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在战斗中，美军抓获了战争中的第一个战俘—日本海军少尉酒卷和男。

这个因为昏迷被俘的日本军官让美国人大为头疼。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唯独对活着没有兴趣，总是要求美国人给他剖腹自杀的荣誉。

这个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就在审问他的美军如是思索时，战场上的日军让美军认识到酒卷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普通日本人的一个典型。

实际上，日本人自己也琢磨过这个动不动就要剖腹自杀的习惯外国人可能不理解，于是在明治维新前刚开始和西方人接触的时候，曾经让武士表演过切腹—这当然是真的，目的是让外国人了解日本文化。

结果把外国人吓坏了，有位公使当场发了心脏病。外国人不明白这种残忍的事情怎么能和文化拉上关系，偏偏日本人认为这种“行为艺术”既恪守礼仪，又展现暴力，正是本国文明的一部分。

就在美国看守面对酒卷和男及其他日本战俘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长着一双柔和大眼睛的女学者来到了关押酒卷和男的地方。

她对日本战俘的访问，成为一部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的基础，这部著作就是《菊与刀》。

写论文写出了世界名著

作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菊与刀》几乎在所有关于这个国度的书目中名列前茅。谈到对日本民族性的剖析，大概没有任何一本书的影响可以与其相比。

不过，《菊与刀》本身不是作为一本书诞生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率六艘航空母舰组成的庞大编队，穿越北太平洋的惊涛骇浪，突然袭击了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

美军在战争中发现日军的行为十分诡异，他们在战斗中顽抗到底，穷凶极恶，但一旦被抓住又会立即变得俯首帖耳，仿佛换了一个人。

日本人身上这种完全矛盾的性格让美国人摸不着头脑，他们从没见过如此特别的对手。

1943 年，美国战略情报局（OSS）设立了一个“敌国风俗研究”的科目，为专家提供经费，来分析日本人何以具有这样的性格。如此，打仗的时候才好知己知彼。

《菊与刀》的作者，文静而有些孤僻的女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 1945 年初被选中来负责上述项目，对于她能否取得成功，大多数同行并不乐观。这是因 为她此前从来没有到过日本，也基本没有接触过日本人，大家不相信她能在这种条件下有所成就。

有人甚至认为本尼迪克特进行这一研究的原因是手头拮据，看中了丰厚的科研经费。然而本尼迪克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她耐心走访战俘营中的日本俘虏，仔细聆听他们的心声，并广泛查找、分析能够掌握的资料，很快做出了成果。

美国人不是困惑日本人为何在被俘前后行为如此矛盾吗？本尼迪克特给出了答案：日军在战场上拼死作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意别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投降是一种无法面对的丢面子的羞耻事情，所以一旦被俘，无法做一名好兵的日本兵又会努力去做一名别人眼里的好战俘，以获得他人的认可，这样他就可以有面子地活下去，否则，他们认为自己连战俘都做不好，同样是羞耻的。

日本人关于“耻”的认识、极端在意他人评价的性格特征，正是后来《菊与刀》一书中的精彩篇章之一。理解了日本战俘的这种思维方式，困扰美军多年的问题便轻易有了答案。

写作《菊与刀》，于本尼迪克特而言，其目的并非着重于怎样击败日本，而在于揭示其民族性中纠结的善恶两面，最终促使日本为世界所理解，从而有助于在战后重建一个更多“善”而少“恶”的日本。

矛盾的日本人

那么，这本书主要讲了些什么呢？在本尼迪克特的笔下，首先充分地说明了日本人性格中矛盾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们可以是文化上最内向的小资，把茶道、花道、书道等优美的艺术形式发挥到极致。他们的和服绚丽多彩，他们能生产极为精美的瓷器，他们强调礼节和文明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是一个最为重视礼仪的国家。

另一方面，他们又残忍好杀，由日本人构成的法西斯军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凶残和缺乏军纪的部队，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国统计数据表明，日军在战场上因为杀人而患上精神病的比例几乎是当时世界各国军队中最低的。这显示他们对自己在战场上和战场外的残虐行为毫无心理负罪感，似乎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本尼迪克特把日本人这两种矛盾的性格，分别称为“菊”与“刀”。

她在书中表示，日本之所以形成“菊”的文化，其“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思想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一思想本尼迪克特没能从东方角度理解，如果是中国人，便会发现这本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儒家思想的精髓，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示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位置上恪尽职守，扮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这一观点在日本被广为接受，日本人把“在自己的位置上恪尽职守”加以发扬，变成了“把自己负责（或钻研）的事情做到极致”。于是，无论花道还是茶道，日本人都会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认真加以完善。

在社会上，这种精神则造就了一个“匠人”的国度，让日本的产品总是能在质量和细微的设计上具有独到之处。

可惜，这种个性的发扬通常只限于文化领域和艺术领域，在政治等现实生活相关的领域，“刀”文化体现得更加充分。

日本的“刀”文化强调等级、残忍和暴力。关于沾满了血腥的“刀”文化，本尼迪克特独辟蹊径，没有从武士道等表面现象开始解析，而是分析了日本与太平洋各岛国的文化异同。

读过《菊与刀》，我们会认识到日本文化中残忍、凶狠的一面与它所在的海洋文化圈颇有关系。

海洋文化是船上人的文化。当一条船出海的时候，船长的权威是不容动摇的，因此日本文化中有推崇盲从而不主张自我思索的一面，这成为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横行而人们大多随波逐流的原因之一。

而日本古代糟糕的造船技术又迫使每一个船员不得不在海上忍受长时间的艰苦生活。压抑的环境和强烈的内部等级制度，使其将情绪宣泄的对象转向外在—经过长期苦航之后，一旦登岸，日本船员常常会自动变成倭寇，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回家后依然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当一名船员患病时，为了保障全体的安全，对其进行治疗可能远不如将其抛入大海更为合理。

于是，尊重强者而不同情弱者的精神便成为日本“刀”文化的核心。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在儿时就已经注定。她认为，日本人儿时的生活没有规范，没有羞耻心，是一个可以回味的“真实的天堂”，也是孕育其“菊”文化的梦想基础。

但上学后立刻受到严格的规范和自我约束，且必须“取得伙伴的认可”，压抑造就极端，“他们的性格十分危险。如果可能，就会向对手发泄；如不可能，就向自己发泄”。

《菊与刀》用科学的方法描绘出典型的日本人形象：日本人身处严格的等级制之中，承担“义务”，完成“道义”，维护“名分”，“集团主义”倾向明显。

制约日本人行为的道德藩篱是别人的目光，也就是“耻”。尽管本尼迪克特没有说，但在她的笔下，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几乎都有着克隆人一般的相似。

“东京纸贵”的《菊与刀》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鹤音”一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帷幕。

此时，《菊与刀》一书仍在襁褓之中，直到第二年才正式付梓。因此，这部作品并没有为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战提供参考。

但是，这本书却很快在日本风靡起来。日本的各个阶层纷纷解囊，以一睹这本描述自己的奇书为快。所谓“洛阳纸贵”，在日本一变而为“东京纸贵”了。

对《菊与刀》的热切，其实本身就反映了日本人身上“菊与刀”的性格——正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给了美国，崇拜强者的日本人立即把本尼迪克特这位美国学者的作品当作金玉之言，力求一睹为快，想知道自己到底输在哪里。

日本战败后，一直在试图反省失败的原因。这期间，也曾经有一位中国人分析其战败原因的书深受瞩目，这便是1945 年年底日本的曙出版社发行的《悲剧的日本》，这本书是以中国军事家蒋百里的作品《一个外国人眼里的日本人》为本，由山口晴康翻译成日文后改名完成的。

1938 年去世的蒋百里在书中已经预言了日本的失败，并深入地分析了日本战前政治经历的三个阶段——元老操纵期、贵族院操纵期和青年将校操纵期，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解析了日本失败的因果。从专业角度而言，蒋百里的书更加准确，且在细节上较为真实。

但是，《菊与刀》出版后，很快成为日本人研究战败问题的主流作品。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日本在战后为美国占领，亲美、恐美情绪严重，因此对于美国人的学说和作品有着天然的崇拜；第二，蒋百里的作品虽然精准，毕竟仍然是在东方文化圈内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分析，而本尼迪克特则跳出这一现成视角，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角度对日本做出了审视。

不管她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这种新颖的视角让日本能够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

《菊与刀》与其说是留下了一个结论，不如说是留下了一个方法。能够从文化学角度分析一个民族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对其在世界所处地位的影响，这是一种颇有价值的新型研究方法。

日本在战后的成功崛起，很大程度上受《菊与刀》的影响。例如，日本的战后教育广泛提倡自由的方式，甚至反对在学校中鼓励竞争，造就了一批不再推崇“刀”文化并为之纠结的新日本人，成为战后日本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

看来，本尼迪克特和她的《菊与刀》在日本的影响仍然长盛不衰。作为一本了解日本的图书，虽然过了将近 60 年，也不能说是过时了。