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大力，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特聘兼職教授。主要專業方向為蒙元史、中國邊疆史地。畢業於昆明師範學院史地系、南京大學研究生院，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博士學位。1987至1991年任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1993至1995年、2005年分別在哈佛-燕京學社與哈佛大學、慶應大學作訪問學者。先後發表論文及學術評論數十篇，部分結集為《北方民族史十論》、《讀史的智慧》出版。曾參與《元朝史》（韓儒林主編）、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中古時代·元時期”（陳得芝主編）等斷代史著作的編撰。
1379年（明洪武12年）秋冬之際，悄然隱居在江西進賢某鄉村中的伯顏子中，忽然受到來自縣衙門的傳喚。找上門來的本縣衙役身後，還緊隨著一名受當日主政江西全省的南昌布政使沈立本派遣、專程前來找尋他的公差。臨行前，沈立本曾叮囑公差說：“倘若帶不回伯顏子中，你也不要再來見我”。所以那人不敢怠慢，從縣城一路跟到北山腳下的子中居所。
乍看起來，這還真像是一件大好事。原來太祖皇帝朱元璋新近君臨天下，亟需能幫他治理國家的各色人才，所以下詔“搜求博學老成之士”。詔書遞到江西，沈立本便決意把這個在元朝曾“四領鄉薦”（即四次通過省級“鄉試”、獲得進京參加全國性“會試”的功名）的色目書生列入他的舉薦名單。村裡人圍在伯顏子中三間簡陋的竹屋外面交頭接耳，都打心眼裡為他高興：這個“晨饘暮粥”、窮困孤獨的老頭，如今總算熬出了一個模樣來！
但是，面對“上面來人”軟言細語、卻又斬釘截鐵的邀約，伯顏子中的心裡充滿了懊傷。他懊悔自己選錯了隱身埋名的地方。他本不是漢人，祖上來自西域，是作為由蒙古人調發到中原漢地的遠征軍而被集體遷徙到華北的。自從蒙古征服南宋疆土以來，他的祖父和父親兩代駐守江西，死後便落葬在“彭蠡（即今鄱陽湖）之濱”。我們不清楚，他的父祖輩究竟受到過多少漢文化的影響，至少伯顏子中的漢化程度是很高的。他曾從名儒專門研習
《春秋》。儘管未能成為進士，但四次取得會試候選人的身份，可見他出入場闈頗似輕車熟路。他與不少江西名進士、地方名儒交遊甚歡，並擔任過本省建昌路的儒學教授，那職位大略相當於今日一箇中小型地級市的教育局長。顯然是出於儒家的“孝悌”觀念，子中才會挑選位於鄱陽湖南端的進賢北山作為自己的隱居地；因為那裡很接近他先祖先父的墓地，可以便於他按時祭拜。然而現在他卻發現自己有一點失算。當日的進賢縣境西面緊靠附廓南昌府的南昌縣。而從北山去到省府，若按那時候志書上的說法，總共不過八十里路。它太接近一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有關自己的近日訊息，才會這等容易地被有心人所偵知。這世上有過多少人，積慮苦心要擺出一副自甘淡泊的隱居派勢，其實就盼著聲名外傳，好讓朝廷來徵召？伯顏子中和這些人不一樣。那麼，對於自己被“省部級”的“獵頭”當作人才百般搜訪，他為什麼又如此不樂意呢？
大明一統兩京十三省圖
非蒙古族的“少數民族”為何在元代滅亡後自盡？
話還得從他在元朝末年的經歷說起。看來他的父親去世頗早，當他知人識事的年代，家道已經中落了。所以有關他的史料寫道：“家貧，養母至孝”，兄弟們想選擇讀書做官的道路。可他又沒有考取進士。幸而地方上了解他的學問人品均“非同時色目進士所敢望”，所以他還能從南昌東湖書院的院長做到一路的儒學教授。在當時這類職位是不折不扣的“冷官”，無權無勢，也無望升遷，還經常領不到那份微薄的薪金。但無論如何，他好歹算是做了元朝的官。
他的官運略通，那是元末農民大造反之後的事了。南方諸省大亂，官員死傷流離，開小差的人也日見其多。人不敷用，他倒有了用武之地。於是伯顏子中從地方大員的幕府官做起，曾帶兵抗擊陳友諒，事敗後逃到福建，在那裡效力，從福建浮海進京，終於獲得朝廷的授命。回到南方不久，他第二次赴京議事。這回又經過不止一次的遷調，他被委付了一個兵部侍郎（副首長）的官銜，與吏部長官一行到廣西視事。這夥人才翻山越嶺進入廣西，兩廣和福建全境已都為朱元璋所有。子中於是詭姓遁逃，旅食江湖，大概夥同一群朋友做過一陣子生意。最後他才潛返江西，想守著父母的墳了卻殘生。這時他已垂垂老矣。
伯顏子中不曾與朱明的大軍直接對抗過。他沒有“違逆本朝”一類的前科需要逃避，怕的偏偏就是明朝找他去做官！所以據說他時時“懷鴆自隨”。如果有人要強迫他加入明政府，在他看來那是逼迫他去做“非義”之事，他就只好以死作為回答。
所以現在真的到了他必須“以死答之”的時刻了！
我們不知道，那班恭順而蠻橫的差使是否曾允許伯顏子中單獨在自己家裡再逗留一兩天、甚至更久一些。我們也不知道，伯顏是否還有機會最後去拜望一次祖上的墳塋，或者只能如同資料所述，僅在家裡“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及昔時共事者”。我們能確切知道的只是，他留下了一組遺詩，總共七首，題為《七哀》。爾後，他飲下隨身攜帶將近十年的毒藥，自殺身亡。
假如不算如同雞肋骨的那個教授職位，伯顏子中只能說是在顛沛奔走的危難之中趕上了入前朝作官的末班車，一趟真正的末班車！他絲毫沒有享受到什麼榮華富貴，但他為此而毫無猶豫地付出的，卻是生命的代價。
伯顏是一個“色目人”。在元朝，這個詞指的，是出自西夏唐兀（又稱“党項”）族、畏兀兒（今譯維吾爾）族及其以西中亞各突厥部落和伊朗、阿拉伯地區的各種人們。他們被蒙古人看作自己統治華北和南宋舊土的可靠幫手。“色目人”雖還不能算是當時的“國族”或“國人”，那是專屬於蒙古人的一個分類範疇；但他們在元朝的政治和社會結構裡往往據有很高地位，足以傲視華北漢人，更凌駕於舊宋版圖內的“南人”之上。這麼說來，伯顏那麼堅決地拒絕明朝徵聘，有沒有一點族裔意識的芥蒂在他心中隱然發生著某種作用呢？
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一點沒有。
怪異的中國“民族主義”：為何最底層的漢人也為蒙元自殺
其實在元末明初，像伯顏這樣面朝故國而堅守著對於它的忠誠的人，形成了很可觀的一個人群。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都是漢人，不僅包括元代僅用於指稱北中國漢語人群的“漢人”，也包括南部中國說漢語的人們在內。在這個“元遺民”的群體中，至少與伯顏同等剛烈的人物並不難找。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或許應數鄭玉。
鄭玉是“南人”，屬於通常被視為具有“民族壓迫”色彩的元朝“四等人”制之中的最末一等。因為在儒士圈子裡有一點名氣，元朝曾“授以隆賜，命之顯秩”，但他固辭不出，因此從沒做過元朝的官。朱元璋的部下想強行錄用他。鄭玉自稱已“荷國厚恩”，不能再辜負元朝，先是不食七日，最終自縊而死。另一個叫王翰的元朝唐兀族高官，元亡後在山中藏身十年之久，不幸還是被明太祖尋獲，逼他出來供職。
他只好把兒子託付相知，以自裁明志，死時才46歲。也有一些人的命運比鄭玉、王翰好。“元遺民”裡最著名的三個人，楊維楨、沈夢麟和藤克恭，被明人合稱為“國初三遺老”。其中名聲最大的，自然是當日南國詩壇領袖、“文妖”楊維楨。他可以赴金陵幫建國不久的明政府修定禮法，但絕口不提作官的事。他曾寫過一篇詩歌，題為《老客婦謠》，以一個客居異鄉、“行將就木”的老婦不願再嫁自況，曲折地表白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跡。忌恨他的人把這首詩拿給朱元璋看，想借刀殺人。朱元璋確實曾以“不為君用”的罪名殺過人。他對發家之初江南地主文人寧肯投靠張士誠，也不願追隨他，一向心存舊恨；所以得天下後便報復性地對江南科以重賦。但這回他卻沒有怎麼惱怒，嘟噥了一句“老蠻子只欲成其名爾”，便將此事輕輕放過。剩下的那兩人，一個參加過編寫官修《元史》，一個當科舉主考官，主持過五次省試、一次會試。他們都以高年壽終正寢，
始終沒有接受過明朝的官職。（下邊是我們建立的愛新覺羅研究群，每日更新，隨時提供最新的滿族和愛新覺羅研究有關的信息，給共同愛好者提供交流平臺。原定價10元，現在特價優惠，截至到2019年9月底前只需要1元就可以入群，永久有效，也就相當是給打個賞。）
對“遺民”的道德約束意識，不僅存在於須切身面對此種約束的那一小群當事者中間；在元明之際，它甚至已泛化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社會預期。明朝的“開國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受子孫犯罪牽連，被流放四川，客死途中。當時盛傳的一則小道消息說，宋濂對自己一生謹慎、卻屢遭命運顛簸很是想不通。借宿在夔州一個寺廟裡，他向寺內的老和尚提出這個問題。據說老和尚問他：在前朝作過官嗎？宋濂回答：曾擔任過翰林國史院編修一職。老和尚聽完未發一言。宋濂覺悟過來，當夜便吊死在寺院客房之中。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大可懷疑。雖然後來確曾有人（例如談遷）斷言宋濂曾作過元朝的翰林國史編修，但大多數人認為，真實情況應該是：元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至於固辭的原因，是“親老不敢遠違”。宋濂自己也明確聲言過：“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上述傳言竟說他自己也承認作過元朝的官，更不會是事實。然而，傳聞之辭的不實之處，從另一個角度來索解，反而更加顯示出它的彌足珍貴。因為從中反映的，正是人們對於事情本應當如何發生的一種廣泛見解。在對降臣（儘管宋濂其實不是降臣）結局的大眾想象裡，我們很容易體察到明初人在對遺民行為預期方面的共識。
元亡明興，結束異族統治，為何沒有“民族大義”頌歌？
以上討論或可表明，伯顏子中乃至王翰的以身殉義，全然出自當時流行的儒家“遺民”觀念，而與其特定族裔立場無涉。在此種意義上，兩人誠為“元西域人華化考”的絕好個例。不過，早已浸染了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思潮的現代人，則又可能從元代遺民的事蹟中讀出別一種怪異的感覺。其實錢穆很早就從另一個角度接觸到同樣的問題。在他看來，元亡明興，遠非一般意義上改朝換代式的政權轉換可比，而是結束異族統治、“華夏重光”的“大關節”。可是，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裡，他非常失望地指出，當時人們多“僅言開國，不及攘夷”，“心中筆下無華夷之別”。他因此責怪詩文作者們的精神未免委瑣。那麼，在元遺民的精神世界裡，是否也缺少了那麼一點類似的“民族大義”呢？
錢穆確實目光如炬。他已很真確地感受到古今人思想裡的一個重大差別。可惜他多帶了一點“以今諷古”的偏見，未能進而追究那差別中的所以然。事實上，為人之臣“不仕二朝”的原則，自宋代起逐漸演變為具有社會共識性格的道德教條與約束。元遺民的精神，可以說與宋遺民精神一脈相承。其中的確不包含任何族裔意義上“民族大義”的意識。現在，讓我們再舉兩個在宋元鼎革之際想做遺民、因為做不成而變成烈士的著名人物，來說明這一點。這兩個人，謝枋得和文天祥，既是同榜進士，又是在南宋最後階段的抗元戰爭中曾並肩作過戰的志士同仁。
謝枋得在宋亡後流落福建，屢次受元朝徵召，堅決不肯出仕。他回答邀他出來做官的元朝大吏說：“大元治世，民物一新；宋室舊臣，只欠一死”。這個答覆十分明確地表達了身為前朝遺民所應當持守的基本立場：它不需要你時不時地挺直脖子向那個新王朝吐唾沫，罵它是“偽政權”，更不要求你投身於推翻現政府的地下活動；你滿可以坦率地承認新朝的合法性，只要你不到這個新政府裡去做官就行了；而且
遺民的身份及身而止，無需世代相襲。謝枋得東躲西藏，就為做一個安穩的遺民。但元朝的福建地方當局強逼他進京。他被迫面對或仕或死的抉擇，於是在京師的一個廟裡絕食身死。這時離開宋朝滅亡，已有十多年之久。尷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肯做官的活下去，不肯做官就得死”，這也是文天祥面臨的考驗。最後一次被元軍俘獲前，他匆忙吞下一直帶在身邊的毒藥“腦子”（即冰片），又喝了一肚皮水，指望儘快讓毒發全身。不料那水不乾淨，弄得他嚴重腹瀉，竟把服下去的毒也一起排出來了。在被凱旋還師的元軍從廣東北解的陸路上，他開始絕食，計劃著餓到江西正好餓死，可以落個“首丘”故鄉的結局。可是他算錯了時日，早已走過江西，居然還沒有餓死。到達大都（今北京）後，面對一輪又一輪的勸降，他沒有改變過早先立定的志向。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刀鋸在前”，“應含笑入地耳”！文天祥最終履行了自己的莊重承諾。這些都是我們很熟悉的故事。
他的行跡中，也還有一些細節尚未引起今人的足夠思考。他的弟弟文璧曾為南宋守惠州，後降元，改仕新朝。文天祥沒有責怪文璧。他在囑咐幼弟以隱居安度一生的信裡說：
“我以忠死，仲（指二弟文璧）以孝仕，季（指幼弟）也其隱。……使千載之下，以是稱吾三人”。
他理解文璧為奉養老母而入元為官的行為。所以在大都囚所與文璧見面後。他曾寫詩說：
“弟兄一囚一騎馬，同父同母不同天”。
這裡也沒有責備文璧的意思。詩的最後一聯有“三仁生死各有意”之語。弟兄三人雖有不同選擇，在他看來適足與殷末的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位仁人相比肩。他的見解反映出儒家在忠與孝、忠與恕這樣兩對張力之間尋求平衡的掙扎。
與當下討論更密切相關的是，文天祥雖已作好必死準備，但只要外部條件允許，他並不完全排除自己選擇活下去的可能性。被囚大都將近四年，當時即有人對他“所以久不死者”發生疑惑。在答覆王積翁的勸降時，文天祥十分明確地表示：
“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
此話大意是：如果承蒙寬大將我釋放，不要我做官，使我能以道家者流的身份迴歸故鄉，今後要我作為方外之士給這個國家出出主意，自然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元政府最後提供的，仍然只是做官或死亡兩種選擇。他勇敢地選擇了後者。
我們絲毫沒有想在文天祥臉上抹黑的意思。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道德英雄之一。他做到了那個時代所曾要求他做的一切。我們只是想對他以及宋、元遺民們所持守的遺民立場，作出最切合於其本人和那個時代其他人們所理解的界定。其中沒有與新王朝勢不兩立的政治態度，更不含有從統治高層族裔成分與來源的角度去考量新王朝的那種“民族大義”。
不要幻想歷史上的人或事可以直接為回答現實問題提供什麼答案或“教訓”。但多一點“原始察終”的歷史眼光，終究會使我們對當下的認識變得聰明一點。元遺民的事蹟提醒我們，為今日人們熟捻於心、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意念，不是歷史上一向就存在的東西。再往深一點想，民族主義本身，自它從近代西歐產生之後，也經歷了重大的變化。
如果說瑪志尼以後，各民族獨立建國逐漸成為民族主義的核心口號，那麼這只是民族主義在從其原生地向世界其它地區傳播過程中發生變異的結果。21世紀全球人類所面對的嚴峻事實業已表明，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它不但應當重新飈揚民族主義的原本形態對主權在民和疆界內全體人民政治平等的基本訴求，而且要以最大的熱情去擁抱政治民主化平臺上的多民族國家觀念。真的，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永恆的或能夠一成不變地被人們固守的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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