼好說的。這又讓我想起另一個古希臘人色諾芬的話：“有沒有你與之交談比跟你妻子交談更少的人？——極少……”
對於婚姻的這些描述和戲謔，實際上很能反映我們社會普遍的文化心態。“妻子”這個角色，並不是用來與之“交談”的。
“賢妻”的形象，是勤勉持家、相夫教子，她最好沉默而專注地服務於她的家庭。對於丈夫而言，“賢妻”應是一個完美的管家，而不是一個無話不談的好友。跟色諾芬差不多同時代的狄摩西尼也講：“我們有提供精神享受的高級妓女，有提供感官享受的小妾，還有給我們生兒育女的妻子。”這樣的“分工”，大抵能反映傳統中對“妻子”這一角色的定位。在雅典社會，確實有一些傳奇的高級妓女——最為人所知的比如阿斯帕西婭，不受家庭的束縛，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反而可以跟男人平起平坐，更可以有精神層面的交流，從而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友誼和愛情。
阿斯帕西亞與古希臘哲學家們
無獨有偶，在中國古代，我們看到的關於“愛情”的描寫或抒發，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關於才子和妓女。婚姻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安排，與愛情是無關的。
與父母選擇的“賢妻”相比，妓女們不受“婦德”約束，不必擺出一副端莊姿態，也無需對男人們行規勸之職，反而能更為真實自然地表現和表達自己。其中能詩善文者，更是可以跟“才子”們談古論今，相唱相和。相比之下，妻子們的主要職責是侍奉姑翁、相夫教子，首先是整個家庭中的一個角色，兩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反而並不是婚姻制度的重點。
夫妻之間的情感紐帶不僅無關緊要，甚至是不受歡迎的——我們耳熟能詳的陸游和唐婉的故事，陸母以二人太過纏綿繾綣，怕陸沉湎其中而荒廢學業為由逼陸休妻。
我們可能會覺得，今天的社會離以上描述已經很遠了。家庭的範圍在縮小，“妻子”與丈夫家族的關係也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而婚姻以愛情為基礎成為普遍的觀念。 但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經常會看到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戲謔地談論夫妻關係、談論“妻子”角色的各種段子。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的心態，以及“紅玫瑰白玫瑰”的意象，在社會普遍的文化心理中仍認為是正常的現象——或至少是男人們秘而不宣卻情有可原的“正常心理”，是“男人的本性”。
彭浩翔2003年的電影《大丈夫》是這種所謂“夫妻相處之道”一個典型體現
這些戲謔和玩笑的背後，我看到的仍然是傳統的“妻子”角色——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婚姻”中的一個角色，而不是以愛情為基礎的一段親密關係中的一方。婚姻之所以會成為“愛情的墳墓”，正是因為傳統上對“妻子”和“丈夫”的角色定位——或者更深一點來說，這種角色定位所反映出來的對婚姻和家庭的觀念。
在這種觀念裡，婚姻首先並不是兩個人的一段情感關係，而是兩個人合作完成的一個“項目”。這個項目的目標是生兒育女，繁衍後代，夫妻各司其職，為後代提供自己的一份貢獻。
在這種觀念之下，婚姻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是一場交易。我們現在經常討論的“物質的”、“現實的”擇偶觀，就是一個很好的體現。或者也有可能一段婚姻本來是以愛情為基礎而締結的，但走入婚姻之後，事情就發生了變化。男人開始挑剔女人不懂持家、不夠賢惠，女人開始嫌棄男人不會賺錢、不夠上進。
人們常說是生活的“柴米油鹽”消耗了愛情，似乎這是可悲可嘆卻不可避免的現實。我卻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家在婚姻中將彼此都工具化了。在婚姻中，自己和對方都成為了“角色”，不再將彼此看做純粹的“人”。
相應的，在我們的文化中，一個人只要扮演好了這樣的“角色”或“工具”，就是一個好妻子/好丈夫了。因此，有了相夫教子、勤儉持家的“賢妻”，丈夫就該知足；而如果丈夫能夠賺錢養家，對妻子有起碼的尊重，妻子也就該“安守本分”，不要有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至於兩人之間在情感和精神上是否能有真正緊密、深層而有意義的連結，並不在人們考慮的範圍之內。
從這個意義上說，婚姻是一場極具表演性的儀式，而愛情則必須是真實的心靈的碰撞和連結。如果愛情走入這樣一場表演的儀式，確實無異於走入了冰冷的墳墓。
說到這裡，這一切看起來都仍然是對兩性同等作用的，但要破解這個問題，卻不能不看到兩性之間的不平等。想要擁有真正的親密關係，婚姻就不能只是一場表演，而必須是真實靈魂的碰撞。這需要我們永遠是鮮活而真實的“人”。而作為“人”的鮮活和真實，我們就必須是獨立而自由的。但如果我們的性別角色不改變的話，就永遠都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的文化對女性的教養，從小就不是以一個獨立、自主、自由的靈魂為導向的。恰恰相反，我們在她身上加上諸多的桎梏，打壓她自我的發展和她對自主的追求。自主的精神在男性身上更容易得到鼓勵，而女性則被教導扮演從屬和服務性質的角色。
這一點，在我們對“妻子”角色的要求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傳統的所謂“賢妻良母”，她的自我的面目是模糊的，她是以“妻”和“母”這樣的角色身份得到定義的，“賢妻良母”A 和“賢妻良母”B 並沒有什麼差異。她本身的個性，她的喜好，她的需要……這一切都不重要。不僅她的職責是為妻為母，甚至她對生活的憧憬都只能圍繞著這角色的定位而展開。
如果女性無法形成獨立的自我，能夠有自己的思想並忠於自己內心的情感和感受，那麼與之“交談”和“溝通”自然成為不可能。
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下，“頭腦簡單”和“不講道理”其實不惟是給女性貼上的貶低性標籤，甚至可以說是對她的期待，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為很多女性的自我定位。再加上社會文化賦予夫妻雙方的職責分工，將“妻子”這個角色囿於家庭的狹窄空間內，在不同程度上切斷她與世界的聯繫，從而也影響到她在現實層面的成就和在精神層面對世界的理解。
由於這種種原因，“丈夫”並沒有將“妻子”當作一個平等的“人”來交往。他待她的態度，與他待自己視為“朋友”的人有根本上的不同。李尋歡這個華語大眾文化里耳熟能詳的角色，正好詮釋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觀念。
真正的“親密”，必然要以兩個獨立的靈魂為基礎。他們彼此欣賞，彼此分享，支持彼此去追求自己理想的人生，並在這路上結伴同行，共同成長，共同探索和經驗生命中美妙的未知。
他們也必然是自由的，因為這樣的關係從根本上不同於共生的依賴和糾結的索取，他們可以建立起深層的連結和親密，卻不會消融在這連結中。這樣的關係，不僅可以讓人覺得溫暖、滋養和幸福，更可以讓兩個人在連結中，更充分地經驗生命，併成為更好的自己。
我想可能很多人會說：你這想法太不現實了。可是，列儂曾經唱道：“You may say I’m a dreamer,but I’m not the only one.”無可否認的是，每個人都渴望與他人建立真正親密的連結，都渴望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理解、分享與共鳴。
我想我們或許可以試著聽從一下這些渴望，試著跳出“角色”，成為“人”——不是活在性別角色的束縛裡，活在“妻子”或“丈夫”的工具化分工裡，而是作為完整的“人”而存在，做一個獨立而平等的“人”，成就彼此、尊重彼此。
每個人都幻想一帆風順的感情，但感情總有各種溝溝坎坎。曾經被他溫柔呵護，捧在手心，寵成公主；如今他卻狠心離去，獨留你一人寂寞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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